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赌博在美国的处境，有点像二三十年代酒品的处境。虽然法律明令禁止赌博，但只要想赌，人们总能找到各种方法。首先是内华达州和新泽西州先后开放赌博，造就了西部的拉斯维加斯和东部的大西洋城两大赌城。它们分别招揽了来自邻州、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巨大客流量。其他尚未开放赌禁的州，则坐视自己州的人去两大赌城贡献滚滚税源，肥水尽流外人田。
在那些暂时没有开放赌禁的州，人们想要找到打牌的地方也很容易。首先，他们可以找到私人牌局；其次，如果在州内有专门为印第安人划定的保留区，那里很可能就有赌场。如果两者都没有，你还可以找到盘这样的俱乐部式扑克室。
原来，美国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意允许他们组织开设俱乐部，玩有他们民族或者国家特色的牌戏，可以带一点赌博性质而不违法。当然，21点、百家乐这种通用的赌博形式是不可以的。盘俱乐部就是犹太人开设的俱乐部，其开设之初声明俱乐部主要组织“盘”牌戏，但是开的时间长了，各种扑克形式都进来了，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当年对待禁酒令大同小异。不仅如此，俱乐部还受到当局的保护，每天都有警察在附近巡逻，不是抓赌的，而是抓醉酒闹事打架斗殴的，为确保赌徒们有一个良好的赌博环境贡献了很大力量。
因为不是明令挂牌的赌场，盘俱乐部不能抽水。俱乐部的盈利主要靠跟发牌员的小费分成—发牌员们在一天结束后要分给俱乐部一半的小费。当时扑克刚刚开始流行，短期内也看不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大家都不知道小费应该给多少。比如，一锅30美元，通常能给出5美元。其实，这一锅30美元里面有他自己的10到15美元，盈利也就15到20美元，再给出5美元，百分之二三十的盈利可就都给出去了，这样下来是绝对不可能长期盈利的。可是玩家不管这个，他就图个高兴，俱乐部当然把这些玩家当宝贝供着。
罗蕊还教了我一些日常管理和运作的事情，比如怎么安排发牌员的当班顺序，怎么预测第二天、下一周的客流量以便排班，出现牌手纠纷时怎么解决，怎么核对账目，怎么组织比赛，等等。对，那时候已经出现了比赛，但是比赛形式也是有限德州，而且只有周末才有，人们对比赛的热情普遍不高。
被赶鸭子上架，充任发牌员
第二天，罗蕊安排我见了一下俱乐部老板—老麦。老麦是一个60多岁、看似貌不惊人却声若洪钟的犹太老人，我差点被他的大嗓门吓到。我一直都认为，说话声音大是人真诚坦率的表现，后来才知道，老麦有点耳背，所以讲话才那么大声。老麦平时基本不怎么来俱乐部，因为他还有其他生意，据说是一个银行的董事，还是若干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但我能看出来，老麦也很喜欢我，或者说，他信任罗蕊，因为他马上就同意了让我上任，而且把罗蕊跟我讲的预期薪水又提高了一截。
到了周六，我就走马上任，干上了兼职经理。开始几个礼拜，罗蕊还来跟我一起上班，后来看我干得还不错，有时候干脆就放我一个人在那里，她则美滋滋地享受休假去了。
正如罗蕊所说，牌室经理这活，其实一点也不难，至少对于有心人来说不难。平时我打牌的时候，就经常观察罗蕊是怎么运营管理的，到了这时正好派上用场。我对所有发牌员都和颜悦色，他们也都乐意跟我打交道。跟发牌员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牌室有时候生意突然好起来，就要紧急叫上一两个本来不当班的发牌员来补班，理论上讲，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将心比心，谁愿意在休息时间被叫来工作？这时候私人关系就很重要。很多发牌员都跟我说：“大卫，我来补这个班，不是为了牌室，是为了你。”对这些兄弟，我都心存感激。
有时候赶上发牌员突然生病请假，一时间叫不来补班的，我只能亲自上阵发牌。按道理说，发牌员是要经过1到3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执业的。我这纯属赶鸭子上架，早就做好了被别人看笑话的准备。但是一场牌发下来却出奇地顺利，洗牌、发牌、掌控全桌进度、数筹码、在高低牌戏中分锅，我都做得有板有眼。这部分归功于我平时在牌室的细心观察，但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我在家喜欢模拟牌桌，自己经常一角多用，同时充当发牌员、自己和对手。本意是练习牌感和研究对手，无意中把洗牌发牌也练熟了。
返乡送别母亲
1989年底，我接到二哥从广西打来的电话，知道了母亲病重住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稍微交代了一下饭店和盘俱乐部的事情，就立刻买了机票回国。一路上我又着急又愧疚，又苦闷又抑郁。着急的是母亲的病情—伴随她几十年的哮喘已经让她吃尽了苦，不知道她能不能再熬过这一关。愧疚的是，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虽然是古人的观点，但我在美国这一晃11年，确实没有也无法尽孝道，二老有点什么事情，只好靠守在老人身边的哥哥姐姐们，我定时寄回去的美元代替不了亲情。苦闷抑郁的是，母亲指望我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我虽生活无忧，但距离出人头地还远得很。更重要的是，我竟然沾染上了母亲最为不齿的赌博恶习！一想到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母亲开口。唉，扑克不是赌博，顶多是有技巧、可以赢钱的游戏，这些事理我懂，可是母亲懂吗？她能接受吗？
下了车我直奔医院，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鼻孔插着氧气管，瘦骨嶙峋，形容枯槁。我一见这情景，再也忍不住心里的酸楚，扑到病床前跪倒，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接下来的两星期里，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我每天都守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回忆过去的事，也给她讲我在美国的经历。当我提起有时候打牌还能赢点钱时，她吓坏了，郑重地告诉我：“你可千万别沾那东西，赌博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十赌九输说得不对，应该是十赌十输。”我跟她解释，说扑克跟其他形式的赌博不一样，是有技巧的，我比他们厉害，所以能稳定地赢。她还是不放心地劝我：“赌徒们都说自己能赢，最后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输到破产？其实输钱倒无所谓，我是怕你输了钱做傻事，搞不好都得进去！”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我输光的时候倒没有，可是后来真的“进去了”。
我见她不能理解扑克，也就不再解释了。母亲可能时日不多了，我想让她少受点罪，享受几天安宁日子。接下来的几天，我只讲高兴的事。
我回国一个月以后，母亲还是没能熬过去，在一个阴雨天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她一辈子都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对人善良诚实，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劳动妇女。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教我的做人道理，我将终生难忘。
母亲住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个父亲的老友因为碰巧有亲戚在同一家医院住院，也经常来探望。他的女儿经常过来帮忙，跟我一起扶母亲起床，帮着喂饭喂水，甚至还收拾脏东西，我很过意不去。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比我小6岁，我们小时候就认识。在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她又经常来安慰我，哄我开心。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
回到丹佛以后，我仍然无法从母亲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一度情绪非常低落。那段时间，幸亏有来自大洋彼岸的鼓励和安慰，我才有勇气支撑下去。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未来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而是有了另一个彼此互相牵挂的人，要携手走完一生。然而，饭店和盘俱乐部经理这两份工作挤占了我所有的时间，我不胜其烦。我想，应该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转让饭店，开始全职扑克手生涯
纯从金钱角度看，我在俱乐部的薪水和打牌的收入肯定比开饭店要多，而且也轻松得多。即便是从兴趣角度讲，打牌也显然有趣得多—我每天打牌都充满热情，回到家后仍然一个人研究牌技，琢磨各种门道。饭店的工作完全是另一个极端：单调重复、又脏又累。
既有钱赚，也有兴趣，这不就是两大成功因素的完美结合吗？我为什么还要坚守饭店呢？我心里很清楚，是怕辜负母亲的期望。母亲希望我做人正直，不沾染赌博的恶习，一辈子都平平安安。我怕母亲如果泉下有知，知道我卖掉了辛苦经营的饭店，不能原谅我。
可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不能一边继续经营饭店，一边追求我的扑克梦。那样下去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做得非常平庸。我不怕辛苦，但是我怕平庸，我更怕自己好不容易展露的天赋到最后仍然被浪费掉。母亲对我好，可是她不了解扑克，她也不如我更了解我自己。她以为对我最好的事情，其实却未必。我想，她的最终目的是让我幸福，如果我因为听了她的建议而不幸福，想必也不是她的本意。
迈过了这道坎，我心无羁绊。终于，在1989年年底之前，我把经营了两年多的餐馆和我的中餐大王的梦想一并彻底转让了。从此开始，我的生活完全跟赌场分不开了：周末，我是盘俱乐部的经理；平时，我则是全职牌手，有时就在俱乐部，有时也去玩家家里打私人局。无论跟谁，只要能找到金，我就打金；找不到，我就打德州、打七牌梭哈、打奥马哈。
虽然扑克玩家是传统意义上的“赌徒”，好像天生就该道德败坏、偷鸡摸狗，但是在赌场严密的监视和规则之下，他们倒也挺守规矩，很少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发生。绝大多数时间我这经理当得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是说就绝对没有敢于琢磨歪门邪道的。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