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与照片均无，却总有影像于脑海。
是年少时的影像。
是该老了罢。何故去想童年？望镜中自己，全然没有衰弱的痕迹，于是便笑了，很轻快。
终归年少是好事，像祖母常说的。只是不解的事情太多，故而简单的样子后来觉得复杂和神秘了。久了，老人般的添枝加叶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原本星点大的故事也就愈来愈大，愈发的趋于完美。最终，是否是真的那样，谁也无法说清。
但尚年轻的我还不到那个程度，因而不担心什么。只是在歌德的这块土地上生活时，常见孩子间无邪的亲吻，很可爱。便觉少年维特的烦恼实在是过于错综了。
同楼的小征是绝不会有这般复杂的。他当时只是四年级的男孩。
不对不对，他是五年级吧，祖母还记得那些她眼中的好孩子。其实他不好呢，他总是往我们家的窗上看的。我纠正祖母说。
窗子朝外，谁都可以看的。
但他不只看窗子，是为了看人。
看人？谁总在窗子上呢？
可能是我吧。我那般多情地说。祖母直笑得去摸衣襟上挂着的花手绢。
但他真是往我们家的窗子瞧的。我知道那时我唱李铁梅是很出名的。那年我才三年级，他却已是我同校的宣传队员了，当然是因为他先我上了学。只是文艺老师把我叫到宣传队那间教室时，我还不知有一个邻家的男孩就站在那里，正用好奇的眼光看我。而我觉得我朝谁瞪了一眼。
老师说：“能把腿抬到肩上去吗？”我于是就把腿举起来，像杂技演员似的，一只手扳着一只腿。
老师说：“唱一句什么我听听。”我于是就唱了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老师挥了挥手：“你已经是学校宣传队员了。”
我便立正，敬个礼。
那晚放学时，我尽快向家走。我要告诉父母这个消息。当然快走的原因还有一条，便是我的身后一个男孩子在跟着我。
如我所盼，学校排演《红灯记》，李铁梅是我，且是A角。快乐不已的我只感到兴奋，全然不懂自己所唱。故而老师不停地启发，直到我真真地掉下眼泪为止。于是开排。
“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
全剧终了时，我被老师暖暖的胳膊拢着。不再注意谁在看我。
有一群身穿宪兵服的男生傻乎乎地拿着假木头枪看着大家笑。小征就在其中。
他是无能的，我这般想，他连叛徒王连举都没当上。
但当不上王连举的他从此就用羡慕和崇拜的神态看我了。
当然，也看窗子。
可终究，我还是与他说话了，是在他的家，为了借一本有《早春二月》剧照的旧《大众电影》。他颤巍巍地从他姐姐手里接过来，再放到我的手上。其实这个过程本无必要，我是完全可以直接得到那本杂志的，但他却兴奋地做了，仿佛接触到了我的手。而我也发觉，我是很乐意他这样的举动的。那一刻，我觉我是画刊上的大明星谢芳，正被一个好看的男孩子暗恋着。于是我快乐地谢了他姐而不是他。我知道，这已足够了。
从此，他更加去看我们家的窗子。
只是不久，他的父母调到另外的城市，他自然也是跟着走的。那城市我只在课本里见过，以为它天边那般的远。等我后来长大，常路过那个地方，每想起这些，便笑了。其实，并不如天边那般的远。
我开始上中学。
小学老师的鉴定让我享受了特等待遇，我不由分说成了学校学生部掌管文艺的人。一个瘦而苍白的男生当了我的同事，负责学习。我在第一次见他时，心中叫他书生。这概念是祖母的传说造成的，于是我总认为他该穿长衫的。
他却穿厚厚的条绒衣裤，包着他瘦瘦的身体，而且言语是奇特的，来自中原的什么地方。
他不需要上课。一个女老师肯定。她说他似乎什么都会，永远是第一个交考卷。
于是终于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在外地的某个学校读过我们现在的书，否则他是断断不会比别人聪明的。我的话立即遭到了他的反击。他说，按理他该是低一年级的，但因他早已自学到了高中的课程，所以，还算是屈就，直接来读初二。
这种反驳使我们从此结下仇怨，我放弃了他最早与我一起放学回家的建议，虽然我们住在同一幢俄式楼房的两个楼门里。这个了解是第一天双方阐述的结果。
但我却从未在我们住房的附近见过他，原由是我们两个楼门是两个方向，一个朝西，一个朝东，平日里是不会相互看到的。这便更好，因为我是不喜欢有什么男孩子在学习上超过我的。虽然我们不属于同班，也无人将我们作过比较，可我依然有种危机感，仿佛要有人向众星捧月般的我挑战了。
那是不可以的，我这般想着。放学后的学生部工作一结束，我没有和他打声招呼便径自回家了。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扔下书包，仰在床上唱那个《沙家浜》里的“智斗”，似有什么寓意似的。自扮几个角色，乐此不疲，且有板有眼。
刁德一：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哇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唱到最后，妹有时也加入。然后就不顾一切地把脚蹬在墙上，打着点儿，忘乎所以。直到隔壁那家的人敲着墙表示抗议。太吵了！太吵了！那边叫着。陡然间我们暂时沉默，但一听似乎是和我们一样的孩子声音，便不怕了。挑战似的敲起来，一股脑儿地把对那个男生的气发到那家人身上了。我断定那人家不会找上门来，因为他们和男生是一个楼门，谁都懒得绕过一幢房子再爬几层楼梯的。再说，这种敌视往往只在孩子之间，和大人无任何关系。我这样想，胆子更加放大了，直到双方都唱起来，然后是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甚至连自己的也模糊了。
祖母说，做什么声音这么大？震得人脑子生疼的。我们便收住了。那边也开始停歇。然后，一天就过去了。
第二天，可能照常进行。
终于有一天，我和那男生一起设计黑板报，要模仿毛主席的字体写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老师说是为了全校开运动会用的。我问他，你能写吗？能。他说，他会画画。会画画的人不等于会写字。我警告说。我知道，但我也会写字。他依旧不谦虚。我说我也会，我美术课一直是优秀的，而且还参加过全市少年美展。他于是有些怀疑地看看我。我便很自信地由着他看。直到他做了妥协说，可不可以由他来画背景图，就是一群人做各种体育活动的样子，而我来写字。我同意了。事实上我们配合得很好，下午放学后3个小时就完成了。然后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绘画的天才，那些彩色的粉笔在他的手下运用自如，每个小人儿都跃跃欲动，活了一般。我于是夸奖了他。不想他却摇摇头，你写得才好，你用空心字效果很特别呢。我大吃一惊，似这些话不是从他嘴里说出。
等回家时，天已黑。我们只好一起走，并且哼着歌。隔阂似瞬间就消失了一般。
于是就在他绅士般坚持送我到门口时，我将我们家的窗户指给了他。
意外的是，他说他家的紧挨旁边。
突然，我们大笑。
那晚，我没再去唱“智斗”。几次我把脚搁在墙上欲放声高歌，立即便收住了声音。
此后无战事。
感到奇怪的是祖母，她没再脑子震得生疼。
然后就是明光。
明光是雯姨的小儿子。雯姨总是提起他，很是骄傲。那时他正在省里的乒乓球队当运动员。我们小孩子从未见过他，却满怀着羡慕和崇拜。
雯姨究竟姓什么，谁都说不清。从我们搬到那个楼时，听大家这样称她，也便随着叫。不知她姓文还是叫雯，而且是不是这个字我也没有把握，这样叫就是了。雯姨很有威望。她是楼委会主任，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雯姨一到，一切就好办了。有时孩子们打架，只要有人说告诉雯姨，立即架就打不起来了。因而，雯姨是一个大的家长。
我怀疑雯姨受人尊敬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孩子们在那个时代里都做着让人羡慕的工作，不像有些人家的子女一直在社会上晃来晃去，跟无业游民似的。那时还没有大学可考。雯姨的女儿一个下乡插队后返了城，一个当技术员；两个儿子则一个是大厂的工人，一个便是叫明光的乒乓球运动员了。
听雯姨说，明光总是要到春节才从省里回来。不知为什么，那一楼的孩子们就盼着春节时能见到明光。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明光在省队是种子选手，排前三名呢，以后就可能是国家队员了，那也是说不准的。
于是，春节似乎就是雯姨的春节，明光就似乎是大家的明光了。
待明光真的出现时，我明白孩子们的心思。多半的男孩子是想跟着明光放焰火。明光从省里带的鞭炮是我孩提时从未见过的，那么稀奇和美丽。各式各样的焰火，颜色惊人的鲜亮，图案也别致得很。有能转着圈闪光的，有直接冲到天上才散漫开的，还有一边响着小鸟样的“啾唧”声一边在半空中飞行的，煞是好看。大年三十临近午夜十二点时，明光就捧着一个彩色的包裹到外面来，身后是注定要拥着一群孩子的，然后就眼也不眨地看。有时，明光也让孩子们试试去点燃一个纸稔儿，于是孩子们就为此争起来了，最后，谁也做不成，还得看着明光一个人来放。
在男孩子们你推我搡时，女孩子就笑嘻嘻地捂着耳朵，偷看明光，觉得他吸引人得很，不是一般男孩子相。个子高高的，留着短短的寸头，一看就是潇洒运动员的架势。有胆大的女孩子就敢往前靠，对他看个究竟；我们怯懦的，就站得远远地观望。偶尔，明光朝我们无意地瞧了一眼，就让我们一阵的欢快。于是，那个春节就算过得很有趣了。
明光依旧是每年回来的。依旧带些鞭炮，而且花样越来越多。
看的人，除我们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更小的男孩子女孩子。雯姨这时就抱着大女儿的孩子一起出来看焰火。一边看着，一边大声地说：“瞧哇，多好看呀，将来你们之中谁能像你们明光哥那么有出息，也就能买这样的鞭炮了。”
可是国家能招几个乒乓球运动员呢？我知道我是不会像他那样了，那时我已过了能培养的年龄。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可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是超不过他的，就像我永远买不了好看的鞭炮一样。
终于有一天，我们几个女孩子坐在春天的夜空下，谈我们心目中的人，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明光。这让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是不需要焰火的。
其实，直到我能买到比他那时多姿多彩的焰火时，鞭炮已是不许放的了。
而且明光也早已不是运动员了。
1992年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