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沉重地转入黑暗……”
1939年冬天，全世界再次被战火吞没。英国一个默默无闻的音乐教师在纸上草草写下他苦恼的心情 ——他心中构思已久的清唱剧草稿。他崇拜的诗人艾略特已同意给这部清唱剧写词。但当他看到梯佩特写下的句子，吃惊地说：“这不已经合适了？”
主人公 ——我们时代的孩子——在整部清唱剧中没有提名字，现在人们也不再记得他。但是60年前在纳粹咄咄逼人吞食欧洲的年代，这是个人人闻之战栗的事件。
那是1938年，纳粹的排犹狂转入群体暴力。10月，波兰突然宣布在外侨民护照作废，必须于该月29日更新。德国抓住时机，于28日把居德的5万波兰籍犹太人全部以“无国籍”借口驱逐出境。波方则以护照失效为名，拒绝接受。当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妇孺，只能在寒风中露宿于德波边境的旷野中。
此时正在巴黎的17岁犹太少年赫谢尔·格林兹班(Hershel Grynszpan)接到母亲来信，详述了犹太人“无家可归”的惨景，一时悲从中来，忍无可忍，闯进德驻法使馆，没能找到大使，就开枪重伤了三秘冯·拉特，这个并非纳粹党人的外交人员第二天死在医院。消息传到德国，正在慕尼黑筹划的纳粹党魁放出全国党徒，“群情激奋”，整整一夜火焚砸抄凶殴，抓捕3万入集中营，蛮横残暴，一片恐怖。
格林兹班在枪击现场被法国警方逮捕。二战爆发后，法军撤出巴黎，却把他移交给德国人，此后，不知所终。
读到这个事件，这位音乐教师心里极为震动。他看到的不仅是鲁莽从事导致的悲剧，他看到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恶势力永久的需要：“替罪羊”。没有格林兹班事件，欧洲600万犹太人，还有另外1000万纳粹认为“不纯”的人，依然难逃希特勒的“最终解决”。只要人类尚未摆脱它的恶习——一批人对另一批人自以为理由十足的残害——就会需要煽动仇恨的“根据”。而更悲剧的是：总是那些具有道义勇气，却没有学会自存自保的青年，落入这个陷阱。难以克制的悲哀，使这位晚熟的音乐家，在炸弹的呼啸爆炸之中写出这部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
迈克尔·梯佩特(Michael Tippett，1905－1998)，英国当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今年1月去世。“我要让悲剧唱出声音来。”正是这个信念，使他名列于这个世纪最清醒的见证人和道义批判者。
清唱剧（Oratorio）这种曲式，原为演述宗教故事。巴哈的《圣马太之受难》是梯佩特无法不回顾的经典，但是在《我们时代的孩子》宏大的合唱中，也能听到别辽兹的《基督的童年》那种几乎透明的简约。而亨德尔《弥赛亚》的三乐章式递进，使梯佩特的这部作品能从叙事一步步退后，从更广的角度审视人类的悲剧。
但是梯佩特这部清唱剧最杰出之处，真正的大手笔，是采用了当时欧洲音乐界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他穿插使用了五首美国黑人的宗教民歌“灵曲”(Souls)。在为时一小时的音乐中，领唱与合唱队穿插呼应，个人的悲声与历史的无情对列展开，而灵曲成为漆黑一片的绝望之中救赎的嘹亮呼号。最后那首灵曲《深深的河》，辽阔深厚，把整部合唱推入使灵魂战栗的情感洪流之中。
梯佩特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终身坚守和平主义立场。二次大战爆发时他登记为“良心反战者”。英国政府规定，此类自动登记者，可以不参战，但是必须做医院清扫之类工作。梯佩特拒绝这种“间接惩罚”，对抗四年后，终于被审，判入狱三个月。悖论的是，当他作为罪人出狱后不久，《我们时代的孩子》在伦敦第一次公演，人类悲剧的哀诉，使饱受战难的听众感动至深，梯佩特也成为英国乐坛公认的大师。
自此后，半个世纪以来，此清唱剧在全世界盛演不衰。而演出成功的程度，几乎总是与听众受命运的折磨成正比。1946年此曲在被轰炸敉平的汉堡演出，全场听众泪如雨下；1947年在荷兰阿纳姆演出。二次大战时，为抢占此地河桥，盟军与本地居民都牺牲惨重。在尚待重建的废墟之城，台上台下情绪交织一片；1984年在东京演出，掌声雷动，指挥山口把梯佩特领上舞台谢幕时，满面是泪，原来他本人是广岛原爆的幸存者，只是当日去乡下访亲，才没有与全家死在一处；1985年在巴西演出，听众把主人公看成当时刚揭发出来的被迫为妓被虐杀的流浪儿童；1986年英国演出，感动的医生要求把剧词题献给被社会偏见隔绝的艾滋病人；而1981年在亚特兰大演出，梯佩特亲自指挥，听众中的黑人立即听出了其中的灵曲，而且听出此曲是在描述南方黑人的世代苦难，演出自发地变成了全场激动的合唱：“下山吧，摩西！”
20世纪，被历史学家霍斯鲍姆眼光极准地命名为“极端世纪”，充满了各种历史最高的杀人记录：走极端的所谓“主义”，毫无良心顾忌地灭绝“某一种人”，而这些屠夫总能找到替罪羊作为行凶“根据”。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罗·普林其普（Gavrilo Princip)推开萨拉热窝的警察，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这个农家子，民族压迫使他忍无可忍，他的手点燃了全欧洲的血腥暴戾。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这是历史不可避免的破裂，没有这个少年仇恨的手指，历史或许不会从那一点裂开而已。
这些脸色苍白，被激情燎烧得身心干枯的少年，20世纪的这些孩子，只是不幸落入了历史的巨大悲剧之中。梯佩特为他们的悲剧呼号，他并不责怪这些孩子，他们的“极端行为”，是人类大规模恶行预行设置的陷阱。以善抗恶，无异纵容，但是猖獗的恶魔早就狞笑地等着某个人来以恶抗恶，全套宣传机器就可启动。
我们能指责这些孩子不够耐心？不够睿智？在邪恶的风暴袭来时，孤立无助的个人，被社会抛弃在外，他们只能听见自己的血液沸腾的声音。如果他是个少年，一个自我保护能力弱而道义感强的人，他的悲惨命运几乎无可避免。
我们时代的中国孩子，难道还少吗？遇罗克尝试用论争、用参与，抵抗正在使用一切暴力，并且有无数信徒赞美着暴力的大罪恶。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被卑劣而胆怯地枪杀在刑场。后来又有一些少年用愤怒、用对抗，来抗击罪恶，固然他们的做法并不明智，明智了他们就不再是孩子。我们看到他们苍白的脸消失在黑暗之中。一时间，他们似乎真的被忘却了，历史的一页似乎真的被合拢了。
梯佩特不同意，他用音乐召唤他们的灵魂。
“我的孩子，我做了什么使你如此？”女声领唱代悔恨的母亲问。
儿子的回答却是：“渐渐地，渐渐地，我会放下重荷。”
合唱队问：“难道被抛弃者就不会有人为他们复仇？”
领唱者回答：“时间的子宫中会产生痊愈。”
这些使艾略特掷笔的词，似乎答非所问。我想，梯佩特是在说：只有人类的梦想，以及坚持这种梦想的顽强精神，能对抗历史不厌其烦重复的大罪恶。在劫固然难逃，业缘却来自我们每个人的累积。仇恨，作为一种危险的内心暗伤，终将渐渐与光明融合。用这种精神回顾，这些少年个人的悲剧，就渐渐不再是仇恨的一部分，而成为人类走出暴力迷宫的一个路标。
而沿着这一系列路标，最终——不管这最终在何年何月来到——人类将渡过深深的河，走出暴力与苦难的轮回。命定的悲剧会得到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