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等著名的经济史研究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一条鞭法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成为黄仁宇先生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的基础。梁方仲等先生的结论是，推行一条鞭法后，明代的财政税收仍是“洪武型”。而事实上，黄仁宇先生将此结论大大向后延伸，认为虽有明清交替，康熙时将丁额永久的固定，雍正时的火耗归公，五口通商后新式税收开始出现，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开始征收厘金，所述“洪武型”的财政特点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结束。
那么，什么是洪武型的财政？黄仁宇先生说，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都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
明朝是一个大陆性格的国家，在它动员全民时，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并企图通过长期保持各地区间的平衡、不计较对外折冲时一时一地的祸福得失，以此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明朝也是中国惟一用兵由南至北而统一全国之朝代(这一点，与蒋介石的“北伐”，情形完全不同)，而且因为资源零碎，各地的总督巡抚无从跋扈割据和尾大不掉。明一代除了有朱宸濠等几位王室人物和农民的起义外，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权臣”，即拥兵自重，背叛朝廷。像嘉靖朝的张经和崇祯朝的熊廷弼，都可以由皇帝的一纸文书而逮捕，随意处决，也为以前所未有。
黄仁宇先生一再提及，中国反映着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读诗书之士统治大量农民，无法应付复杂的事情，所以才强调均一雷同。这些特点都因明清帝国而发展到极端，直到鸦片战争才彻底暴露它的弱点。如果能在数字上管理，亦即全民的管理全归金融和财政，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颁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时，就要普遍地执行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万能”的原则，去一古脑地权衡各种人的道德水准，再设定它与社会“风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农业社会里人与人最基本的关系是社会单元，而商业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则是相当多元的。而这体制上的转变，绝非轻而易举的事，而朱元璋根本就是反对这种转变。
不过，在此章的结尾，笔者还是可以为朱元璋说一点好话。他以一个贫苦得不能再贫苦人家的孩子，放过牛，又当过和尚，最后居然能够凭借机缘和能力，最终统一中国，当上皇帝，确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功人士”，至少，朱元璋为历代百姓完成了一个梦想：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被夸大的改革：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明代的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又开始步入风雨飘摇之中。万历年间，出现了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于1567年(隆庆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入直内阁。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于1572年任首辅。张居正认为，明王朝就像一座“将圮而未圮”的大厦，亟待“振而举之”。他指出，明王朝有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鳏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决心加以剔除。他利用当权的机会，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
政治上，张居正主张“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借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他对当时“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为政，百事推诿的腐朽吏治，进行了强有力的整顿。他强调用人唯才，官吏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裁减了许多冗官。
张居正对蒙古族采取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政策。1571年，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设立茶马互市，开展中原与蒙古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守蓟门，派李成梁镇辽东，整饬边防。又在西起居庸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上，筑敌台(碉堡)三千。在人民的支持下，戚继光在蓟门经过16年的努力经营，使北方“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对安定北方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执政时期，任命杰出的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潘季驯在治河中制定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并使黄河和淮河分流，减少了黄河泥沙对淮河的侵害，降低了水灾的发生频率，因而“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这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南北商品经济的交流，并成为清朝治理黄河的基本方式。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整顿赋役制度，以扭转财政危机。他认为，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他不顾官僚地主的反对，于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田、民田、职田、军屯田等，一律丈量。到万历九年，清查结果显示，全国总计田亩7013976顷，大大超过了明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
在清查全国土地的基础上，针对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张居正推广一条鞭法。早在宣德时，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已开始了役法的改革。如针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就有应天等府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和福建“纲银”等，都是把明初按户承当的里甲正役，部分摊入地亩，折银征收。针对杂役的改革，有正统时创于江西随后推广于全国的“均徭役”，即将各级地方衙门中经常性徭役，如库子、斗级、门子、皂隶、膳夫等，另归一类，名“均徭”，由里甲轮年承当。接着，南方各地又出现“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把均徭役从里甲轮当，改为通计一县丁粮，重新均分为十段，按段轮流服役，10年一次。
一条鞭法就是这些改革的总结，最早的倡导者是大学士(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后，因政事繁忙，又设内阁来辅，以后内阁的地位渐重，逐渐超越六部，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其阁臣即为大学士)桂萼，他在1530年就已经提出。第二年，御史傅汉臣也上疏建议实行。嘉、隆两朝，个别地区也曾经“忽行忽止”，其中执行得比较有成效的是浙江、应天和江西的地方官庞尚鹏、海瑞、王宗沐等人。到了万历九年，张居正把它作为通行的赋役制度，向全国推行。
一条鞭法的内容较为复杂，通常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赋役合并。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现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农民可以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应。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
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丁粮毕输于官”，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办法。
笔者在参与翻译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2001年，三联书店)时，正好承担了第三章《田赋——税收结构》的任务，其中，黄仁宇先生对于一条鞭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说。
黄仁宇先生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日两国学者已经就一条鞭法写出了许多篇论文和专著，对它的起源问题投入了特别的关注。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制度，一条鞭法应该起源于1531年。那一年，这一术语出现在一个官员的奏议中，并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
黄仁宇先生说，界定一条鞭法，用否定的方式远比用肯定的方式来得简单，尽管描述一条鞭法操作的下限是很困难的，但它的上限却是可以确定的。因而，基于以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他给出了如下的定义：
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很明显，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到如此理想的程度，即使在最先进的形式下，也只能是接近这一目标。非常明显的困惑是，这种改革运动，在经过如此艰难的准备后，却从来没有最终完成。然而，对此问题的解释却很简单：明代财政结构不能适应如此彻底的重组。
在16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条鞭法改革达到了它的最高潮，但中央政府既没有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金库，也没有一个通常的采买机构。尽管地方政府的后勤保障能力有所提高，却仍然不足，还必须由民众无偿服役。预算也没有任何增加，税收解运仍然是由专门的接收部门对应专门的分配部门，没有什么变化。例如，1592年北京宛平知县报告说，他被要求将起运银两送到中央政府指定的27个不同的仓库和部门，但所涉及的总额不到2000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就依然需要依靠纳税人服役。消除百姓所有的役差，将会造成现有的财政机器所无法跨越的许多后勤保障鸿沟。
一条鞭法的推行，还有赖于法律之外的其他因素。一般来说，上层推行某项政策，如果催压得过紧，下层就会出现“左倾”；如果相反，则会出现“右倾”。张居正的大量精力，也是花费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