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认为是野蛮和文明始终在做较量。但是另一种解释我们似乎必须接受，在揭开了人类的若干遮羞布之后，我们悲哀地发现，即使神在，即使在神的严厉注视之下，人类也往往不可避免地要滑向使身心舒畅的动物性和兽性状态，人类自身涌动的生命激情无法长久地忍受单调和风平浪静的局面。人始终需要战栗和恐惧，另一种价值的诉求始终要求人这么做。“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其，雨雪菲菲。”在整个周封建时代，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像我们常说的生存夹缝一样，历史说周强大了，其实它依然被北方和南方的敌对势力不断地侵扰。人在大地的心脏上咆哮不安，而他胯下的马，天性就是奔跑。当周天子忙于应付北方的时候，南方开始动荡起来了，最终，南方的楚国在周王室的衰微中不可避免地强大起来了，事实上，在周公第二次实行封分的时候，楚人作为蛮夷毫不起眼，但是正像一切生命一样，它也在努力生长，南方是一块好地方，水阔鱼月巴，春作秋盈。
而封建制度和中央王权继续在动摇，此时，对王室颜面的维护已经完全依赖于诸侯的自觉而不是周中央政权的威慑。在有周及其前代，中土大地上的国家自然生长麦禾，可现在收割的时候到了。作为南方属国的楚毫不客气。历史显示，在西周的时候，昭王一再南征，最终死于滔滔江水。许多年之后，当齐桓公就此事向楚人发难时，楚人毫不买账，说：“昭王之不复，其间诸水滨。”到宣王时，周室暂时能够制约楚人，不过这样的局面殊为短暂。到周夷王时，楚人之君已毫不含糊地给自己加冕称王。而周天子只有望南兴叹，坐观楚人不断地扩张和吞并周邻弱小。周平王三十一年，楚武王即位，此后楚国不断向中原推进，至楚文王时，与郑国邻近的申国、邓国、息国已经尽收楚人囊中。于是楚人开始经略中原。
虽然有周以来，楚是属国，但是楚毕竟是异人，换句话说，如果周王朝不能将其拿下，他们就可以不遵守法则。但是中原并没有完全空虚，分权的制度开始显灵，齐国在中原以东做大。至齐桓公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原霸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霸主。霸政的出现正是封建之历史后果。霸政的本质是：霸主代替周天子，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权力中心。霸政的出现导致权利分配结构上的二元化，矛盾对立由原来的围绕王权转化为不断消长的霸权势力之间的斗争。霸政围绕王权之外的二级贵族而建立起来，它以政治和经济裁决上的本质独立和集中为依据。
霸政的政治思想基础建立在对封建王权制度的表面的延续之上，而其本质已经完全发生变化，在霸主的权力运作中，“尊王攘夷”成为维护霸权合法运行的政治旗帜和运作手段，其本质是在架空王权的基础上达到和王权在某种高度上的统一。
在王权式微的情况下，霸政的存在有效地克制了北狄和南蛮向中原的侵扰扩张，维持了中原的政治稳定：但是在霸政的演变过程中，旧有的政治制度却在根本地发生裂变，最终演化为建立在神圣诗学之上的绝对原则的彻底崩溃。众所周知，整个春秋时代，先后真正实观霸政统治和权利运行的是在封分的政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贵族，贵族作为中间力量而崛起，进而成为操纵和实践春秋战争历史的主体力量，其本质上的历史主体性决定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贵族之间战争。尽管这种战争在最初表现为保守的对现有秩序的维持，但是其性质却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演化成为激进的私人化的要求超越现状的历史诉求。
城濮之战、崤之战及吴越战争
按照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意见，任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对旧有秩序的反动，这种反动意识和精神诉求都建立在已经出现的各种新事物的客观基础之上。撇开历史在此发展阶段的某些维持性观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斗争同样也都是人的斗争。因此，春秋时代的战争同样可以理解为所有的权利集团相互之间控制和支配企图的白热化，是各个矛盾体之间不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
霸政时代以这样的表象形式来区别它与以往王权时代的不同，自西周以来，由周天子为核心的王权中央来号令天下诸侯，而在霸政时代，则由霸主取代周中央来号令诸侯。这种号令在政治形式上表现为建立以霸主为核心的诸侯同盟。同盟国在坐享加盟利益的同时承担诸多义务，最重要的是践行同盟之间的公约和出兵参战，参与同盟的统一军事行动。
以齐桓公为霸政核心的诸侯同盟最大的特点是：加盟的结果不是以武力来达到的，而是通过和平外交的手段。当然，这种和平外交的现实依据是齐国在综合实力上的显而易见的强大。
诸侯同盟立刻显示出了其生存竞争上的优势，这种由于结盟而构成的力量使楚人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于是，公元前656年，楚人要求并最终加盟齐桓公所领导的同盟政治集团，既“昭陵之盟”。楚人的加盟标志着中原内部与南方势力之间的敌对状态暂时告一段落。大约十余年之后，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世，中原联盟由于领导核心的缺失而不可避免地瓦解。试图借此称霸的宋襄公在与楚人的泓水之战中失败，由此，楚人的北进势不可挡，周王朝的湮灭只在朝暮之间。
晋国的适时强大制止了这一事态的严重发展。从渊源上来看，晋国是周王室的嫡亲，地理位置远离中原核心，发展空间很大，扩进可南可北，进退攻守自如。公元前636年，晋国公子重耳结束了自公元前656年以来长达十九年的异国流亡生涯，由秦穆公武力护送回国，开始接手政权，结束了自献公晚年造成的内乱。历史实践证明了晋文公重耳在政治上的非凡才能，他的开明政治使晋国在短短四年之内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晋楚争霸中处于主动和优势的地位。作为裙带联盟，晋文公不失时机地协助秦国向南发展，一方面引导秦国将扩张的野心转移并集中在向南的方向，另一方面又达到借助其力量制约楚人北进的目的。
晋国和楚国都在继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
公元前634年，楚国在外交上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折：其同盟国宋国竟然背叛楚国与晋国结好。宋国在襄公时始与楚国联盟，这个名义上的霸主实际上只作为附庸的角色属于这个结盟团体，如今叛楚而归晋，实际上显示了一种微妙的政治上的力量消长，其政治上的意义是：灭楚威风而长晋人之精神。于是楚国成王决定来年伐宋。如果说此前各个势力之间只以潜在的实力向挟制，而从此，则开始以实在的武力相攻伐，以战争为表征的连锁反应开始发生。
公元前633年冬，盟主楚成王亲率楚、陈、蔡、郑、许五国联盟军伐宋。宋国当然无法招架，向晋国求助，于是，晋国称霸的时机来了。鉴于相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晋国决定采取间接打击的策略：攻击邻近的作为楚国同盟的曹卫二国。这个主意是晋大夫狐偃出的。从战争的实践本身来讲，这是一个智慧的见解。一番热烈的民主论证和周密的部署之后，晋国三军于公元前636年正月开始出兵攻击曹、卫二国，卫国内部很快政变，晋军不攻而人卫。三日时间，晋军击垮顽抗的曹国。然而事情远出晋人所料，楚国对曹、卫的相继覆灭无动于衷，继续攻打宋国。宋国告急，此时，晋文公救援宋国的计划却没有得到同盟国的齐国和秦国的支持。
如何使齐国和秦国同意并参与战争呢？先轸决定使用若干外交手段。他建议宋国自己出面向齐秦求助，请其实施外交斡旋，并将晋国所获曹、卫二地赐予宋国，由此来刺激楚国。事实上在晋军破曹之后，楚成王即决定撤兵，不再与晋国争持进而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在楚成王回国之后，楚将子玉却坚持要战，并向成王请战，成王无奈，只好答应其要求并给予少量兵力上的援助。得到楚成王的允许之后，子玉立刻向晋文公提出条件，要求恢复曹、卫二国，作为交换，他可以撤解对宋国的围困。获知子玉意图之后，先轸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关系，指出：子玉的这一提议争取了国际外交上的极大主动而使晋国陷入被动，子玉通过自己的这一提议，可以使三个国家都受到好处，而晋国如果拒绝接受这一提议，则恰好陷入圈套，但是这个圈套并不好脱离，如果不答应子玉的要求，等于放弃援救宋国，既然兴师动众来援救宋国而就此放弃，则对晋国的国际影响损害极大。如果就此与楚国开战，则结果是，“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因此，先轸建议，在各方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直接让曹、卫复国。这一计策实施之后，曹、卫立刻宣布与楚国绝交。子玉愤怒不已并宣战。
晋文公重耳在当年流亡经楚国的时候，曾得到楚成王的重惠，并留下“退避三舍”的历史佳话，因此开展之前，晋军退避三舍以报答楚成王之礼。此刻子玉继续前进，并不弃战。
公元前636年夏4月份，会战前。晋、宋、齐、秦阵于城濮。
晋文公还在犹豫，一方面是对战争利弊的顾虑，另一方面考虑到楚成王的惠德以及他以怨报德会产生的国际社会舆论影响。栾枝提醒晋文公不要“思小惠而忘大耻”。同时，先轸向晋文公提供了他从楚人上层王孙启那里获知楚成王不赞成这次战争的重要情报。于是晋军准备投入战斗。
楚国军队按照传统左中右三军列阵，而晋军则没有按照传统方式列阵，而是将兵力集中在右翼。在左翼则投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面对楚军中作为联盟军参战的陈蔡所部，并且用虎皮将战马蒙住，打算实施奇袭。战事一开，胥臣所率的左部直冲，作为楚军右部的陈蔡联军兵乱马惊，很快溃散。
同时，狐毛设计挥动军旗，佯装晋军上军全部撤退，栾枝率部用车辆拖着树木扬起漫天尘土，楚军以为晋军右部已全部撤退，于是楚军立刻发动冲击，冲人晋军阵营，此时先轸开始率中军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军左路，使其立刻溃败，至此，楚军大势已去，子玉开始率其尚未投人战斗的中路兵力撤退。会战至此结束。
回过头来分析战前形式，根据子玉的狂妄态度，我们可以推测楚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是兵力上的优势不能保证其有效的战斗力。晋军以其指挥的战术获得最终的胜利，但是不要忘记楚国并没有将全国力量投入这次战争，因为楚成王事实上并不支持这次战争，也就是说，在这次战争中，晋国内部意见一致，上下团结，齐心协力精诚合作，而楚国内部在根本意见上是分裂的。
城濮会战的失败虽然没有从物质上根本削弱楚国的实力，但是在精神上所造成的创伤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之间，楚军往往战无不胜，即使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齐桓公尚不能轻易与其冲突，而中原大部分小国均已成为楚国的属国。而晋国在此次战争中的胜利则使晋文公在中原威望大增，并且由此领导中原同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中原的政治稳定。但是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长期斗争却由此正式开始，数十年未休。若干重要战事列举如下：
公元前597年，楚军围袭郑国，郑求救于晋，晋出兵解救，晋军六月到达黄河北岸，郑国已经投降，主将荀林父就此主张暂停行动，而中军佐先谷坚持要渡河作战，结果晋军战败，楚军获得小胜，于晋国国家实力无伤。
公元前575年，郑国伐宋，晋国作为中原盟主而出兵制止，郑国向楚求助，晋楚双方在鄢陵会战，晋军击败楚军。此后，楚国因为吴越的分裂和兴起而国力大衰。
公元前548年，代表中原诸侯霸权的最后一位晋国君主晋悼公去世，两年后，由宋国提议，请晋国、楚国及其他国家凡十四国在宋召开“弭兵”大会，晋国与楚国谈判，表示要多与其他诸侯国家合作，共同努力而达到停战之目的。显然，这是一次和平的、团结的大会，所产生的结果是积极的，似乎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尊王攘夷，霸政也由此接近尾声。
但是我们再回头来注意一下其间所发生的新情况。
公元前628年，素有“秦晋之好”的秦国和晋国之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战争。这一年，晋文公刚去世，晋襄公即位，作为中原同盟国之一的秦国竟然出兵袭击同时作为盟国成员的郑国，秦穆公的扩张野心由此暴露。要袭郑，必须过晋国之境，但是考虑到晋国会出面干预，并且由此而使郑国获得情报，不能达到奇袭的目的，秦国没有向晋国通知借道而向东进发。半道被郑国商人弦高发现，弦高立即奔回郑国报信。秦将孟明知道秘密行军袭击的计划已经泄露，决定返回。但是回国途中却遇到了麻烦。晋国元老先轸表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实在夸张，强烈建议拦路袭击秦军。于是双方在崤山展开战斗，秦军损失非常惨重，几乎被全部歼灭。这是同盟国内部的第一次惨战。
由楚兴起的东南吴国和越国在彼此消长中则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相互惨战。春秋时代的战争动机以各个势力之间的支配和控制为目的，而不是以吞灭为目的。吴越战争一直被看做是在战国前夕诸侯之间相互灭绝的第一先例。越王勾践在会稽战争中惨败给吴王阖闾，由此在吴国为臣，屈辱数年，因阖闾的“妇人之仁”而被放生，回国之后励精图治，终于吞灭了吴国。此后，诸侯之间的战争动机和目的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吴越战争一般被看做是战国的开端。在后来的战争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侵灭殊为常见。
围绕霸权的国际联盟及其国际公约
从以上描述可以界到，在整个春秋时代的所有战争与和平事务中，周王室几乎完全在局外旁观。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政治权力衰微只记造成春秋时代的一个方面因素，当时中原的秩序尚没有因为中央控制和支配权力的严重弱化而全面崩溃。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至少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春秋时代所发生的战争和国际事务将本着维持现有和平秩序的根本目的。面对屡次试图侵灭王室的南方楚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意见和不可忽视的政治形势变化。可以说，在霸政的支持下，春秋时代的战争以和平为目的，当然，这样的政治策略对于霸政的执行者来说也是最为有利的。春秋时代的二元政治形态构成了这样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以和平为主流的对峙状态，但是局部战争同样不可避免，并且最终都根本地发生在各强大的霸权势力之间为围绕霸政建立的联合势力如此强大，因此任何一方试图消灭对方都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