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陕北局部面临的军事环境也是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边区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但“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人数众多。是红军的主要对手。东北军是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主力，也是一支有着强烈抗日要求的部队。如何对待东北军的抗日要求，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苏区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林育英）、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确定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的作战力量”。在会上，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会议在25日通过了由洛甫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中国国内“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决议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还认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会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特别分析了在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强调指出，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当中依附英美的利益集团也是可能按照其主子的叱责声，“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至此，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一切抗日势力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就确立下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周恩来对瓦窑堡会议的精髓心领神会。1936年1月2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要求：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就应有共产党的领导存在；没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人也应当去发动和推动群众性的民族革命战争。共产党人要无孔不入地去发动和推动民族战争。
三、张学良：“现实使我感觉一切全不对头。”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二是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积极争取抗日的同盟者。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西北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直接的准备。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首先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东北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陕甘根据地“围剿”红军的主力。能否在东北军问题上取得突破，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为此，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和部署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东北军是北洋军阀的一支——奉系军阀张作霖统帅的部队，原称“奉军”。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成为东北军新的统帅。张学良为了“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张学良语），率东北军于12月29日宣誓易帜，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由此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也标志着蒋介石政权对全中国统治名义上的统一。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所属部队被改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出任总司令。1930年，因张学良派兵武力调停中原大战，被蒋介石提升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接管华北军政，取得冀、察、晋、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的实权，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成为位高权重的显赫人物。此时，年轻的张学良显然没有意识到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正在向他逼近。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然后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翌日即占领沈阳。短短几个月之内，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三千万同胞被迫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日本关东军是侵入中国的豺狼！现在，狼不仅强行进入我们的家门，还杀气腾腾向我们扑来。驻守关内关外、共有36万之众的东北军面对只有1万人的关东军这只越来越疯狂的“狼”，却表现得心慈手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沦为侵略军的乐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愚忠”说，有人认为，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盲目服从和对关东军防御的松懈导致了这一后果。一种是“保存实力说”，有学者认为，在中原大战后获得巨大利益的张学良，面临着是将军队撤回东北防御日本，还是留在关内保障这些利益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后者。登上权力高峰的张学良，在踌躇满志之后，过着追欢逐乐、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面临的是牺牲东北军保卫国家利益，还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保存东北军实力的重大抉择。身体、精神、意志的糟糕状况已使他丧失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已成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第一信念。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3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刘国华：《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但上述观点似乎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张学良本人对日本人行为的错误判断。这一判断不是我们以往所说的他对国际联盟的错误判断，而是指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错误判断。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曾多次在东北及东北边境制造事端。如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企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蒋介石政府和张学良本人始终把这些事端当做局部的冲突来处理。把事端的出现当作日本关东军内部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与日本政府没有关系。因此，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兴起大的战争……总结这次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从张学良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了解日本人的图谋，九一八事变有可能酿成“大的战争”，但还是局部事件，不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关东军的行为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约束。因此，不希望事态扩大，殃及全国。他仍然希望继续采取忍让的办法，以求得事态的平息。在事变过去50年后，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剖析了他当时的想法：“当时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九一八事变——引者），因为他这样做违犯了国际公约，惹起了国际问题。”“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出面干涉关东军的行动，国际联盟向日本施压，重演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中国因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3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7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周毅、苑红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155页，香港（中国）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年出版。让的辽东半岛的旧梦，等等，都没有出现。日本关东军对东北的步步紧逼以及国际联盟的偏袒，使张学良原先的期待成了黄粱美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指令下达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盲目服从的“愚忠”；也有不愿拿东北军作牺牲品的小算盘，还有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图谋的判断失误而希望求得不扩大九一八事变的错误处置。张学良的错误认识和小算盘在前，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后，其与张学良处置日本人挑起事端的想法不谋而合，最后导致了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也是张学良本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不进行抵抗的结果，是让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政治上张学良相对独立、雄霸一方的局面不复存在，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还有许多事情也是他没有想到的：个人家产损失惨重，东北军几万兵力溃散，地盘的丧失导致入关的东北军的军饷只能依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更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他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成为其个人历史上耻辱的一页。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置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张学良自言：“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丢失东北自然得付出代价，他请求辞去陆海空副总司令一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爽快，立即照准，改任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月初，日军进攻山海关，热河危急。已经背负丢失东北之责的张学良不愿再背骂名，积极准备抵抗。哪知道，蒋介石国民政府表面上积极，实际却敷衍了事，结果所谓的热河抗战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孤立无援的东北军再次大败，热河全省沦陷。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又一次受到一致谴责。他只得再次请辞。
热河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欲一洗“不抵抗将军”骂名的重大努力，他想与日军决一死战，守住热河，保住河北。然而，良好的愿望与实际的结果再一次背道而驰。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不得不自请辞职。客观地讲，热河抗战的失利，责任不全在张学良。他主动请辞还有一层含义：寄希望于蒋介石的挽留，以便重整旗鼓，率部反击日军。发出请辞电后，他还对身边的人讲：“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精锐的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可是，张学良斗不过精明的蒋介石。后者没有满足张学良的愿望。在张学良发出正式辞职通电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呈请辞职，应即准免职；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权。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张学良从声名显赫的陆海空副总司令一下子降为普通老百姓，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现系平民了”。张学良的职位的急剧变化开创了一个先例：“拥众十数万之大军领袖，经保定车中一席谈，居然放下兵权，自请摆脱，又不可谓非中国军界之一创例也。”1933年4月，下野的张学良一行赴欧洲考察。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英国、德国、芬兰，历时7个月。在欧洲，张学良戒掉了鸦片烟瘾，却在政治上染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毒素，崇拜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回国后，张学良决心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他认为，中国事情搞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政出多门。全国要不愿做亡国奴，就要大彻大悟，拥护一个领袖，并在公开场合宣传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身边的将校大谈法西斯主义的好处，认为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意大利是“中国可效法的榜样。”法西斯主义成为以后他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的内容之一。
张学良毕竟是蒋介石可以反复使用的一枚棋子。他回国后不
天津《大公报》社评：《行矣张汉卿》1933年3月13日。
何柱国、刘海波：《西安事变内幕》，转引自《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466页。不久，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职务，走上了与红军直接对抗的前线。为了让东北军将士安心“剿匪”，他遵循蒋介石的说法，大谈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说什么：“中国破坏至此，‘赤匪’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共匪’这样破坏中国了。无论‘共匪’口头上是怎样说的，可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客观上都是在为帝国主义造机会，使帝国主义更能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们现在不能允许共产党这样为帝国主义造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剿匪’。”对于东北军将士中一些人不理解不打日本鬼子却打中国人的想法，张学良这样进行解释：“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先决的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的最重要工作，便是消灭赤匪。”张学良的这番训词，既是对蒋介石攻击共产党惯用语言的继承，也是与他崇拜法西斯主义、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