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司马昭）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作《幽愤诗》自责曰：“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良朋。”
《晋书·孙登传》说：“（孙登）尝往宜阳山（洛阳市以南的宜阳县之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司马昭）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沉默不语之意）者也。竟不知所终。”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所写情节略同于孙登事迹。
张协（？-307），字景阳，安平（今湖北安平县）人。在郡清简寡欲。他做了几任官，见天下纷乱，便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吟咏自娱。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
在当时的文坛上，他和哥哥张载、弟亢齐名，并称“三张”。他的诗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
今传《张景阳集》辑本一卷。《晋书·张协传》附载于《张载传》后。
郭璞（276-324），字景纯。晋文学家、训诂学家。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有高才，好古文奇字，又喜阴阳卜筮之术。
东晋初为着作佐郎，后王敦任为记室参军。敦欲谋反，命其卜筮，璞谓其必败，因而为敦所杀。
初，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晋书·郭璞传》）
郭璞注释过《尔雅》、《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等书，还撰有《周易新林》九卷。是南渡之际重要作家之一。诗传22首，以“游仙诗”14首为其代表作。主要内容是歌咏高蹈遗世，蔑视富贵荣华，全身远祸的遁世思想，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但郭璞最终还是没有全身远祸，令人叹惋！他的传记中有许多有先见之明的预测，至今无法理解。这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只能算个不完全隐士。
葛洪（281-341），东晋道学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士。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葛玄重孙，少好神仙异养之法，从葛玄弟子郑隐授炼丹术。司马睿为丞相，用为椽。后任州主簿咨议参军等职。闻交趾出丹砂，携子侄至广州，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而卒。
他把道教神仙信仰系统化，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一面把道家术语附会到金丹、神仙的教理，一面坚持儒家的明教纲常思想。论文主张立言必须有助教化，同时又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反对贵古贱今。
他对化学、医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抱朴子》为我国较早的炼丹着作。《西京杂记》近代学者研究多以葛洪托名刘歆而作。
陶渊明（见《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一节）
陆静修（406-477），南朝宋吴兴东迁（今浙江湖州市）人。字元德，曾在庐山修道，与释慧远、陶渊明、刘程之、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雷次宗等结成白莲社。（参阅《中国知名隐士群体》一节）
泰始三年（467），至建康，在崇虚馆收集整理道经，分为“三洞”，所撰《三洞经书目录》为最早的“道藏”书目。
刘子骥，名驎之，南阳人。好游山泽。他曾经到衡山采药，深入忘返。见一条涧水的南岸有两个石仓，一闭一开，因水深不能渡。欲还家，又迷失道路，幸亏遇见伐木做弓的人，问清道路，才得以回家。后来听说石仓里有仙丹，想再去找，但已不知所在。（《晋书·隐逸传》）
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中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王嘉，东晋时前秦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生卒年不详。字子年，系方士。初隐于东阳谷，凿崖而居，后隐居终南山，弟子追随受业者数百人，又转到倒兽山隐居。前秦苻坚累征不起，后被姚苌所杀。（约公元390年前后）着有《拾遗记》三卷。（《晋书·艺术列传》有传）全书富有神仙道家色彩，“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萧绮《拾遗记序》）
戴逵（326-396），字安道。晋谯郡铚县人。后栖居会稽剡县，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武陵王司马曦曾召他鼓琴，逵对使者摔碎其琴，曰：“戴安道不能王门伶人。”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晋书·戴逵传》）着《竹林七贤论》二卷。
王徽之，晋会稽人，字子猷，羲之子，献之兄。曾为大司马桓温、车骑将军桓冲参军，官至黄门侍郎。性卓异不羁。爱竹，尝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居山阴时，雪霁月朗，乘船访戴逵，至门不入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徽之传》附于《晋书·王羲之传》后）
阮孝绪（生平见第五卷《附录篇》）
五、隋唐宋金之学者隐士（选录47人）
《隋书·隐逸传·序》中说：
自魏晋以来，隐逸之风愈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其身），鲜汲汲于兼济（天下）。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绵交驰，蒲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者也”这是对隐士的起点评价，还是超过常人的。
隋朝立国命短，隐逸之士寥寥。《隋书·隐逸传》立传五人。其中有以孝义着称的如李士谦，有以乡绅为名的如崔廓及其子，应不属于隐逸，而真正属于隐士的有徐则、张文诩，另录艺术传类的卢太翼，共录三人。
《新唐书·隐逸传·序》说：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这里说明隐士的三种状况：一是德高望重者；二是才能尚未施展者、行为特异者，对爵禄淡然处之者；三是资质不足，故意遁入山林，使人因其品格之高不敢诋毁。
唐兴，贤人在位众多，王维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也。虽然并不都是“足崖壑而志城阙也。”但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走“终南捷径”者，丧失高尚之节的还是有的。
唐朝的隐士，除主观因素外，不外乎以下两个客观因素：
（一）仕途不顺。无经世之策，不为当权者所迎迓。如王绩、孟郊、司空图等。
（二）科举受挫。心灰意懒，无意于功名而遁迹山林。如陆龟蒙、贾岛、杜光庭等。
《新唐书·隐逸传》录25人。本书择取15人，并就其本传，删繁就简。另录其他7人，即：孟浩然、顾况、孟郊、贾岛、司空图、甄济、杜光庭。共录22人。
宋朝隐士，其中不少人来自于“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宋兴，岩穴弓旌之招，累见于史，然而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种放之徒，召对大廷，亹亹（wěi形容勤勉不倦，这里有讽喻之意）献替，使其人出处，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时止时行。”在宋世，隐逸之士投机取巧之风，继西晋山巨源、南齐周颙、南梁陶弘景、隋卢藏用、唐杜淹之后日渐兴盛，脱离《周易》之“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旗帜，丧失高尚之节。
《宋史·隐逸传》录43人，本书择取13人。另录石介、邵雍、刘子翚、方凤4人，共录17人。
元灭金后，出现一批金朝遗民隐士，他们眷恋旧政权，不愿与新朝合作，潜身山林，专心着述，成绩斐然，终身不再入仕，表现出一种民族气节和学者风度，青史留名。
金朝隐士录五人，即李俊民、元好问、白朴、段成己、段克己。
隋（选录3人）
徐则，东海剡（今浙江嵊州）人也，幼沉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议论，声擅都邑，则叹曰：“名者实之宾，吾其为宾乎！”遂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今属浙江省缙云县），后学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陈宣帝年号）时，应召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因绝谷养性，所资唯松水而已。虽隆冬沍寒，不服绵絮。
初在缙云山，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也。”晋王（杨广）镇扬州，知其名，曾手书召之。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征。”于是遂诣扬州，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于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无变。
张文诩，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也。博览文籍。文诩时游太学，名儒房晖远、张仲让、孔笼之徒莫不推伏之，学内翕然，咸共宗仰，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县频举，皆不应命。事母以孝闻。每以德化人，乡党颇移风俗。州县以其贫素，将加振恤，辄辞不受。每闲居无事，从容长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终于家，年四十。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今属河北）人也。本姓章仇氏。七岁诣学，日诵数千言，州里号曰神童。及长，闲居味道，不求荣利。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历之术。隐于白鹿山，（今河南辉县市西北50里，与太行山相接），数年后徙居林虑山茱萸涧。请业者自远而至，初无所拒，后惮其烦，逃于五台山。地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庐于岩下，萧然绝世，以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闻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为嗣，谓所亲曰：“吾拘逼而来，不知所税驾也！”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久之，乃释。其后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
仁寿末，高祖（隋文帝杨坚）将避暑仁寿宫（仁寿宫在今陕西省麟游县，距西安市一百五十公里。唐太宗时更名九成宫），太翼固谏不纳，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岂敢饰词，但恐是行銮舆不反。”高祖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高祖至宫寝疾，临崩，谓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
及炀帝即位，汉王谅反，帝以问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参人事，何所能为？”未几，谅果败。帝常从容言及天下氏族，谓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与卢同源。”于是赐姓卢氏。大业九年，从驾至辽东，太翼言于帝曰：“黎阳有兵气。”后数日玄感反书闻，帝甚异之，数加赏赐。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称数，关诸秘密，世莫得闻。后数载，卒于洛阳。
唐（选录22人）
王绩（585-644），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兄王通，隋末大儒。
王绩出身贵族地主世家，是个有学问、有品格的人。在隋官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出任六合县（今属江苏）丞。以嗜酒不任事，因劾，遂解去。归乡里，有田十六顷，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游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
入唐为太乐丞。初，官给酒日三升，后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着《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诗文，宣扬饮酒的妙处，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论贵贱辄往。
王绩之仕，以酒失职。他的主要生涯是在隐逸和病痛中消磨的。他是双重隐士：不仅归隐故乡，而且沉隐醉乡。如《过酒家》诗：“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醉后》诗曰：“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他的代表作《野望》最能反映他的隐居生活和彷徨无依的苦闷心情。有《王绩集》五卷。
朱桃椎（chuī音锤），益州成都人。淡泊绝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测其为。长史窦轨见之，遗以衣物等，委之地，不肯服。结庐山中，夏则裸体，冬缉木皮叶自蔽，赠遗无所受。尝织十芒屩（jue草鞋）置道上，见者曰：“居士屩也。”为鬻米茗易之，置其处，辄取去，终不与人接。高士廉为长史，备礼以请，降阶与之语，不答，瞪视而出。后屡遣人存问，见辄走林草中自匿。（其性格孤僻怪异之甚也，隐士之中也实属罕见）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唐初医学家。通百家说，善言老庄。后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尔！”及长，居太白山。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了。帝叹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上元元年（674），称疾还山。着《千金方》等。
初，魏征等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
思邈于阴阳、医药无不善，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恶疾，曾师事之。永淳初，卒，年百余岁。（新旧《唐书》均有传）
孙思邈曾经隐居的北五台山，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把孙思邈所着药书刻在五个碑上，大概由此时起，人们把他称为药王，北五台山被称为药王山。山上保存的石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药王山在耀县城东约1.5公里，唐时名磬玉山，由五个小峦峰联系而成，海拔近千米。山上翠柏葱蔚，庙宇鳞比，幽雅清静，是关中渭北名胜之一。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与共栖迟山水间。自蜀历荆、楚，爱夷陵青溪，止庐其侧。长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师，行及汝，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即许由东邻也），频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使就问其母，赐药物絮帛。帝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拜崇文馆学士，天子亲书榜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进太子洗马。后又归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唯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贫，父母丧，为人牧羊，取佣以葬。隐嵩山，师黄颐学养生四十年。颐卒，更居兖州徂徕，与刘玄博友善。喜读《周易》、《老子》，饵松柏叶、杂华，年七十余，筋力柔强。刺史卢齐卿就谒问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玄宗东巡，时九十余，帝令张说访以政事，宦官扶入宫中，拜国子博士，后听还山。
武攸绪，武则天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庄子》。少变姓名，卖卜长安市，得钱辄委去。后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鸿胪少卿。入武周，封安平郡王，从封中岳，固辞官，愿隐居。则天皇帝疑其诈，许之，以观所为。攸绪庐岩下，帝遣其兄攸宜敦谕，卒不起。盘桓龙门、少室间，冬蔽茅椒，夏居石室，皇室所赐之金银、器物、鹿裘、野服、素障等，尘皆流积，不御也。市田颍阳，使家奴杂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眚(shěng)，瞳有紫光，昼能见星。
中宗初，以安车召，苦祈还山，俄而诸韦诛，武氏连祸，唯攸绪不及。开元十一年（723）卒。
卢鸿，字颢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徙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玄宗开元初备礼征召，不至。五年，再召。鸿至东都，谒见不拜。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鸿所居室，自号“宁极”。
吴筠，字贞节，华州华阴人。举进士不中。性高鲠，不耐沈浮于时，去居南阳倚帝山。（此山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