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初版时间：1980年
初版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内容概述：本书以“截断众流”的气魄，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截取了明末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一历史瞬间，在这个横断面上，从各个角度深入细致地再现了明代的历史，展示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低能腐败和社会走向的末世情状。黄仁宇先生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我写《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
恰如英文版的标题《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平淡无奇的一年)，作者力图通过这貌似平淡无奇的一年，来深刻揭示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而且认为连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拉开的巨大差距，都已在那300多年前的历史横切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这当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黄仁宇先生却从他的“大历史观”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笔者以为，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也就是说，造成明朝灭亡和近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的原因固然有方方面面，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使法律与道德发生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技术上的一系列根本缺陷。
为了说明这一基本观点，《万历十五年》从经济、政治、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对明末社会做了深刻的剖析，以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作用。黄仁宇先生认为，由于经朱元璋开创的“洪武型”财政、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形式如工商业、金融业、交通业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增进国家财富，促进分工合作的发展，刺激私有经济的兴起，而是着力保护落后的小农经济，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民间私人财富的扩充、抑制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随意剥夺私有财产，从而保持“均一雷同”的传统形态。
关于“洪武型”财政，由于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已经展开了详细的论说，在此略之。大致言之，由于明朝统治者建立的经济制度，所要维护的仍然是典型的小农社会，其主要的着眼点仍是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和表面上的平均主义，从而由此导致了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普遍地遏制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成长和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以普遍的贫困及在贫困面前的普遍平等取代了社会的有序发展，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黄仁宇先生坚决反对明清之际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
由于缺乏法律的基础，取而代之的则是道德。黄仁宇先生认为，明代这一点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这就使得司法制度不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来提供规则和依据，而是以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本，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也要被“翻译”成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做出断语，以道德的名义掩饰实际的利害和是非，以伦理的判决代替技术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就必然会使专制集权、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常态。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作者缕析了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特点，指出对于这些历史人物而言，同样普遍地存在着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社会政治制度而造成的悲剧命运，他说，由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泛道德政治往往使伪善大行其道，各级官僚口诵四书五经，却在道德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即使少数较正直的官员力挽狂澜，也无法突破道德真诚的领域。这其中，海瑞的例子是最为典型的。
海瑞是传统社会中的大清官，也是四书五经培养起来的文官，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甚至真诚地认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纳入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正是由于这一信念，恰恰暴露了明帝国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因此，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所以说，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标志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失败，成为一部历史上“大失败的总记录”，恰如作者所言，“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之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方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而这，又正好为后来中国的发展，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机缘。
地位与影响：记得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位老师楼劲先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上课时，向我们大力推荐了这本书，当时并没有在意，只是过了很久，偶然翻开，结果一下子就被吸引住。我当时甚至没有想过，居然历史著作也可以写成这样！相信很多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最初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总之，关于此书在黄仁宇先生著作中的重要性，对于大陆学者来说，可能怎么说也不过分。因为正是由于它在大陆的出版和风靡一时，才使得我们认识了黄仁宇先生，了解了黄仁宇先生。而且，它的影响，已经默默地渗透到当代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去，而且我相信，这种影响力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另外，此书曾得美国书卷奖1982年及1983年两次提名，现有中、英、德、法、日文版；中文版又有台北的繁体字版及北京的简体字版。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初版时间：1992年
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第2版
内容概述：本书收录了黄仁宇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的33篇历史文章，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是“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具体地说，就是从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元顺帝灭亡为止。这其中，对于大家所熟悉的秦皇汉武，黄仁宇先生能做高人之论，对于大家所不太着意的，比如李悝、贾似道等人，黄仁宇先生也能一针见血，揭示他们重要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在本书中，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宋)和期间的大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其讲述的重点，而此前的春秋战国和此后的第三帝国(明清)，作者都有一定的涉及，也就是说，这本书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古代史的全貌。
通过本书的介绍，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做了明确而深入的分析：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有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的和有系统的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并藉此达到了上层与下层某种程度的流动，从而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在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之间，则有过三个半世纪以上的分裂局面(黄仁宇先生认为晋朝的短暂统一并无实质上的意义)。
关于中国历史的几个特点，比如地理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均田令的特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和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均有非常精到的解释。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作者在全书中都始终如一地进行贯穿，认为是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历代统治者治国不是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可以量化、技术化的经济和法治的管理，而是仅仅依靠过于简单化、随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条和意识形态，实际上，这一点归根结底体现了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泛道德政治的本质。
地位与影响：正是在本书中，黄仁宇先生首次指出，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特点迥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两个帝国之间，则是有元朝作为转变和缓冲的阶段。
本书也以其一贯的深入浅出为特色，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因而“作者治史，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
可以说，这是继《万历十五年》一书之后，又一本席卷大陆读书界的力作。
《放宽历史的视界》
初版时间：2001年
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内容概述：本书是黄仁宇先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篇论述，加上两篇新稿(《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的再检讨》和《上海，Shanghai》)，而重新编印发行的。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主要范围是明清时期，尤其以明清时期为何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其重点。黄仁宇先生在《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体制，事无巨细，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但由于有很多不合实际情况的地方，导致皇室权威虽然广泛，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上的安定，也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与西方各国近代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所以，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学者所争论不休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历代统治者治国不是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可以量化、技术化的经济和法治的管理，而是仅仅依靠过于简单化、随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条和意识形态，甚至经几千年的发展而无太大变化(《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导致产生了很多问题。黄仁宇先生也就藉此深入到西方社会，他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分析了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定义，并由此引申到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对今日中国的改革做辩论，一定要澄清这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体制，只有宣传上的效用，没有学理上的意义”，因为中国仍处于完成现代组织的过程之中。
地位与影响：这本书与其他著作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仍然保持平易生动的之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中，作者还引入了他在英国与李约瑟合作时，在共同的研究过程中，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心得，以及在法国里昂车站与老友见面，由此引发的对传统中国社会改造艰难性的反思，都有耳目一新之感，使人信服。
《中国大历史》
初版时间：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