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诚，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全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号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碍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很殷切地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下列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祛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的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于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的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必能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并且自信今后亦为能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具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至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的考虑。此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找沈钧儒等谈话，向他们作了解释。周恩来说：苏联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在西线打击希特勒德国，对援助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并诚恳地向他们指出，救国会朋友这样做，容易被国民党内的反苏分子所利用。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等当即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承认做事欠妥。只有章乃器不以为然。沈钧儒等想了一个主意，以需补充内容为由，把信从国民党宣传部要了回来，避免此信被国民党顽固派作为反苏的招牌。
王造时执笔的这封公开信无论是从外交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写得都是相当好的。信的开头高度赞扬了苏联政府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末尾又向斯大林致以革命敬礼。信真实地反映了救国会成员对《条约》的担忧，所以，站在中国人爱国立场上，对《条约》涉及的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绝对拥护”中国政府的立场；同时，公开信又充分考虑到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战的友好援助，体谅苏联政府的“一时的苦衷”，因此，语气温和，用词恳切，既没有出现“抗议”的字眼，也无过激的言辞，具有外交家的风范。然而，恰恰就是这封措词严谨的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周恩来的批评只是其中之一，更严重的是因为这封信导致了中共对王造时的误会，王造时被认为是一个“反共反苏”分子，因为公开信被看作是“一封给斯大林的抗议信”，“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呢？
首先，我们必须分析这封信写作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英美两国政府仍在执行绥靖政策，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默许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换取日军不南进；英国为了对付希特勒德国，正准备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本谋求妥协，以全力对付德国。国内，以亲日派首领、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帮凶；日本侵略军正调集重兵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对抗日动摇妥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关系处于抗战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危机之中。此时此刻，《条约》的签订无疑对国共关系是雪上加霜。它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条约》签订后，重庆反共宣传加强。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大作其反苏反共宣传，说中共非中国人”。救国会是中间势力的左翼，在这样的情形下，由王造时起草的且有救国会9名领导人签名的公开信不管出发点如何，都很容易为国民党顽固分子所利用，成为其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借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周恩来及南方局不愿看到的，也是主张抗日的中国人和国际友好人士不愿看到的。所以周恩来向救国会领导人指出了这封公开信可能导致的后果。尽管历史证明《条约》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只能这样说，也不得不这样说。他的意见得到了救国会人士的采纳。
再次，王造时在公开信发出的第二天就离开重庆回江西去了，不知道周恩来与沈钧儒等人的谈话内容，没有就此事进行解释。后来，偶尔听到一些有关这封信的不愉快传闻也没放在心上，终于导致了不良后果。公开信后，“反苏”成为王造时的一个“污点”，中共从此就不再信任他，并成为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很早就有过论述。1937年11月，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被迫参加统一战线的，他们既害怕战争对财产的损害，又害怕民众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随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的妥协投降倾向日益严重，争取各种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中共过去过于看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做得不够。所以，194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在向中间阶级发展统一战线方面做得不够，现在才逐渐了解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强调要加强这一工作。这次会议把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全局工作的战略地位确定下来，并突出地强调了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因为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力，对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按照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时期高度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量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统一共识，共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云集了许多民族资本家。
抗战爆发后，大批工厂内迁，加上重庆原有的工厂和新开设的工厂，到1945年底，大后方共有工厂5998家，其中仅重庆就有1649家，四川其他地方有1158家，其生产量约占工业总产值的80％。它们是战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是大后方物质供应的重要产地。也是抗日救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大有帮助的。”
周恩来及南方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周恩来针对有些人对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意义认识不足的问题，结合中国抗战的实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说，不能因为十月革命对资本家的态度，便把我国同沙俄等同起来。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资本家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本身还有侵略性，压迫别人，政治上，它们支持沙皇。反对革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沙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抗战的情况来看，对外，民族资产阶级拥护抗日，赞成团结抗战；对内，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赞同宪政运动。所以，“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一面就是我们同他们搞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革命斗争不仅仅在政治战场，经济战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重庆和大后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势力的重要部分，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重点。中共的政策和周恩来的分析统一了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认识，成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开展统战工作的思想基础。为统一领导，经周恩来提议。南方局设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任组长，专门负责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经济组开始时活动范围比较狭窄，工作对象只限于秘密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进步的经济学者。1942年秋，周恩来在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专门约许涤新谈话，指出，要使经济组的工作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
（二）发动力量，合力做好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工作
第一，呼吁保护民族工商业，支持、鼓励民族资本家争取民主权利。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从一开始就处于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抗战爆发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以抗战为名，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实施了种种限制，进行经济掠夺。周恩来了解民族资本家的处境，注重利用舆论来为民族资产阶级呐喊助威。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担任着《新华日报》编辑，周恩来指示他要多采访报道工商界的消息，以便团结争取这些人士。他按照这一要求，先后采访结识了黄炎培、穆藕初、缪云台、吴蕴初、胡厥文、胡子昂等数十位有影响的工商业家，请他们在报纸上介绍企业情况，经常刊登他们的文章和谈话，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政策。《新华日报》对民族资本家开展的一些活动也尽量进行报道，如沿海内迁工厂首次举办元旦产品展览会，《新华日报》不仅作了报道，许涤新还撰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族产业问题》一文作为呼应。为发动新闻舆论支持民族资本家，周恩来还指示其它报刊的中央地下党员予以配合。周恩来、邓颖超曾向《大公报》的中共党员徐盈、子冈夫妇交待过这一任务。在中共党员记者的影响下，当年《大公报》的经济版面，以工商信息多、评论切中时弊颇受工商界欢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对工商界活动的报道宣传，为中共团结工商界人士起到了桥梁和媒介作用。
周恩来还通过参观、撰文、题词等形式，支持、鼓励民族资本家积极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1939年1月25日，国民参政会组织参政员视察沿海内迁工厂，周恩来随团参观。他先后参观了天原电化、渝鑫钢铁、申新纺织等内迁厂工地，并和企业主持人章剑慧等亲切会面。这是周恩来和后方工商界的最早接触，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黄炎培之约，在重庆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听众中有不少实业界人士。他指出，中国抗战必胜，希望工商界和全体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严厉谴责了官僚资本的腐败垄断。在此前后，他还撰写了《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七·七四周年》和《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等重要文章，呼吁“保护工商业的发展，扶助私人中小企业”，“反对官僚资本”。这些文章在大后方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周恩来先后三次为后方工业界题词。第一次是在1942年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举办的元旦产品展览会上，他和董必武等前去参观，并欣然题词：“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爱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致，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这段题词中。周恩来对中国工业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人民支持、厂家责任以及重工业的独特地位进行了精辟阐述，体现了对民族工业的原则态度。第二次是为渝鑫钢铁厂题词。1942年1月15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康心如等一同参观渝鑫钢铁厂，他挥笔写下：“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题词高度评价了包括渝鑫钢铁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为支援抗战和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对工商界有着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第三次题词是1944年在由中国工业协会等发起的“双十”国货展览会上，他为勉励民营工厂生产军工产品，题写了“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这句话。周恩来的这些演讲、文章、题词，都贯穿着中共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战的基本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