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说，至今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里留下了一段尴尬局面(《从分裂到统一》)。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缺乏一个承上启下的大帝国；如果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则这个“过渡”又未免过于漫长。
然而，中国历史上的这次长期分裂，却为我们认识历史的真面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究竟是分裂好，还是统一好？如果抛开情感因素不谈，那么，在分裂的阶段，它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否有积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与它所付出的代价，孰轻孰重……
与自然力量对抗：南朝北伐
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
——黄仁宇：《淝水之战》
中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夷夏有别”的观念一直就很深入人心。而长期以来，控制中原的就是汉人，也就是说，由汉人控制中原，一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情况却完全颠倒过来。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体的政治格局，在北方地区成为常态。而汉人则只能偏安一隅，无法取得全中国的统一。正因如此，出现了东晋和南朝的多次北伐。
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307年，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移镇建业(江苏南京)，在南北大族的支持下，他在江南站稳了脚跟。317年，西晋灭亡的消息传到建业，司马睿称晋王，第二年称帝，建都建业，史称“东晋”。)因为忙于巩固他在江南的统治，加上东晋内部矛盾重重，所以司马睿对北伐并不热心。
当时首先想到北伐的是祖逖。祖逖，范阳遒县(河北涞水)大族，晋末率亲党流移至京口。他认为北方民心可用，北伐有希望成功，因此在东晋建国之前，他就向司马睿请求北伐。祖逖在上司马睿的书中，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迫切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司马睿任命他为豫州刺史，给他1000人的粮饷，3000匹布，叫他自己制造兵器，召募军队，进行北伐。
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领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这就是“击楫中流”典故的由来。
渡江后，祖逖在江苏淮阴一带冶铸兵器，募得2000人向前进发，进驻谯县(安徽亳县)。在打破石虎的进攻后，又进屯雍丘(河南杞县)。以前在河南一带屯聚的坞主赵闽、上官己、李矩、郭默等人互相攻击，祖逖从中调解，使他们归附自己。祖逖待人热情，不蓄私产，与将士同甘共苦。因此，祖逖北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祖逖劝说农桑，练兵积谷，努力为进军河北作准备。
这时，晋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难制，于己不利，派戴渊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指挥逖军，并扼制逖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各种叛乱都在酝酿之中。祖逖知北伐事业必将无成，忧愤成疾，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病死军中。祖逖死后，南北之间暂时保持着均衡的态势，“北伐”的呼声也沉寂了一个时期。339年，晋成帝的妻舅庾亮在荆州请求率师“北伐”，大臣极力阻止。有人认为他所统的部队以北方人为主，渡江后就会脱离自己的控制；还有人则夸大石虎的军事力量，故作危言，主张坐守江南，等待敌人灭亡。343年，庾亮再次请求“北伐”，并进驻襄阳，但仍因受阻而止。
此时，镇守荆州的桓温势力逐渐强大，永和二年(347年)，他率军入蜀灭汉，声势更盛。他屡次要求“北伐”中原，当朝大臣无法直接阻止，乃于永和五六年，相继派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北伐”，以图抑制桓温。
褚裒进驻彭城，前来投靠的北方人日以千计，河北的百姓近20多万人也渡河来归。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褚裒不但不努力向前，反而一触即退，使河北来归的人民在半道上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殷浩北进，也以失败告终。桓温在殷浩北伐失败后，上表弹劾殷浩，殷浩被废为庶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北伐的事情就没人能阻挡了。
桓温北伐共有3次。永和十年(354年)，他率步骑4万，攻击前秦，进入关中，在蓝田大败前秦军队，进军长安附近的灞上。关中人民听说晋军到来，争持牛酒欢迎，有的老年人流着眼泪说：没想到今天又能见到官军。但是，桓温不愿意在北方战场上过多消耗实力，所以在灞水停军观望，丧失了取胜的时机。后来，前秦苻雄战败桓温，晋军死者万余。秦军采取清野战术，拒不应战，晋军粮食匮乏，只好全部退回。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进，收复洛阳，将当地的老百姓迁回。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北进，从扬州到达前燕邺都以南的枋头(今河南浚县境)，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断了晋军粮道，桓温弃甲烧船败回。
桓温以“北伐”为事，前后10多年。他受到朝臣的牵制，而他自己也把“北伐”作为个人集中权力的手段，所以“北伐”始终没有成就。他在“北伐”途中见到以前所种的柳树，已经长的相当大了，不禁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不满于朝臣“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的苟安态度，请求“一切北徙”，还都洛阳，上表多达10余次，都没有得到允许。
东晋大臣反对桓温，除了权力之争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在南方产业已丰，无心北归。孙绰以“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为理由，力排还都之议，认为还都洛阳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对于南方的温柔之乡，已经相当适应了，而把以前在北方的生活家园，视为“野蛮之地”。
南朝开始以后，也进行过多次北伐。最先进行的是刘裕之子刘义隆。他的年号为元嘉，由于政治较好，社会安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小康”局面。当刘宋国力逐渐发展的时候，北魏也于439年统一北方，不断向南进攻。450年，拓跋焘征集60万大军南下，并亲率10万人马，进攻悬瓠城(河南汝南)，不克而退。
由于国力增强，刘宋早有经略北方之意，早在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结果被北魏打败。此次北魏南下受阻，刘宋乘机分兵两路北伐。东路王玄谟率主力围攻滑台(河南滑县)，西路柳元景直指潼关。王玄谟围攻滑台时，“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群众基础很好。但他对于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割配给自己的亲信部下，引起普遍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放纵军人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最后被魏军打败。西路军出卢氏(河南卢氏)，过熊耳山，迅速攻克陕县、弘农，进军潼关，斩魏军万余，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因东线主力失败，西路军孤立无援，柳元景也被迫撤军。
萧梁王朝政治腐败，国势不振，但也有想通过“北伐”而扩大统治区的念头。505年，梁以萧宏为主帅，大举伐魏。由于萧宏怯懦，临阵脱逃，梁军失去统帅，大败而归，损失惨重。
陈朝在文帝和宣帝时期，政治情况较梁末有所改善，江南经济逐渐得到恢复。573年(陈太建五年)，陈将吴明彻乘北齐大乱之机北伐，攻占了吕梁(江苏徐州东南)和寿阳，一度占有淮、泗之地。北周灭北齐后，吴明彻再次北伐，在进攻彭城的战斗中失败被俘，陈军主力覆灭，淮南等地得而复失，南朝的力量更加衰弱，再也没有力量进行什么“北伐”了。
整个过程纷繁复杂，有如话剧，各种人物全部粉墨登场。那么，为什么“北伐”会如此困难呢？正如在上一节已经讲到过的，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黄仁宇先生说，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333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10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总之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
同样，军事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南人所长为水军，北人所长为骑兵，虽然北人无法越过长江，南人依靠水军，也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但这种长处，也无法向北延伸使用。南朝军队虽然能够击败进犯之敌，但若想乘机北进，也是妄想，仍只能偏安江左。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内部。东晋以至南朝政府，一方面，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另一方面，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北伐”，谈何容易！
中国再统一的工具：孝文帝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