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采取了积极团结的方针。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中就指出。只有“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联盟”。“才能使全国人民与全国各党派最坚固的团结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办法。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明确提出了要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为团结中间党派倾注大量心血。上海失守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各中间党派领袖集中武汉，这为周恩来与他们交往提供了条件。周恩来经常请他们座谈、茶叙。向他们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的进展情况，介绍中共全面抗战方针，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开幕式前的一个月，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在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举行会谈，协调双方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行动。同一时期，周恩来、王明还同第三党（这时已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章伯钧、彭泽湘举行了两党会谈，商定要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周恩来还对救国会领导人默认蒋介石解散该组织的提议提出了批评。他说：“这等于接受了蒋介石取消救国会的意见，是错误的。救国会在群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抗战了，更需要它做很多的工作，应该是保留并且发展，不能相信蒋介石会真正开放民众运动。”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周恩来积极争取团结的对象。他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写入了有关协议。周恩来在庐山向蒋介石面交《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有关“建立国防经济”、“实现民生幸福”等内容，就体现出了他和中共中央的这一思想。随即，他在上海会见了潘汉年、刘晓等地下党领导人，指示他们“充分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上海的上层人士多为工商金融界人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深知：持久的抗战必须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工商业界人士参加。到达武汉后，他对发动、团结工商界人士投入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了在中央和长江局的会议上，对团结工商界人士的政策上继续作过一些阐述外，还与部分工商界人士直接会谈。他会见了章乃器、黄炎培、胡子昂等人，希望他们能“搞好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坚持抗战到底。”章乃器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后，从经费上给予了新四军不少资助。根据上海工商业者相对集中的特点，上海地下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募捐劳军、宣传鼓动等方面，充分调动工商业界的爱国热情。各界民众为新四军的募捐，相当款项就来自这些人士。周恩来在武汉还会见了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澜，希望他协助开展西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共御外侮。他指定周怡（八路军重庆通讯处负责人）和罗世文（中共驻四川省特派员）在张澜回川后同他保持联系。这些工作，逐步提高了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双方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另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主要是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众多国际人士、团体聚集武汉为周恩来与他们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中国政府、共产党和宋庆龄向世界人民发出的谴责日本侵华暴行、批评英美等国对日绥靖政策、支援中国抗战的呼吁，这一时期开始得到广泛的响应。当时最大的几个反侵略国际和平团体如“国际和平运动会”、“国际反侵略大会”、“国联同志会”、“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等，先后召开大会声援中国，开展特别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发动所属组织及请求各国政府采取抵制日货等一切有效措施制裁日本。
对中国抗日战争最珍贵的也是最实际的援助是，各国还对中国提供资金、物资和派遣各种军事、医疗、记者等人员到中国支持抗战。这些援助一般都集中到武汉或由武汉分配到其他各处。如苏联以政府名义派“苏联空军志愿队”直接参加武汉空战，战绩突出。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医疗队，印度国大党派遣的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都是由武汉转道华北八路军根据地的。“国联”为协助中国防疫也特派卫生专家穆塞教授、劳勃生博士、兰斯特将军等多人来到武汉，然后分三路分赴西北、华中、华南三地开展工作。武汉时期也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踊跃、最热烈的时期，是祖国人民与海外华侨最团结的时期。如，为支援祖国持久抗战，暹罗华侨在此期间曾组织两批义勇队共149人回国杀敌；菲律宾华侨组织青年战时服务团，马来亚华侨组织汽车工人服务队等回国参加抗战工作。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以支援祖国抗战名义举行筹赈大会，筹得30余万元，购买祖国急需的绷布供救难赈灾之用。与此同时，华侨在各所在国也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抗战活动。如1937年12月14日，中国留学生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新加坡，菲律宾马尼拉市，美国纽约州、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周恩来十分重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视其为巩固、发展统一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武汉时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开始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时期。还在山西前线时，周恩来就先后会见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英国《伦敦先驱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向他们说明加强中国军队、发展民众运动是华北抗战最要紧的事情。到武汉后，由于这里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既有常驻的各国使节和来自全球的外国记者，还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来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面。周恩来直接领导了长江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要求他们与在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性联系。凡是中共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都要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及时准确，往往比国民党通讯社提供的资料更受外国记者的重视；同在武汉的外国驻华机构建立联系。即使对国民党出面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周恩来也要求国际宣传组尽可能地参加接待。除了上述工作外，国际宣传组还翻译了大量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的战报，并最先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外散发。
周恩来亲自会见在汉的外国友好人士如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1938年2月和9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率领的援华医疗队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相继来到中国。周恩来会见了医疗队成员，并亲自派人护送白求恩去延安。这两支医疗队为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还热情支持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创办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并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卡尔将军的协助下，中共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由廖承志负责，以经营茶叶为掩护，负责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周恩来协助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拍片，可以说是典型地反映了他对争取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视程度。1938年4月，伊文思应宋庆龄邀请，到中国拍摄新闻记录片。伊文思到武汉后，周恩来曾到旅馆看望他。他拍摄过津浦战场的镜头后，希望去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活动场面，但国民党当局坚决不允许。为了弥补缺憾，周恩来作出安排，使他在武汉一所学校的教室里拍摄到了中共代表团活动的镜头。这些镜头成为后来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影片《四万万人》中的一部分，既宣传了中国抗战，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
武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初创阶段，反映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外事活动家的战略眼光，体现了他的卓越才能。这一时期的工作不仅对抗战中后期，而且对抗战胜利后我党外交工作的展开具有深远意义，也从此开始树立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外交家的形象。
中共代表团在武汉时期，正是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热情十分饱满的时期。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采取了开诚布公的方针，推动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转向进步，对于国民党当局提出的有利于抗战的措施，采取赞助支持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破坏两党关系、破坏抗战的行为提出批评和表示反对。两党保持了比较融洽的合作抗日关系。周恩来在武汉的时间虽然不长（1937年9月～1938年10月），但以他为核心全面进行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在巩固和扩大国内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争取国民党民主派和抗日将领，争取地方实力派，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中间党派，等等方面），而且在开辟中国共产党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