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了五年大狱的王立出来了，为了避免他再次犯罪或走向极端，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纺织厂领导研究后决定，让他回厂工作。王立被安排到庆华的车间，开始他还担心庆华报复自己，但庆华非但没有给他穿小鞋儿、甩脸子，反而对他照顾有加，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王立并不甘心做个一普通的挡车工。这几年，他在监狱里结识了几个狱友。他们曾在外面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每当这几个人吹嘘以前如何如何，王立都羡慕不已。他总是想，自己出狱之后，一定要像这几个狱友过去那样，尽情地快活快活。
出狱后的王立，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他最想做的事还是尽快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然而，现实很无情，王立的收入一般，维持普通人的生活没问题，但想花天酒地、尽情逍遥，却无法办到。晚上，他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琢磨来钱的道儿。靠这点儿工资吧，肯定是翻不了身的。做买卖吧，又没本儿。去偷去抢吧，他又没这个胆子。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冒充军官去诈骗。
其实王立从小就想当一名威风凛凛的军官，可是长大后他并没参军，也就失去了当军官的机会。这次打定诈骗主意后，身高一米七五的他，到哪儿都刻意摆出一副军官的架子。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见到他，说不定还真以为他是一名军官呢！
为了让自己更像一名军官，他想办法搞到一套假军装和一顶军帽儿。军帽儿上没有红五星，他跑遍大街小巷终于买到一枚红五星，然后自己将它缝在了军帽儿上。接下来，他又伪造了写有姓名为“张国栋”的军官证和立功证书，并购买了一把黑色塑料手枪。行头和道具准备停当后，他就准备小试身手了。
王立感觉自己冒充的军官级别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考虑了几天之后，他给自己定了个级别——团长。由于怕被熟人认出来，他决定先去北京选择诈骗目标。周六下午，他请假出来，然后跑到东站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早晨，他身着军服，头戴军帽儿，腰里别着塑料手枪，来到了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站下了火车，他开始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荡，寻找能够下手的目标。他早想好了，自己没有家庭，这一次要寻找一个有点儿风韵的女人下手，不仅要骗钱，而且还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上午十点多，他溜达到北京一家单位门前，见传达室内一名三十多岁的妇女颇为标致，遂走过去以借用电话为名搭讪。“大姐，我现在有紧急的事需要与上级沟通，能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吗？”说完，王立送给这名妇女一个亲切的微笑。见站在眼前的这个军人气度不凡，这名妇女急忙将其让进屋内。
“电话在这里，您打吧！”说完，妇女将电话推到王立跟前。在电话中与“首长”沟通一阵后，王立放下电话，然后非常礼貌地对妇女说：“谢谢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真要耽误大事了。”说完，他不错眼神儿地盯着妇女的脸蛋儿，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
“哎呀！您别客气，都是为国家办事，没什么的！”妇女客套一番，然后就等着王立走了。但王立脚底下好像踩着万能胶一样，根本没有动弹的意思。冲妇女笑了笑，他接着说：“大姐，跟您认识也是缘分。我叫张国栋，是坦克团的团长。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就找我，能办到的一定给您办，办不到的创造条件也要办！”说完，他偷眼观瞧妇女的神情变化。见妇女甚至开心，他接着说：“不瞒您说，政府、军界、公检法司，我认识的人海去了，有事儿您尽管说话！”说着，他故意将别在腰里的塑料手枪露了出来。看这个张团长不仅气派十足，而且这么豪爽、热心，妇女急忙殷勤让座。
俩人一聊就是半个小时，王立把这名妇女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这名妇女名叫崔兰，虽然年龄不小了，但还是单身。这让王立极为心动，他记下了崔兰的电话号码并与她互留了通信地址。过了没几天，回到天津的王立跑到电报大楼给崔兰打电话，约她出来坐坐。崔兰这几天也是一直惦记着张团长呢，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邀请。
周日早晨，王立又乘火车来到北京，然后带着崔兰又是逛公园又是吃饭，把崔兰哄得心花怒放。就这样，交往了几次后，两个人居然恋爱了。在此后的交往中，王立给崔兰看了自己的“军官证”和“立功证书”。至此，崔兰对“张国栋”的军官身份深信不疑，并很快就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他。
虽然崔兰已经上钩儿，但王立还是想把她蒙得死死的，然后再下手。有一次与崔兰在一起的时候，他拿出一张女歌唱家的照片给崔兰看。见崔兰有些纳闷儿，他表情严肃地说：“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她的前夫。”崔兰非常崇拜这个女歌唱家，听说是“张国栋”的前妻，她惊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崔兰对他百依百顺，俨然奉若神明。
见崔兰完全被自己蒙住了，王立开始使出最后一招——骗钱。他早就谋划好了，先购买假冒的外国名表，然后再冒充真货卖给崔兰。这可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想好之后，他来到一个市场，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十多块假冒外国名表。周六晚上，他坐火车来到北京，并住在了崔兰的单身宿舍。
深夜，亲热完了之后，王立摸着崔兰的手腕儿说：“我看你平时戴着块海鸥坤表，也挺旧的了。这样吧！我送你一块外国表。”戴外国表，崔兰想都不敢想，她满脸狐疑地看了王立半天，然后问道：“外国表？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王立得意地笑了笑，然后答道：“我海关有朋友，前些日子他们截下一批走私的外国手表，我能以很低的价格买几块。”说完，王立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块手表，然后给崔兰戴上。看着自己手腕上这块儿洋里洋气的手表，崔兰的心都醉了。王立亲了亲崔兰，而后对她说：“这表在外贸商店里至少要卖上千块钱，而从我这儿买也就五百块。你看看，有没有朋友、亲戚想买。如果有，我还能给他们再便宜点儿。”
崔兰信以为真，待王立走后，她问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和老同学。最后有六个人被她说得心动了，决定买表。崔兰以为自己做了件大好事，所以当王立打来电话时，她急不可耐地告诉他有六个人买表，并且问他能不能再便宜点儿。王立对崔兰说：“我的手表每块都要上千块钱才能买下来。咱俩是自己人，我办这事儿全是为了报答你对我的一片情意！这样吧！我就给你四百块钱一块！”崔兰听完之后非常感动，让张团长抓紧时间把表拿过来。
过了几天，王立带着手表来到北京。崔兰与他见面后，毫不犹豫地将两千四百块钱交给了他，然后满心欢喜地将王立带来的六块表收了起来。
钱到手后，王立花天酒地，肆意挥霍。除了卖表之外，他还经常编造其他借口找崔兰要钱，而崔兰却一直蒙在鼓中。
王立在北京行骗的同时，在天津也展开了行动。一天，他在五大道行走时，见青年妇女佟凤贤独自散步，便走上前去，硬说佟凤贤是他的老同学。可攀谈了半天，佟凤贤也未回忆起有这样一个老同学。不过，单身的佟凤贤却对这个坦克团团长产生了极强烈的好感。再加上王立胡吹一通，佟遂对其产生信任。后来二人竟然也恋爱了。
在与佟凤贤交往过程中，王立不仅以坦克团团长自居，而且称自己马上要升任大军区的参谋长，是副军级。听完王立的胡诌，佟凤贤心花怒放——自己以前一直找不到对象，想不到现在时来运转，还找了个大军官。见佟凤贤上套，王立还是称自己海关有人，可以低价买到外国名表，骗了佟凤贤和她的亲朋好友不少钱。
在城市诈骗得手后，王立又来了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战略转移”。一天，王立身穿军装在京津公路上将男青年李竞驾驶的十人轿儿拦下，想搭车去北京。李竞出于好心，让王立上了车。在车上，王立先是对对李竞表示感谢，然后问道：“小伙子，今年多大了？”李竞笑了笑，回答道：“我今天二十一岁了。”
“好年龄！有前途！”王立啧啧赞叹道。李竞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就随口答道：“咳！我就是个开车的，能有什么前途！”
“要树立理想啊！不能悲观！”
“那是！那是！
“你这次到北京干什么去？”
“我们厂领导去北京办事儿了，我这是接他去。”
二人一路闲聊着。过了杨村后，王立对李竞说：“小伙子，我是坦克团团长！能坐你的车说明咱俩有缘呀！以后咱俩做个朋友，你有事尽管说话！”说完，他掏出军官证给李竞看。李竞扫了一眼军官证，然后对王立说：“我能看出来您是军官，否则我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让您上车呀！”王立听后，心中颇为得意。
见自己已经取得了李竞的信任，王立就对他说：“我们这些团级以上的干部能从海关买到罚没的外国名表。你这个人这么热情，我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我送你一块外国表！”没想到天上能掉下这样一块大馅饼，真是“好人就有好报”，李竞激动得差点儿说不出话来。
“团长啊！今天您能坐我的车，是我的幸运。这么贵的表您白送给我，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海关那里卖多少钱，我就掏多少钱，反正比外面便宜多了！”见李竞如此诚恳，王立心中窃喜。来到北京城边后，王立让李竞停车，然后带着他找到了一个公共电话。乱拨了一个号码，王立装模作样地说：“是海关稽查处的王处长吗？我是坦克团团长张国栋。你那里还有罚没的外国表吗？我这儿有个朋友，人很好，我想给他买一块！啊……有货是吧！那一会儿我们就到你那里，你把表给我准备好了！”
表演完了，王立对李竞说：“没问题，好兄弟，海关那头儿我很熟，我一定要帮你这个好人！走，咱先去海关取表，”过了一会儿，李竞开车来到海关大楼门前。王立下车后，谎称自己去取表，然后让李竞将车停到远处去。之后，他走进海关大楼旁边的一栋楼内。在里面呆了一会儿，他出来找到了李竞的十人轿儿。上了车，他掏出早已准备好假冒外国表，交给了李竞。而后，他气喘吁吁地对李竞说：“兄弟，票我都给你开好了！”说着，他将提前伪造的盖有“海关总署罚没物品处理专用章”的收款凭证交给了李竞。朴实的李竞将自己的一百多元钱和五百块钱公款全拿出来，让王立收下。王立假惺惺地推让了一番，然后接过钱装在了口袋儿里……
回到天津后，李竞急忙找懂行的人鉴定自己买到的外国名表。但结果让他非常失望，花六百多块钱买的外国名表居然是值不了几个钱的假货。
庆华等人感觉王立总请假，而且又是下馆子又是抽好烟，有些不正常，但又不好直接问他什么。而王立感觉诈骗来钱容易，正准备大干一场。可是最近他总感觉右肋部隐隐作痛，有时疼得还挺厉害。庆华见他总用手捂着右肋，就十分关心地对他说：“王立，你最近是怎么了？身体要是不舒服，可以休息几天。要是疼得厉害，就去医院看看！”王立冲庆华呲牙笑了笑，然后对他说：“没事、没事，过两天就好了！”王立比较懒，不想费事去医院，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得不了什么大病，也许过两天疼痛就消失了。可是过了几天，王立疼得更厉害了。庆华觉得，不管是小病还是大病，自己作为车间主任，都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了。于是，他找厂里要了辆车，带着王立前往医院做检查。
医生为王立做了细致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大夫将庆华叫到一边，然后问道：“您是王立的什么人？”庆华感觉情况不妙，于是答道：“我是王立的车间主任，怎么了？他的身体有问题吗？”医生叹了口气，然后对庆华说：“根据检查结果，我们可以断定病人得的是肝癌，而且已到晚期！”庆华听后陡然变色，他抓着医生的胳膊不停地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他还年轻啊！大夫，您……您再给看看!”医生叹了口气，然后说道：“看得出来，您是个好领导，可是我们的检查结果应该不会出错，我们建议病人立即住院。”
庆华先安排王立住了院，然后火速坐车回厂，跟厂长做了汇报。在之后的日子里，厂里派人轮流到医院照顾王立，而庆华每隔两三天就要到医院来看看。又过了半个多月，医生为王立做了手术。就在王立住院恢复时，民警突然来到他们厂。原来，公安局连续接到几个人的报案，都说被一个卖假表的骗子给骗了。民警经侦查、串并，认为王立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前往纺织厂抓捕王立。得知王立刚做完手术，现正在住院，民警决定先不动手抓人。待王立身体恢复到一定程度后，再对其进行传唤和审讯。临走前，民警嘱咐厂领导，先不要惊动王立。
庆华听到王立涉嫌犯罪的消息后，真是又气又急，但他毫无办法——既然触犯了刑律，那只能由公安来处理了。不过，作为车间主任，他仍然非常关心王立的病情，依旧是隔三差五去医院看望他。王立虽然脸皮很厚，但庆华的热心仍然让他有些惭愧。
周日下午，庆华又来到医院看望王立。这时病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王立沉思了半天，终于张口问道：“石主任，有件事儿我想问问您。文革那会儿，我总是欺负您、批斗您，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可……可您现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庆华听王立这样问，感觉很有意思。他想了想，然后说道：“我感觉人与人之间吧，首先是相互尊重。如果大伙儿都懂得去尊重别人，我们身边就不会发生让人不愉快的事。当然，一些人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藐视过别人、挤兑过别人，但只要悔悟了，认识到自己以前做的事儿不对，那都是可以原谅的。我还觉得，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邻居同事，谁家有事儿了，能帮帮的就尽量帮帮。其实，帮助别人是件快乐的事，何况你和我是同事呢！对吧？”
庆华一番话说得王立眼泪好悬没掉下来。一个人怎么样，只有共过事才能品出来；人生中的一些道理，也只有经历过痛苦和磨难才能真正领悟。这次大病的确让王立明白了很多东西，可是一切都晚了，大错已经铸成。出院后是去投案自首，还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这让他心中十分矛盾。
可是，他最终没等到出院，就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