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代，石庆华开始从收音机里听到，有中国劳工起诉二战时奴役他们的日本公司。他对此十分感兴趣，每当电台广播这类消息时，他都竖起耳朵，一声不吭地收听着。
“花冈暴动”的中国劳工领袖耿谆老先生，一直是石庆华十分敬佩的人物。耿谆带领“花冈惨案”幸存者多次前往日本出庭参加诉讼，要求日本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这更让石庆华老人钦佩不已。
九十年代末，他又从广播里听到，一位叫张国诚的天津老劳工和其他几名工友一起，代表三百六十名健在和死去的劳工，将奴役他们的日本公司告上法庭。石庆华对天津老乡的诉讼十分关注，一有消息从日本传来，他就沉思不已。有时他会从箱子里拿出劳工证和照片，用手抚摸或用近乎失明的双眼贴在上面吃力地看着。
张国诚老人经历了一审败诉后，又和工友一起提出了上诉。石庆华一直在等待这位老乡二审胜诉的消息。“如果他打赢了官司，我也去告状！”他总是对女儿和外孙吴健这样说。然而，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他也没听到老乡胜诉的消息。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石庆华感觉不能再等下去了。
这一年五月上旬的一天，石大爷早早地起来，洗了洗脸，梳理了一下头发，好歹吃了点东西。之后，他穿上衬衣，在女儿和外孙的带领下来，来到了南开区南门外大街边上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的田主任是石庆华老邻居的朋友，虽然以前听说过老人故事，但他需要更为详细地了解一下老人的经历。
坐定后，石大爷先是从自己的口袋儿里掏出了劳工证，然后哆哩哆嗦地对田主任说：“我……我有劳工证，日本株式会社是赖不掉的！这几年，我一直注意着中国劳工起诉日本公司的事儿。现在我也不想再等下去了，我要告状，我要讨回公道！奴役我的日本株式会社要向我道歉，要赔偿我的损失。”说到激动处，老人浑身颤抖起来。
田主任一边安慰老人，一边接过已经发黄的劳工证。只见封面上印着“华人劳动从事证”及“随身携带以备检查”等日文。封底盖着“华北劳工协会之印”、“高山警察署”等印章。内页里有石庆华年轻时的照片，还写他的原籍、氏名、年龄，以及静冈县富士郡、岐阜县高山市等字样。上面还有当时静冈县知事的签名。看完劳工证，田主任心情十分激动。“石大爷，这是日本株式会社奴役您的铁证，在全国也不多见。有这个劳工证在，日本株式会社是赖不掉的！”而此时，石庆华老人已经是眼含泪花。他抓住田主任的手，将自己如何被抓到日本，以及在静冈县、岐阜县遭受奴役的经过，跟田主任一五一十地都说了。从上午九点一直说到中午十二点，其间他多次泪流满面。
在田主任看来，已经年逾八旬的老人，阅尽人间沧桑，很难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动情落泪。而眼前的石大爷涕泗横流，伤心到了极点。“日本军警和监工给大爷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田主任当即决定接下这个案子，因为石大爷手中握有遭日本株式会社奴役的直接证据，他要尽最大努力给石大爷讨个说法儿。当天，田主任和石大爷签订了委托协议，约定由他的律师事务所代理石大爷对日本株式会社的诉讼。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田主任和助手对组织证据、以前案例，相关法律和公约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一套索赔方案。而且田主任和助手还风尘仆仆地前往北京，向权威人士请教了劳工对日索赔需要注意的问题。权威人士告诉他们，对日索赔的案件在国内很难被法院受理，要做好去日本起诉的精神准备。但田主任还是想先在国内立案。如果立不了话，再做他图。
回到天津后，田律师和石大爷一起前往他当年被抓的地方取证——拍摄照片，寻找老居民。与此同时，石大爷以个人名义对日索赔的事儿不胫而走，国内很多媒体纷纷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甚至还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在天津的老劳工或劳工遗属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给报社、律师事务所打去电话，询问相关情况。一些老劳工表示，自己也要起诉日本公司。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石大爷手握劳工证，胜诉不难，他的诉讼前景十分光明。这时的石大爷也是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等来日本株式会社道歉和赔偿的好消息。
在对劳工证等证据进行公证，对其他证据材料进行研究后，田主任为石大爷书写了起诉状。按照石大爷的要求，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是要求日本株式会社赔礼道歉，然后才是要求日本株式会社赔偿。
就在律师和石大爷等人紧张忙碌之际，从日本传来好消息，天津老乡张国诚代表劳工起诉日本公司的官司二审胜诉了。日本法院判令奴役张国诚老人的公司公开向劳工赔礼道歉，给予每位中国劳工赔偿款，并为劳工建纪念碑。听到这个消息后，石大爷高兴得一宿没睡好，律师更是备受鼓舞。
在媒体朋友的帮助下，石大爷与远在日本的张国诚通了电话。听说石大爷是以个人名义起诉后，张国诚表示由衷钦佩。他对石大爷说：“我和工友对日本公司的诉讼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坚持的结果。希望石大爷您能够坚定信心，争取获得一个满意的结局。即便最后失败了，您在人们的眼中仍然是个胜利者，是个英雄。因为您和我们的目的一样，是要讨回历史的公道，讨回做人的尊严！”听完张国诚的话，石大爷非常感动，并邀请张国诚回国后到他家来聊聊。张国诚爽快地答应下来。
数日后，田主任和助理带着起诉状和诉讼材料，来到法院立案。但法院工作人员审查材料后对田主任说，根据国际惯例，被告所在地法院对此类官司具有管辖权，并建议他们到日本去起诉。面对这个结果，石大爷并没有灰心。因为他也听说了，中国劳工起诉日本公司的案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例是在国内立案的。也就是说，以前的案件都是在日本起诉的。“没什么，既然国内法院受理不了，那咱就想办法儿去日本去打官司！”石大爷为自己讨还公道的信心非常坚定。
由于没有赴日诉讼的经验，而且存在语言障碍，田主任建议石大爷找懂日语、了解日本社会的律师，代他到日本去起诉。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石大爷决定接受田主任的建议。在记者的帮助之下，石大爷委托天津的报社在全国范围内征寻懂日语，熟悉日本社会和日本法律，而且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代他去日本告状。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律师应征，其中不乏日本通。
接到记者送来的应征信息后，石大爷在女儿、外孙的帮助下，对应征律师的情况挨个进行了分析。“在日本留学多年，先后拿下硕士、博士学位，还是个博士后。曾经徒步走遍日本，对日本社会和政界非常了解，还和日本重量级人物对话过中国民间索赔问题，并将此写成书出版。归国后，在天津创办律师事务所。除了国内诉讼业务外，也处理很多对日的法律问题。”石大爷聚精会神地听着。外孙念完后，他抓着外孙的手急切地问道：“这个律师叫什么？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哪个区？”外孙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然后对石大爷说：“姥爷，他叫唐成政，他的律师事务所就在东站旁边。”石大爷近乎失明的眼睛里散发出奇异的色彩。“好好好！太好了！看看留电话了吗？”得到外孙肯定的答复后，石大爷让女儿和外孙赶紧和唐律师联系。
接到石大爷家人的电话，唐律师非常高兴。他在电话里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并与石大爷一家约好了见面时间。两天之后，唐律师带着助手来到石大爷家。二人面谈后，石大爷对唐律师非常满意，当场决定委托他为自己打官司。唐律师让助手写了一份委托协议，然后双方在上面按了手印儿。唐律师还在上面盖上了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印章。
经过几天的仔细研究后，唐律师制定了一套索赔方案，然后再一次来到石大爷家中。见到石大爷后，唐律师向老人介绍了其制定的“五步走”方案。
“第一步，我们要补充证据。除了田主任已经取得的证据之外，我们还要确认当年您在塘沽被关押的地点，并寻找您的工友。我还要去日本寻找证人，搜集您被奴役的证据。第二步，证据形成链条后，我们要向奴役您的日本株式会社发律师函，要求他们说明‘劳工证是由谁出具的、出具的目的，还有劳工证的性质’。第三步，如果日本株式会社否认劳工证与他们有关，这正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起诉理由，因为劳工证上白纸黑字写着你日本株式会社的名称。如果日本株式会社承认劳工证与他们有关的，那我们可以和他们通过平等对话的途径，协商解决赔偿问题，但保留起诉的权利。第四步，无论日本株式会社对劳工证持什么态度，我都要请担任日本国会议员的朋友出面，帮助双方协商此事。第五步，如果协商破裂，我将联手日本律师正式向日本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奴役您的日本株式会社！”
唐律师一席话，说得石大爷喜笑颜开，信心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