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跟三娃“谈话”了。这次“谈话”发生在省城的第一场冬雪之后。
就在这次“谈话”的前一个月，草琴给老陈做了一次荞面饭，勾起了她对往事的许多回忆。这些回忆刺激着草琴恸哭了一夜，从而也让三娃下了决心不再加班了。然而不巧的是，随后的那个周三，三娃的决心就受到了挑战。
那天晚上，当三娃唱完两首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楼梯上又响起朱红令人紧张的脚步声。三娃当时背对着楼梯，那脚步声响到他身后的时候，三娃就看见，包括草琴在内的所有员工都直起了身子，目光全部汇聚到他的身上。三娃感觉自己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心也在剧烈地跳。三娃已经很激动了，可他仍然控制着自己不去转身。
阿成，晚上留下加班！
朱红似乎并不在意三娃的态度，她像撂下一页节目单一样匆匆撂下一句话，又要上楼了。
朱经理，我晚上有事，不能加班！
三娃并不看朱红，眼睛盯着草琴。
朱红似乎没有听清三娃的话。朱红的一只鞋跟磕到了楼梯沿上，就险些摔倒。朱红站稳了，丰满的胸脯却剧烈地起伏起来。员工们知道朱红生气了，有的就使着眼色制止三娃，有的小心地往前走了两步，似乎要去安慰朱经理。
朱红转过了身，双乳却更是起伏：
阿成，我没有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我晚上不能加班！
三娃依然不回头。朱红在原地站了许久，然后留下一串更响的脚步声，上楼去了。草琴早已恐慌起来，她想埋怨三娃已来不及，就乱了脚步撵着朱红想要去解释。朱红厌恶地看过她，嘴里哼了一声就不再理会了。
这是三娃几个月来第一次和老板顶嘴。而就在这一次，三娃却是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大胆地使用了挑衅的语言和坚决的态度。三娃从朱红颤抖的声音和匆乱的脚步声中听出了朱红的恼羞成怒和不知所措，而这恼怒与无措让他获得了短暂的兴奋和快意之后，又让他立即恢复了理智。三娃知道，省城是朱红的城市，对于他和草琴，朱红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现在，自己却对朱红顶嘴了。
三娃提了三弦出了夜总会的大门。三娃不想让员工们看出自己理智之后的窘态。圣德路上，灯火辉煌，清风凛冽，三娃更是清醒，恐慌和烦乱却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三娃想，自己带着草琴来到省城，本就是来讨要生计的，可是却竟为了他跟老板之间的苟且——这样一件最不可能发生的事，而让他变得前途未卜；三娃还分析到，自己从害怕朱红发展到顶撞朱红，除了因为他对草琴始终无法融于城市感到焦急，对朱红强迫恣肆永不满足感到厌恶以外，还因为自己那被叫做“酷”的发型跟衣着，因为天天接触着的舞台灯光麦克风，因为经久不歇的鼓掌声和叫好声，因为朱红褒奖的脸色和员工们讨好的目光，因为门外笔直的街道和参天的高楼，因为每天出进于口耳的时髦的名词，因为吃过的快餐有着某样洋名，因为每每喝过的晶亮的红酒……所有这些，让三娃也产生了错误甚至致命的判断，他竟认为自己真的也是一个城里人了，他竟认为对老板原有的恭敬和距离是多余和可笑的了，他竟可以自以为是地诠释性与爱的区别而随意取舍了，他竟就当着员工的面——连同草琴的面，顶撞老板了。
那天回到陈家寨，三娃很少说话。三娃想朱红第二天一定要跟自己“谈话”的，躺在床上，他就不安起来。整个夜晚，三娃辗转反侧，难以成寐。
“谈话”是朱红创意的、浪子夜总会里特有的一种人事管理方式，类似于舅舅常说的公务员中的“双规”。朱红要辞掉某个员工，从不当面提出，却每每使着那个笑眯眯的门童或是那个脸色苍白的音响师，让他们来通知这名员工：朱经理找你“谈话”呢！这时候，朱红就坐在二楼那间大包间里，翘着腿，吸着烟，品着茶，酝酿了表情，正襟危坐地等着这名员工。不久前，一个虽是长得漂亮却不怎么会笑的女服务生被朱红“谈”走了；也是不久前，阿纯也被朱红“谈”走了，原因倒不是阿纯嗓子很假，而是他的胳膊腿儿太细，看起来就像安装上的假肢。阿纯走了以后，替代他的是一个艺名叫做大牛的歌手。大牛嗓子虽也一般，人却很结实，肥而不腻，浑身是力。
三娃一夜未眠，草琴也跟着提心吊胆，不敢睡去。
第二天上班来，浪子夜总会的那名门童依然笑眯眯的。三娃想着这后生会通知自己接受“谈话”的，可后生却什么也没说。后生笑眯眯地开了门，把三娃迎进去，再笑眯眯地开了门，把草琴迎进去。三娃纳闷着，还不放心，想着音响师一定会通知他的，他就楼上楼下找到了音响师。音响师似乎永远睡不醒，见三娃绕着自己不走开，就苍白着脸疑惑地问，你弹着三弦还用配乐吗？
三娃心里七上八下更是不安了。三娃想着朱红要么会直接跟他“谈话”，要么还会让他继续加班。三娃琢磨了一夜，第二天该用怎样的语气应付朱红——义正词严也罢，绵里藏针也罢，婉转暗示也罢，三娃最终想好了，无论如何，他宁肯不要这份工作，也必须做得有理有利有节。走就走了，他不能再迁就朱红而委屈草琴了。
晚上九点多，快轮到三娃演唱的时候，朱红来到了夜总会。三娃当时正调试着三弦琴，猛一抬头，见朱红一声不吭看着自己，三娃就忘了有理有利有节，他满脑子一片空白，浑身上下的筋骨皮肉忽然又变得谦卑起来。
那个晚上，朱红并没有跟三娃“谈话”。而且，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朱红也再没有要求过三娃加班。甚至就在我舅舅真的来夜总会唱歌的那一两个晚上，朱红也不再要求三娃去陪。朱红做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见了三娃，她的眼睛里也不再有那种神秘或是兴奋的光了，如同在看一个路人。可是三娃，果然不再加班了，他似乎随之也少了人缘，少了光环，少了某样作为城里人应该依赖的东西。他没有了许多逛街的理由，没有了被人簇拥着唤他“阿成”的荣耀，当然，他还没有了红酒。有一次，三娃从超市里把一瓶红葡萄酒买回家中，在跟草琴一人一杯地喝过之后，他却发现自己买回的红酒竟甜腻得如同糖精水，三娃无法找回往日的那种恍惚而陶醉的感觉了。三娃变得有些消沉，还有些烦躁，好在消沉和烦躁之后总有草琴来安慰。草琴的安慰就像塞给啼婴的一只奶头，立刻能让三娃平静下来。三娃平静下来就开始想：我王三娃本身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谋害人夫拐走人妻的农民，我王三娃不敢再奢望啥了。我要好好上班，好好挣钱，好好养活这个被自己带出来的女人。
朱红规定所有员工必须在每天下午四点前赶到夜总会。三娃原来并不需要遵守，可是现在，他跟草琴暗自约好，每天三点半一定要赶到夜总会。不再加班了，三娃演唱更加卖力，声情并茂，振聋发聩，却是不敢再向客人讨要小费了。三娃注意起了自己的说话，注意起了自己的行为，注意起了一切自己一直忽略而现在看来又必须讲究的细节。
然而三娃没有料到，就在那个大雪初消的下午，因为放弃了乘坐出租车而搭乘了802路中巴车，因为路上遇了一场车祸，他一月以来一直恪守着的上班时间被无情地延误了。而仅仅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已经让三娃警惕地恢复了紧张和烦躁。三娃本能地预感到，这一次，朱红一定要跟自己“谈话”了。
那天下午，班车到了圣德路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半了。车还没进站，三娃已经着急起来。下了车，他也顾不上身后的草琴，撒开双腿就往浪子夜总会跑去。草琴手里举着三弦，喊着三娃把琴拿上。
三娃在浪子夜总会的门口停了下来。那个做门童的后生依然眯着眼睛冲三娃笑，手却笔直地垂着，并不去开门。三娃的心一阵紧缩，他送给门童一个长久的谄笑，仿佛要从门童这里得到什么真消息。门童也知趣，得了三娃的笑，便似乎要报答。他拽着三娃走到一旁，把声音压得几近沉痛：
阿成呀，经理让我给你说，她要跟你“谈话”呢！
门童夹生的普通话和笑眯眯的表情却让三娃理解为幸灾乐祸。三娃并不落这后生的好，反而有些恼怒了。正当三娃思量着该以怎样的方式推门进去上到二楼面对朱红的时候，草琴却站到了他的跟前。草琴的眼睛看了门童又看三娃，眼光再落到门童脸上时，她手里的三弦琴就掉到了地上。
三娃反倒来了勇气。草琴紧张无助的样子提醒了三娃，他不能在浪子夜总会面前显得走投无路，他不能在城市面前显得走投无路，他更不能在草琴面前显得走投无路。三娃拾起三弦琴铿锵地拨出两声，笑着对草琴说：
草琴姐，你在这里等着，我给咱要了这月的工资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