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桓公时代，南方强大的楚国和齐国几乎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而在以齐桓公为核心的霸政结束之后，在晋文公的霸政时代，每次发生在晋楚之间的战争，都是楚国首先挑起的，但都不是双方直接冲突的结果，楚国首先向中原联盟中的弱小国家发动战争，以此引起两大核心政治势力的最终的直接冲突。因此，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包含着若干复杂的国际外交方面的因素。
外交手段在春秋时代非常重要，在整个春秋时代，有一套以和平为目的国际秩序准则和价值原则。诸侯国之间的联盟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和从属关系。弱小国家从属大国是必然的，但是在相对公正合理的秩序之下，大国和小国之间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以及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各国在享有这种霸权政治带来的相对和平的政治空间的同时，也肩负维持和保护这种和平的军事武装责任。但是诸侯之间的结盟本身已经完全背离了周代封建制度的政治原则。
从中原的利益立场来讲，南方楚国属于外夷，同北方的戎狄一样，是时刻需要军事防御和对抗的对象。在整个春秋时代，准确地讲，内乱和外患都相对减少很多，也就是说，整个春秋时代，大规模的战争并不频繁。在旧有的封建政治制度形式之下，春秋时代的各国政权形式均是以贵族群居的诸侯国和在国之外的鄙地组成，相对而言，在鄙地居住和生活的鄙人承担军事事务很少。作为一种在那个时代高贵的行为和义务，军事活动一般都是由贵族来组织实施，这种军事义务被看做是一种尊严和荣耀。在管仲之后，才在政策上有了农民当兵的义务，但都是选取其中优秀的人才。但是这种情况在战国时代完全变化了。春秋时代的军队很讲究素质，选择战争统领指挥人员，对各方面的素质要求都很高。比如在晋楚城濮会战中，先轸被提选为元帅是“以上德”，也就是说因为品质高贵，当然，三军统帅的威望是很重要的。
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贵族之间的战争，一般来讲，战争是严格遵守程序进行的，敌方来攻打，一般都是围攻“国”，也就是说，在这种政权中心完全暴露的情况下，战争直接袭击的目标就是统治中心，而往往这种攻城实际上是一种强硬的外交手段，如果被围攻一方投降，即是军事行动根本上的成功，也就达到了国际外交中各个实力之间力量消长的真正目的。在春秋时代，各种外交活动非常频繁，国家之间的交流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规行为，并且诸侯之间的会议联络也很多，而这些国际之间的政治活动都是以（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王权合法存在为前提从春秋时代霸政之间的一次关键性战争城濮会战来看，春秋时代的战争已经非常重视战争的技巧，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已经显示出充分的智慧和手段，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原则下，春秋时代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相对文明的战争。
战国的扩张、征服与吞灭
国际格局严重变化，晋楚两国作为超级大国相继衰落，春秋时代不可避免地结束了。三家分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完全瓦解了晋国的霸权地位，中原核心权力由此崩溃，其次，卿大夫的相继篡权标志着贵族政治的逐渐衰败。由晋国分裂的韩赵魏三国均为晋国的士大夫阶层，现在已经是新国家的权利阶层了。南方新起的吴越政权征战不止，均欲相互除之而后快。吴越战争可以看做是战国式战争的开始。
所谓战国时代，就是国家之间由战争来支配一切政治活动的时代，日常的政治活动均以战争交涉为目的，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连绵不绝。从公元前359年到前268年，全部战争爆发次数为121次。显而易见，几乎每年都有战事。从此前来看，征战的结果大都是诸侯国的相继被兼并或吞没。周初，新封诸侯达130以上，在整个西周到春秋末期，真正能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的已经仅十多个。战国肇初，天下分为七家。当然，宋、卫以及中山等小国尚且存在，却毫无重要性可言，并且渐次消亡。
晋国三分的结果使韩赵魏作为各自独立的政权实体同时面临来自秦齐楚外包围的压力之中，其消极影响及其对此三国所造成的形势上的危机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从地理上和国力上均处于优势的魏国试图恢复晋国统一的局面，进而恢复晋国旧有的霸权地位。然而这种木已成舟的政治格局在齐国看来却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魏国屡次征战赵韩两国，均因遭到齐国的牵制而告失败，此间魏国与齐国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冲突，均以齐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不仅如此，西面的秦国也不愿意魏国恢复三晋的统一，梁惠王描述其处境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鉴于此种糟糕的局面，魏国终于在公元前334年与齐国达成和解，彼此承认合法的地位。
齐国与魏国之间两次战争取胜，加以齐宣王在位间国家势力日渐增强，不禁野心膨胀。与此同时，经历了卫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也虎视眈眈，面对割据混战的局面，旧秩序业已全面瓦解，作为秦相的卫鞅大力鼓吹军国主义，推行兵农一体的制度，为了根本上解决劳力问题，以利益诱惑三晋人民来从事农业活动，而秦境子民则全部从军，打算通过武力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秦国的军队治理采取赏罚并重的方式也利的诱惑和酷刑的威逼下，几乎全民卷入军事活动中，连年从事战争。卫鞅的变法获得重大成效之后，秦惠王重用张仪东向从事“连横”的外交活动以离间六国。张仪的外交活动相当成功，不但破坏了六国内部原有的团结，而且使其相互功伐，进行无谓的内耗。在张仪实施连横的外交政策时，秦国又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一方面为了强兵惠兵，一方面为了炫耀武力。但是这种过于频繁的军事活动风险很大，它很可能导致张仪连横的外交成果丧失，因此，公元前268年，范雎建议秦昭相王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此后，秦灭六国，基本采取这种蚕食的有效方式。
在此期间，六国之间尚且混战不止，原本尚可与秦国争霸的齐国，不断地南北侵袭燕、宋等邻国，引起六国内部的强烈不安和不满，公元前284年，六国内部的其他五国在燕国的联盟下伐齐，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事实上，鉴于当时严重的国际形势，各国军备已经相当普遍，在军事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即是赵国。赵国崛起的军事实力大大延缓了秦国东向统一中原的步伐。自赵武灵王起，赵国实施“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使得骑兵作为一种极为强大有效的兵种开始在中国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最终取代车兵。赵国强大的骑兵于公元前306年开始发挥重大作用，赵国的铁蹄先后开辟和建立了云中郡及雁门郡，并在公元前296年灭了中山国。赵惠文王时，赵国人才辈出，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赵奢等。
长平之战：战国的终结
长平之战从战略战术上并不是一次高明的战争，但是其所导致的历史性后果和其最终的残酷性足以让我们对其重新审查一番。
公元前262年，秦兵东向进攻韩国，攻陷野王城，野王降秦，韩国面临国土分裂的严重危机，韩国准备献出已经被切割出去的上党郡以换取和平，上党郡守冯亭却建议将上党献给赵国，以此利诱赵国参战援韩。韩王采纳了此条建议。赵孝成王接受了韩国的赠献。秦昭王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下令遣兵进军上党。
公元前260年，秦军进攻上党，守护上党的赵军兵力有限不能抵挡，因此退守长平等待援军。赵王获知汇报之后立刻派廉颇率军前往增援，此时长平一线秦军攻势凶猛，已经占领了赵军的西翼阵地。深谋远虑的老将廉颇决定等待秦军师老兵疲然后出击，但赵王以为廉颇畏惧秦军不敢出击，同时秦乘机派人在赵国散布谣言，说廉颇可能降秦，赵王于是召回廉颇，不顾多方反对，换上了著名的纸上谈兵的赵括。是年七月，赵括到达长平接任廉颇军事指挥权，立刻改变了原有的一切作战部署，并调换了大量军官。秦昭王同时偷偷换上白起为大将车。
长平战争非常简单，赵括轻率出击，秦军佯败，诱其深人，此后奇兵两路夹攻，骑兵切断了赵军与原有阵地的路线，赵括陷入包围，粮草断绝。近两月之后，赵国军队因为没有食物，相互残食，赵括试闸突围，被秦军射死。赵国军队四十五万人向秦军投降之后。泰军只放回了年龄小的二百四十人回国，四十五万人全被挟诈坑杀。这个结果对赵国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至此，东方六国唯一能对抗秦国的赵国军事实力严重削弱，更为重要的是赵国人在心理上所受到的严重打击。在此之前，赵国作为军事大国，常常是合纵的核心领导力量，赵国一落，秦国统一天下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同时，战国时代也因此宣告接近尾声。
之所以秦国于公元前221年才统一中国，是因为此后秦国内部的重大问题。长平之战后不久，白起因受猜忌而自杀，秦昭王之后的两位继承人均相对昏庸，羸政既位时才十三岁，政权又暂时落人母后及吕不韦手中，因此，向外扩张之事一直延沓。
事实上长平一战之后，五国势力并没有完全丧失，公元前257年，信陵君魏无忌曾成功地合纵而窃符救赵。廉颇之后的李牧依然能够有效地抗击强秦，但是大局已经无法挽回。至公元前246年，羸政开始亲理国政，并开始了对六国的最后攻灭：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赵，公元前221年灭齐，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由上述攻灭各国的时间来看，秦国的统一计划进展十分顺利，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可谓势如破竹。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即开始了一系列与此种政治制度相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废封分，建郡县，为了保持中央和地方之间畅通无阻而大修驰道，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统一思想和文字，然后构筑规模极其巨大的防御工事——长城。秦始皇的一统和中央集权政治设想和实践可谓气势恢弘，意义深远，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大的疆域内种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最终都指向大的融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统可以看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减少频繁混乱的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惨重损失，但事实上，新制度的实施并非容易的事情。秦统一以后，大量地消灭六国潜在可能的抵抗力量，悉收六国的兵器，“铸以金人十二”，并且把军事力量集中在对北方匈奴的防御上，按道理来讲，整个战国时代的残酷混战已经使人民对战争及其厌倦和反感，天下太平应该是众望所归，但事实上秦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四年，战争又开始了。
§§§第六节 楚汉战争：法则的重写
秦统一中国之后，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开始了，但是这种政治局面某种意义上遭到民间潜在旧意识的抵制。尽管我们说，长期的战争已经使天下人民疲惫不堪，厌战成为必然心理，但是在各国旧地，战国时期长期培养起来的国家主义的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并不能轻易消失。战争导致大量的能量消耗、物质财富以及有效劳动力的大量丧失，因此，除去对民众抵抗的充分警惕之外，秦朝的劳役更是十分繁重，刑法非常苛刻。秦朝统一以后，原有的征兵制度并不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现有的国家军队主要是秦国的旧民，承担对内镇压反抗和对外防御匈奴入侵的任务，另一些从军人员大都是一些无业流民、囚犯等等社会下流的人物，作战能力远远不如经过战争训练的旧秦军队。事实上在国内除秦国旧地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武装部署非常薄弱，军队武装的减少一方面是考虑到战争已经结束，天下已经统一，大量的军队存在并不十分必要，更主要的是需要将人力投入生产和建设。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以及矛盾处理方式客观上使秦朝的统治非常艰难，另一方面，在政权内部出现严重的问题，即赵高与李斯合谋，杀害了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政权实际上操作在宦官赵高手中。
鉴于各方面原因，秦朝短短的十几年里，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次规模极小的起义就引起了遍及全国的武装革命，无论是抱着复国还是抵抗的目的，至少在推翻秦朝统治方面，各个武装势力的目标是统一的。
引起亡秦战争爆发的原因非常偶然，公元前209年，由屯长陈胜带领的一群被征发去渔阳戍边的壮丁，在行进到大泽乡，因为遇到大雨而耽搁了时间，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规定的地点，按照当时的律法要被全部斩首，这个大约只有九百人的队伍在陈胜和吴广的带领下死里求生，发动起义，很快天下大乱。
我们应当注意到，早在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复杂，随着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化的衰落，社会成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简单的贵族和鄙人野氓构成的阶级巳经被打破，政治上，卿大夫政权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权，教育对象和方式的变化使文士和武士逐渐脱离贵族阶层，发展成一种民间的群体。这些已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当时丧失了贵族政治所给予的生存保障，不得不另求出路。于是，由文人充当的谋士说客在整个战国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传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保留了下来，并且进一步发扬光大。长期的战争导致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因此社会流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脱离了劳动又不从属于统治者的群体，一般来讲，这些人可以看成是流氓无产者。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灭秦的各种武装力量中，成分比较复杂，刚才说，陈胜所领导的起义者都是征发的壮丁，彭越起兵的时候领导着一帮强盗和流民等等，真正能够最终形成大气候的只有项羽所率领的部队和刘邦的武装力量，这两个人都来自楚国的旧地。
在秦朝，因为长期的变乱以及政治和社会道德崩溃，人们已经不再对贵族和权利阶层抱有一种神秘的认识，谁能武装获得政权，谁就可以统治别人，因此，陈胜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军多为楚国旧势力，其复国的企图显而易见，而刘邦的起义则非常具有戏剧性，起义前的刘邦是沛县秦泗水亭长，其随从起义的人基本是子弟以及一些地方杂流，其中有萧何、曹参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正是传统上的谋士的角色。刘邦被选为领袖的过程是这样的：
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日：“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日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康贵。”乃立为沛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