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世家学界名家——专访陈耀庭教授
李永明
编者按：
2003年5月，著名道教研究专家、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陈耀庭先生到香港道教学院授课。我们借此机会，对这位出身道教世家并在道教研究上贡献巨大的著名学者进行了一次专访，以图深入了解其经历和思想。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访谈内容。
请您谈一下您的道教家庭背景和求学经过。
谢谢您首先问及我的家庭背景，我的道教研究生涯同我的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家是六代道士。前四代的情况我已经不清楚了。我爷爷陈荣庆曾是上海火神庙的当家，清代上海最后第二任道会司的道会，后还俗结婚，但膝下无儿。我父亲陈莲笙是奶奶（祖母）姐姐的儿子，原姓吴。爷爷和父亲都是当年上海市道教界的头面人物，经常主持法事，门徒很多，在上海有较大影响，而我从小也就是在道院和坛场中生活和长大。
我出生于1939年，6岁开始进道场，原定在1949年小学毕业后正式拜师入道，但随着1949年4月上海解放，原来计划改变了，遂继续念书。我母亲于1953年去世，余下家中5个孩子、2个老人，父亲虽然在上海市道教协会工作，但生活十分困难，经常要变卖家中道服法器来维持生计。
我初中毕业后考进上海市圣约翰大学附中（后合并为五四中学）。中学期间对自然科学兴趣较大，后来为投稿赚取生活费，钻研写作，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时年17岁。1957年起，“左”倾思潮抬头，我有职业宗教者家庭出身，自然日子不会好过，被分配在较冷门的语言学专业，但这反而对我日后的研究有极大帮助。入读北大后，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只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加上长期营养不良，1960年得了肝病，昏迷卧床2个月。当时的主诊医生曾预言痊愈以后只有25年。为了要治好自己的肝病，于是按照陈撄宁的功法自行修炼道教静功，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后，肝病治好复学。
当我病后回到北大的时候，我发现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962年我国与当时的苏联闹翻，北大的中国语言学亦由原来以苏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改为以美国的结构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为学习对象，而这一改变对我日后的研究很有帮助。
请您谈一下您的宗教学术历程。
1963年，我从北大毕业后，由于健康关系，被分配回上海，在上海市物资局业余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由于当时中国的“左”倾思想，加上我的家庭出身，我只能赋闲在单位，未能有所作为。直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重新招考研究生，我便决心投考。初选成绩尚佳，但却在终选时因为宗教家庭背景而落选。投考虽未能获得取录，却得到上海罗竹风教授的赏识，他在创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时，随即把我调到所里，我从此便正式开始宗教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代所长、所长。
自1981年正式被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宗教研究，直至今天2003年，我的宗教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80年代初开始，我的主要工作是为宗教徒争取一个宗教信仰的权利。当时我发表的文章，如《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宗教》（《宗教》1984年2期）、《宗教的身影将长留在你的身边》（《宗教问题探索——1984年文集》，1985年）、《论宗教系统》（《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86年2期）等，都是希望中国社会能正确地认识宗教、正确地反映宗教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等等。其中《论宗教系统》一文，更被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誉为中国宗教学的一项突破。也许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89年我被美国国会邀请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他们的第37次国家祈祷早餐会和老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一个中国百姓，能够以平民的身份而获美国国会邀请，这是不多见的。
从90年代开始，道教全面复苏。我的工作主要是为道教的恢复而努力。当时，道教的恢复和研究，缺少经籍，我亦开始大力推动出版各类道教经籍，如编纂了《道藏要籍选刊》、《藏外道书》等，目的就是希望道教徒能读到自己的经书。当时道教的恢复需要为礼仪正名，我先后发表多篇关于道教进表科仪、炼度科仪、灯仪的论文，促成了这些科仪的再次开放。这对于出身于道教家庭的我来说，是深具成功感的。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重点就是为道教的恢复而工作。
进入2000年后，我的工作重点转往思考道教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研究道教教义如何面对新时代、如何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这些都是当今道教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与过去的社会不同，当今社会是一个高科技、高消费、高效率的社会，一切皆在高速中进行，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社会的需要，道教也会被淘汰的了；因此，今天道教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正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我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有神学建设的、礼仪规范的、经典诠释的、高道培养的等等，内容虽广泛，但却都是和当代的问题有关，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出一条让道教重新“活”起来的路径，好让道教回复到在中华文化中应有的地位。
您对国内研究道教的情况非常了解，又曾多次到国外进行学术访问和研究，那么可以请您谈谈国内和国外学者在道教研究上有何异同？
关于宗教研究，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管是否教徒，都应该对所研究的宗教抱有同情的态度，千万不要漠不关心地、以批判的眼光甚至谩骂的态度来做研究，否则只会出现片面的结论。我举个例子，过去有些学者过分强调道教中原始宗教的色彩和巫的成分，往往造成道教充满迷信色彩的负面印象。其实只要研究者能够有正面的同情和投入，就不会有此类无谓的误解。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批评道教，而是说在批评的同时应赋予一种客观的同情和了解，我自己便经常发表一些责备道门不正之风的文章，但绝对不会因此而把整个道教贬得一文不值，因为我的出发点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回到道教研究这个话题上来，从感情上说，我想国内学者大都承认道教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少都会对道教的发展有责任感，甚至有部分学者更感到有使命感，认为应该要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尽自己的努力。至于外国学者，我们就未必能够有同样的期待了。外国学者中除少数的两三人外，大多只是把道教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他们选择研究道教可能只是出于历史上的偶然或是好奇心，更有甚者，过去有些外国学者还怀有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以责任感或是使命感来要求他们了。当然这是基于一种主观的感情因素来分析的。若是从研究方法和路向来说，外国学者仍然很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日本学者以考证为主，因此他们对数据的真实性要求非常严谨；而法国学者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路向发展下来，故十分注重田野调查和与人文社会的关系，这都是我们中国学者可以多加学习的。另外，相对于外国学者，我们往往会过分强调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外国学者则没有这样的包袱。
您既有道教的家庭背景，同时又多年来从事道教学术研究，集宗教与学术于一身，那么您认为道教界和学术界应如何合作始能发挥弘扬道教文化的作用？
关于道教界和学术界的合作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能够互相尊重。学术界应该尊重道教界的宗教感情；同样，道教界也应尊重学术界的客观研究成果，并可适当吸收参考。重要的是，道教界的大门要常开，凡是能够帮助道教发展的，只要不违背道教教义，不损害道教形象，合乎道德法律，那么不管是学术界、商业界或是社会民众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和弘扬，道门皆可考虑合作。至于和学术界，或者和媒体的具体合作形式，我想可以通过项目合作方法，每次拟订一个题目或方向，然后共同分享研究成果。
道教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吗？
我想，从教义上来说，道教当然具备普世性的元素，例如道教伦理中便有普世的因素，但这并不表示道教便能成为普世的宗教，我们目前距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首先，在政策上，我们的宗教政策还不是很明确，要作大规模的发展仍有难度；其次，在传教人才方面，我们还是严重地缺乏，不要说到国外去传教，就是国内的弘道工作，到现在还没有一套系统的传教方法和一批能干的专门的人才，而且，传教是需要献身精神的，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第三，在国际化的工作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在最基本的道教经典翻译工作上便少有人问津，懂外语的道教徒或是道职人员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又如何向外国人解释我们的宗教或是令其溶入外国人的生活中呢？除此以外，道教的浓烈中国色彩、教义的现代化和系统化、经典的规范化等等都是要先行解决的问题。总而言之，在走向世界方面，我们面对的困难实在不少；不过，只要我们齐心努力，一步一步向前走，前途还是乐观的。
您认为应如何培训教内人才？道教“神学院”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吗？
道教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师父传徒弟的阶段，对其发展肯定是不利的，故参考外国神学院的架构来培养教内人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当然，对于一些特别的内容，如咒、诀、手印、符、心法等，还是需要以师徒传承的办法来传授。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上海道教学院为例，该院现在的课程是3年期，首两年是共同课，而最后一年则是个别拜师的，这是一种“学院”制与师徒制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调动社会和道门两方面的力量。上海目前具备中专水平的道士约有50人，达大专水平22人，人数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想只要能扩大培训层面，增加受训人员数量，再加上在选择生员、教材和老师上要求高些，尖子自然会出来，那么道教高素质人材的出现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最后，请您用一句话（只能是一句话）来说说您对中国道教未来发展的期望。
我的一句话是：“在适应中生存，在修正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