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北魏、南齐时，禅法独盛于北方。即如慧文禅师亦北齐人，慧思就学慧文于北方，后始至南朝弘禅。北方盛行的大都为五门禅中的禅。稍后，菩提达摩亦到，如《僧传》云：“菩提达摩阐道河洛。”据现在禅宗的传说，达摩乃梁武帝时来中国的。但《僧传》则说宋时已到北方，与僧稠禅师所倡导的禅并行。如云：“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氏关中，尊登僧实。”又云：“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就是说菩提达摩的禅，不依教理，故玄旨幽奥难见。由此看来，当时在北方盛行的禅有二：一为僧稠禅，一为达摩禅。至梁时慧思禅师等，始行禅法于南方。依“非智不禅”之意，道宣律师是推崇慧思与智者的。不但此也，且对达摩有很严厉的批评，因为他是持律的，对达摩禅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赞成。如他说：“运斤挥刃，无避种生；炊爨饮啖，宁惭宿触。”他又对达摩禅的内容作这样批评：“瞥闻一句，即谓司南，昌言五住久倾，十地将满，法性早见，十智已明。相命禅宗，未闲禅字，如斯般辈，其量甚多。”意即谓达摩禅徒，动言五住烦恼已尽，十地已满而成佛了，其实连禅字都没有认识。这是批评达摩禅不重律仪，不依教义，自以为顿悟成佛。由此可见，唐初在慧能未出世以前所推崇的，仍然是依教禅，因为这是依戒定慧修的。道宣律师的批评，也确为后来禅宗盛行而戒行慧学都衰落的预兆。
（第三节）悟心成佛禅
悟心成佛禅，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它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故亦可名见性成佛禅，或即心是佛禅。
禅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密宗来作比例。我曾讲先有杂密，胎藏界等，至善无畏、一行等，始成为独立的密宗，而与显教对立。禅的发展，起初也是依经教而修的，至达摩东来，才成为独立的禅宗，才为后世分宗下、教下之所本，而成为达摩的宗门禅。
自悟心成佛禅以下，皆为宗门禅。详见《景德传灯录》、《禅林僧宝传》、《传法正宗记》、《宗统编年》、《指月录》等书。这一种菩提达摩禅，另有一个传承的系统：从过去七佛起，传至释迦牟尼佛灵山拈花、迦叶微笑为传佛心印初祖，迦叶传阿难为二祖，乃至二十八祖达摩为东来初祖，至慧能为六祖。佛佛祖祖之所传，各个有一首传法偈。然而这种传承，不能免掉后人的疑难，如问从七佛至二十七祖之传法偈，有何根据？释迦灵山拈花，迎叶微笑，根据的什么经？古来禅师亦只好答，系出达摩口传。还有《付法藏因缘传》谓传至二十四祖师子尊者为止，则二十五祖至达摩之传承，又有什么根据？虽明教嵩《传法正宗记》及《论》，尝谓二十五祖婆罗多罗，二十六祖弗若密多，二十七祖达摩多罗，西域犍那三藏曾说及；而梁僧佑《出三藏记》所载萨婆多部所传，亦有此三祖。然而疑仍莫决，只可断为达摩口传如此。因为这样重口传，不依教典，故称为达摩宗门禅。
一、超教之顿悟
顿悟禅之独立宗门，虽以达摩为主因，但亦由当时很多增上缘助成的。这就是说，中国当时已富有超教顿悟的风气。据《高僧传》所载，远在什公与佛陀跋陀罗，就有问答，但禅宗则传说系佛陀跋陀罗与道生的问答。如跋陀问道生怎样讲涅盘，道生答以不生不灭。跋陀说：“此方常人之见解。”道生问：“以禅师之见解，何为涅盘？”跋陀手举如意，又掷于地。道生不悟，跋陀乃拂袖而去。道生学徒追上问云：“我师讲涅盘不对吗？”跋陀说：“汝师所说，只是佛果上的，若因中涅盘，则‘一微空故众微空，众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无众微，众微空中无一微’。”
其次，慧远法师亦说到“至极以不变为性，成佛以体悟为宗”，此即说明体悟至极不变的法性即为成佛。僧肇的《涅盘无名论》说：“不可以形名得，不可以有心知。”亦明究竟旨归，超绝言教。道生法师曾有顿悟成佛说，影响当时的思想界很大。
保志初修禅观，后多神异，梁武帝很尊重他，宫中出入无禁。武帝一天问他：“我虽信佛法，烦恼如何断治？”保志答：“十二。”又问：“如何静心修习？”答曰：“安乐禁。”后代禅宗，谓所答与灵山拈花乃至达摩禅下的棒喝一脉相通。其所作《大乘赞》、《十二时颂》、《十四科颂》，共三十六颂。如“终日拈花择火，不知身是道场”，及“大道常在目前”等，皆显示悟心成佛禅意。史称志公为观音应化，曾现十二面观音像，为僧繇所不能画。传说中的观音应化者，唐时尚有泗洲僧迦，禅宗亦录及其问答。
与保志同时的，还有一位傅翕，即平常所说的傅大士是也。据《传灯录》所载，他住在现在的浙江义乌地方，自谓已得首楞严三昧，七佛相随，释迦在前，维摩在后。梁武帝曾请他进京讲《金刚经》，他上座将抚尺一挥，就下了座。围绕在座前座后的听众，简直莫明其妙。志公谓帝：“此大士讲经竟。”从他这种说法的举动看来，他虽不属达摩的传统，但与后来的宗门禅是作风一致的。如他有颂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如此之类的颂文，还多得很。如云：“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在普通的常识中都是讲不通的，但它内面含有无限的深意在。他是宣示自证境界，非虚妄分别之言语思维可了知。
又作《心王铭》云：“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六门出入，随物应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即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这铭文更显然为悟心成佛禅。相传他是弥勒应化。还有在中国应化的弥勒，即李唐后奉化布袋和尚。他也有很多的诗和偈，有一偈云：“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此颂也与傅大士《心王铭》一贯。
前面讲实相禅的时候，曾经讲到南岳慧思禅师，思师亦与保志同时。当他隐居山中的时候，志公向他传语：“何不下山教化众生？”慧思答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更有甚众生可教化？”这些话也类宗门禅语。
更有华严的始祖法顺（即杜顺），《禅录》上说：“法顺作法界观，文简意尽，天下宗之。”又说他尝作《法身颂》云：“青州牛吃草，益州马腹胀。天下觅医人，炙猪左膊上。”传说杜顺是文殊化身。说为文殊化身的，还有与拾得同隐居天台山的寒山。他的诗很出名，其格调语浅而意深，故他在诗坛上，是白乐天的先河。寒山外，还有后来作《华严合论》的李长者，从诸法性空明华严，传说与杜顺、寒山，同是文殊化身。
以上这些，都是达摩宗门禅兴起前的增上缘。或依经论教义提出简单扼要的玄旨，或别出不依经律论义乃至非言语文字所能及的风格，故总名此为“超教之顿悟”。
二、达摩与慧可
达摩，在《高僧传》与《传灯录》里记载不同。《高僧传》谓达摩是刘宋时来中国的，比译四卷《楞伽》的求那跋陀罗稍后。至北魏，在嵩山专以禅法诲人，因此惹起盛弘经律者的毁谤。惟有道育、慧可二少年沙门，锐志高远，精进求学，侍奉四五年。达摩感其精诚，乃示以理入与行入二门。理入门，即明无自他凡圣之别的真性，凝住壁观，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是名理入。行入门有四种：一、报怨行。修道遇有苦厄的时候，当念此是业报，是我宿世所作业因，现在应当安心忍受，不生憎厌。二、随缘行。遇有顺境，无所贪着，缘尽归无，何喜之有？因此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三、无所求行。就是对于世间的一切都无所求，因为三界都是苦的。四、称法行。即称法性之理而行。此四种入行，万行同摄，亦与理入无碍。此依《高僧传》说，并传慧可四卷《楞伽》以印心云。
但《传灯录》则说他是梁武帝普通年间（二年或七年八年）来中国的，初到广州，刺史表闻武帝，武帝乃迎接他至金陵。武帝问他道：“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达摩答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答曰：“此但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又问：“如何是真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进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答曰：“廓然无圣。”帝曰：“对语者谁？”答曰：“不识。”帝问既高，而达摩答不能相契，以机缘不投，达摩乃潜渡北上。志公对武帝说：“达摩是观音菩萨化身。”帝拟遣人追回，志公曰：“阖国人追去，亦不能回矣！”
达摩北上，至嵩山少林寺，便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时有神光，系一中年博闻善讲之士，闻达摩之名，特地跑到少林寺去亲近他。他到了少林，见达摩朝夕端坐，面向墙壁，默然无语。神光自己心里便这样想：古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今我何人？如是他就在一个大雪夜里，端正地立在达摩的旁边，积雪过膝。这时达摩很怜悯他，道：“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神光悲痛而泣曰：“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摩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进，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神光听了，乃潜持利刀，断臂于达摩之前。达摩知是法器，为易名曰慧可。可问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答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觅心不得，乃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与汝安心竟。”所以神光易名慧可，是从他顿悟的智慧而印可的。
后来达摩欲回印度，便召集门人说：“时候到了，你们怎么不各言所得？”时有门人道副说：“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达摩说：“你只得我的皮。”一尼名总持的说：“我今所解，如庆喜（阿难）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达摩说：“你得我的肉。”道育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达摩说：“你得我的骨。”最后慧可礼拜达摩，依位而立。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髓。”因此便将衣法及四卷《楞伽》传与慧可。有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并云：“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二百年后，衣止不传。”自此以后，在中国有了不立文字的宗门禅。
达摩示寂之后，葬在熊耳山。过了三年，魏宋云奉使西域，归途中遇达摩于葱岭，见达摩手提一只鞋。宋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回西天（印度）去。宋云回到魏国，将此事呈禀皇帝。帝即令把达摩的坟掘看，一掘开，只见遗留下来的一只鞋子，大家都觉惊奇。这只履西归，又永留了一重公案。
由上面看来，《高僧传》与《传灯录》记载达摩的事不同，这或者是因为达摩年寿很高，在中国很久，《高僧传》只记录了达摩初来中国的前一段，或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事；《传灯录》记载后一段，或是口传慧可的事。
达摩初创了禅宗，慧可为第二祖。据《高僧传》说，慧可侍奉达摩有六年之久，承受衣法后，于天平二年到北齐邺都大宏禅法，因此一般咬文嚼字的法师们，便嫉妒他，障碍他，排斥他，甚至派刺客杀害他。据说他的臂骨被折断，这或许也是那些偏执文字之徒干的。《传灯录》说，他后来在筦城县匡救寺门前谈无上道，很多人围着他听。时有辩和法师讲《涅盘》于寺中，以其徒转从慧可参禅，大兴毁谤。那一县的知县翟仲侃，听了辩和的谗言，竟以非法加诸慧可，慧可就遇难了。这时，他已有了一百零七岁的高龄。
《高僧传》里说有一位向居士，幽遁林野，淡泊自修，曾寄可一书以示意：“除烦恼而求涅盘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可也答之以偈云：“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又有化公、廖公、和禅师、那禅师、慧满等，皆曾直接或间接受可之薪传，但无真正嗣法的弟子，故说“末绪无嗣”。
可是据《传灯录》的说法，那就不同了。《传灯录》说：可得法后，到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或即《高僧传》里所说的向居士），年逾四十，一日来见可云：“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可乃运用达摩的作风答复他：“将罪来，与汝忏。”这位居士静默了半天，说：“觅罪不可得。”可便说：“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居士说：“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可谓：“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当时这位无名居士听了慧可这几句话，深有所领悟地说道：“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这实在也就是达到了悟心成佛之旨。所以慧可听了，也就很高兴地许其出家，而且还这样地夸奖：“是吾宝也，宜名僧灿。”过了二年，可便传法与僧灿，传法偈云：“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要按平常的理解讲起来，这也不出缘起性空的道理。然而这不是一种理解，而是一种契悟。可传法后，嘱僧灿隐居深山，谓不久将有法难，自身并须遇害以酬宿债。
由于可之被害，可以知道慧可显然是不依经教而力宏别传禅法的人。正因为他所宏的是不依经教的禅，所以多处惹起讲经持律者的嫉视与障难。后来宗与教的对峙，也可以说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三、僧灿至弘忍
僧灿，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以居士身而得法于二祖而出家的。《高僧传》里，没有僧灿的传，也没有说道信从灿受法，仅于法冲的传上，附带地说到“可禅师后灿禅师”。但《传灯录》则谓灿师得法于二祖后，隐居于皖公山。至隋开皇十二年，有沙弥道信（年四十岁），来向他求解脱法门。他问沙弥：“谁缚汝？”沙弥谓：“无人缚。”于是他就提醒似地说：“何更求解脱乎？”道信听了这话，便于言下大悟。随侍三祖，服了九年的劳役，方传衣法。传法偈云：“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僧灿既把衣法传给道信，于是他就到罗浮山去隐居。后来仍回到皖公山而终，即今三祖山是。
僧灿留下宗门的重要文献，有《信心铭》。《信心铭》里开头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有顺逆。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最后是：“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这也就充分表白了悟心的禅意。
从僧灿到弘忍，中间还有四祖道信。道信曾经六十年胁不着席，可以想见他的精进了。他住破头山，山里有一种松老人，要从他出家，他说你现在老了，出家无用了，必欲出家，可俟再世。
多年后，有一天到黄梅县去，路上遇见一小儿。他问小儿何姓，小儿说：“性即有，不是常性。”他又问何姓，小儿说：“是佛性。”又问：“你没姓吗？”小儿说：“性空故。”于是他就知道这小孩即是向者要从他出家的那个老人转世。原来那位老人因受了他的激发，死时在一条河边上，向一位洗衣服的处女“借宿”。这位女子并不知道他的用意，答云：“要问父母。”老人说：“你答应一声便可。”处女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于是老人就投胎于这位处女了。处女既怀了孕，就被他的父母所发觉，认为是辱败门庭，就把她赶出家门。后来这个女子沿途乞化，生了小孩，这就是道信现在所遇到的这个小孩了。因为他没父亲，所以他也就说不出他姓什么。道信既知道了这个小儿来历，于是就问他的母亲让他出家。他的母亲因感于行乞的不便，所以就很慷慨地许他出家了。
道信既然得了小儿，于是待长成时，就把衣法传给他了。传法偈云：“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大缘与性合，当生生不生。”
唐贞观年间，太宗因仰慕道信祖师的德风，所以再三地召他入京。他皆以病辞，终不一赴。第四次，太宗乃告诉使者说：“如果不起，即取首来。”使者到山，把这意思告诉了他，那知他毫不怯惧地引颈就刃。他这样一来，倒把使者吓退了。太宗听了这种高风，不但让他山居，而且更加钦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