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这耳听八方，就真有大收获，是近近远远，不断传来，小小大大，都有官位的人的倒地声。以近在眼前的为例，谁决定的，不知道，现象是，某一日的某时，有人走入办公室通知，几点在什么地方开会，批判某人（副社长或室主任之类）。当然要参加，如果未布置发言，就闭口，只是听。发言的都像煞有介事，举出不少言和行，然后上纲，说是反什么。受批判的人当然不敢申辩。稍后，批判升级，成为批斗，受批受斗者要大弯腰，成为喷气式，就欲申辩而不可得了。听，任务还有受教育，我惭愧，觉悟太差，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言某行竟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作用。还有甚焉者，比如某一句，同样出于某人之口，只是时间是前些日子而非今日，我们就称为指示信受奉行，何以运动一来就突变为大毒草？更不可解的是毒草竟如此之多，就社内说，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我一向认为人品不坏，言行多有原则性的，都倒了。
上班，重要任务成为参加会，听批判；散会之后，要身心投入运动，编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批判或批斗的会也扩张。先扩张到直接的上级教育部，高层人物，直到部长，几乎都有错误，有就要批判，或批斗，我们直属单位的职工当然要参加，壮声势，受教育。说起声势，这是前台演的，至于心里，则是惶惑加担心。惶惑，是怎么想也不明白，高到一部之长，忽然刮来一阵风，就倒了。担心，是唯恐这飘在上空的风，一旦自空而下，自己就立即成为牛鬼蛇神。但其时风还没有自空而下，也就只好装做心情平静，紧跟形势，号召写就写，通知参加什么会就去参加。记得还参加过批斗非本单位的高层人物的会，而且不只一次。印象至今还未泯灭的有何其芳，因为是北京大学同年级同学，军训同一班的战友。都揭露了什么罪行，不记得了，只记得称名换为何其臭。还有罗瑞卿和彭真，大概是批斗彭罗陆杨的会吧，是严冬，在工人体育场，罗像是不能直立，坐在一个筐里，彭则一直是喷气式，脖子上还挂着什么，因为离得不远，清楚地看见鼻涕下垂很长。
参加会，要跟着喊口号，打倒某某人云云。其实呢，由逻辑的观点看，这是多余，因为是已经倒了，才能揪到这里来批斗。所以关系重大的是倒不倒。何以会倒？推想批而斗之的那些大帽子的理由都未必是真理由，真理由可能藏在幕后的什么地方。这，如我们这些跟着喊口号的当然不知道。但“不知为不知”也难，因为心（用旧说）之官在思，有时，甚至常常，就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古人承认人皆有过，但所谓过，多数是零星而小的，如摔了一个茶杯，一阵心血来潮，骂了谁一句之类。还有时间是参差的，比如家门之内，良人犯个错是在去岁之夏，主妇犯个错是在今岁之春。大革命之风刮起之后就不同，而是位在小民之上的，除极少数的若干人之外，都有错误，都随风而倒。所以就不能不使人推想，这倒不是来于有错误，而是来于有定性之权力的什么人愿意这样。何以愿意听这反常态的倒地声声？或者只有天知道。至于人，就会推想，其根源恐怕是“睚眦之怨必报”加心底有喜看苦和乱的阿赖耶识。
如果这样的推想不是无中生有，则许多抽象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之类，其价值就不像在口头、在大字报上那样重要，因为，比如何其芳，戴上这类帽子，合适也罢，不合适也罢，反正他已经倒了，就只能变安坐于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室为工人体育场上的喷气式。专由喷气式的苦和辱方面看，这类帽子，撇开因果方面的价值不计，其重量还是不可轻视的，因为泰山压顶之后，你就真如批斗的语言所说，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唯一的希望是仍食息于人间，能等来落实政策。也就因此，对于这类大帽子，我还是很怕。怕，就希望有个明确的内涵，以便能够畏而远之。但这像是很不容易，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例，比如有的人觉得英国的议会制度好，算资产阶级思想大概不成问题，但里面还藏着问题，是议会制度究竟好不好，尤其与光绪年间那拉氏老佛爷专政的时候相比。如果一比，承认议会优于老佛爷，问题就复杂了。复杂还不到此为止，比如不识之无的什么人，不知道什么是议会制度，但以自行车为代步，说英国凤头的比国产凤凰的好，算不算资产阶级思想？像是也只有天知道。
在这类大帽子中，我觉得，资产阶级思想的内涵是比较清楚的，可是一近看细看，竟也是“在虚无缥缈间”，其他如右倾机会主义之类就更无论矣。——但也无妨论一论，比如对于民族资本家，不与地主同科，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作为考题，让考生解答，如果其时还没有最高指示，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宁可交白卷的。民族资本家，五个字中的三个字是资本家，牵扯重大；改为说个牵扯不重大的，比如我住过北京四合院，未免有三宿桑下之恩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愿意多保留一些，如果有人给送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就不能知道应该戴还是不应该戴。
因此，在这多种帽子在头上飘动的时候，我切盼能有人发普度众生的弘愿，编一部详解帽子的大辞典，先把一切事物以及经常会出现的言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没问题的，一类是有问题的，然后把有问题的分为若干类，分别编入相应的帽子。这样，比如我忽而灵机一动，说了句“老北大也有不少优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就可以请教这部大书。又比如这部大书说有问题，而我说时的听者只是老伴，就可以嘱咐她保密，曰：“不足为外人道也。”可是，有的人发问了，“可能出现的言行都收，这部辞典的量就不会小于《四库全书》了吧？”想想，也是，结果就又成为只能安于迷离恍惚。迷离恍惚而有使人倒之力，所以每一想到就不寒而栗。
有没有不不寒而栗的路？现在已是1966年的整整三十年之后，确信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回答，曰有，那是扔掉这类大帽子，改为“法治”。人自然还会有错误，也就还会倒，以至受处治，但那判定、处治之权是在各级法院手里。法院判定、处治，要有依据，那是各种“法”，为人民（多为代表的形式）所定。这样的各种法，规定明确，但所管则有限，比如我说“老北大有许多优点”，刑法上未规定这是犯法，我就既敢在老伴跟前说，又敢面对新北大的学生说。说了，不怕，是心里有安全感。我的想法，讲治平之道，首要的是能做到人人有安全感，只要不犯刑法规定的法，天不怕，地不怕。建国以后的二十几年，运动一个接一个，大帽子（还不包括地、富、反、坏、右等已戴在头上的）永远在头上飘动，其结果是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人没有安全感。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是一种惨痛的生活，也就能产生一种惨痛的教训。有教训，吸取，之后如何？我想，无妨学一次批斗会的口号腔调，大家一齐喊：“法治万岁！”
龙 套 生 涯
上一篇说大小官们倒地，是述所见所闻。运动是天网恢恢，其时就己身言之虽然还可以称为疏，却同样是不漏。这是说，像我这微之又微的，也不得不随着运而动。动，唯心论，立意之后影响身，有多种情况，著文，以题为纲统众目，要拟个合适的，于是就想到“龙套”。取义有浅的，是居陪衬之位而也忙忙碌碌；还有深的，是演戏，虽然也摇旗呐喊，却不相信其中有什么大道理。演戏是心里想这个，嘴里说那个，以常情衡之是虚假，以佛门的戒律衡之就更严重，是犯了杀盗淫妄酒的“妄”，难道这也可以算做“安则为之”吗？难言也，说安，又常常感到勉强，还要加上惭愧，尤其想到孟老夫子所说“义亦我所欲也”的时候；但说不安，又实在无其他路可走，也是孟老夫子说：“予不得已也。”不得已，是情势所迫，所谓打鸭子上架，纵使本性不宜于上架，也就只好上，扔开安不安，不管了。
不管安不安，是说其时的演戏；至于异时异地，走演戏的路，就最好说说所以为不得已。这说来就不能不话长，因为走是自己走，就不能不说己身，而己身，正如其他年不轻的无限己身，都是复杂的，要说，就不得不深入，掏心窝子。以下掏自己的心窝子，只计与演戏有关的，可举三宗：一是少信，二是不能扔掉悲天悯人之怀，三是不能自强，高攀不怕苦、不怕死。以下依次解说。
先说内容最为复杂的少信。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最先涌上心头的是某先进人物的看法，那是不能信，可证我是，轻，落后，重，反。对于这样的评论，可能的应付之道不只一种。无上妙法来自《处世奇术》，是沉默，盖不说话，可以理解为承认，也可以理解为不承认。说话呢，如果未能得体就会引来麻烦，因为既先进矣，身后必有大力支持，语云，光棍不吃眼前亏，所以还是以沉默为是。但眼前有如流水，“逝者如斯夫”，也就有争论几句不会引来麻烦的时候。没有麻烦会鼓励胆增大，那就应付之道也可以不用《处世奇术》而用哲学的思辨，于是问：“何以落后甚至反就不可取？”估计某先进人物听到必大吃一惊，因为依时风，这是不成问题的。于不成问题处看到问题，也会与反拉上关系吧？或委婉言之，道不同，就还是以各走各的路为是。
但各走各的路，表示我也有路，人目为落后的路，我自封为不信的路。这样说，我是视不能信为值得夸耀吗？正好相反，我是一贯感到遗憾，视为可怜的。记得我执笔涂抹，不只一次引英国培根的话，“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说我很惭愧，只能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不能树立信仰，所失是什么？可以用常语说，是没奔头；也可以用道语说，是不能心安理得。以佛家常说的“生死事大”为例，我很羡慕净土宗老太太，日日、月月、年年宣“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到弥留之际就可以心地坦然，因为确信必可以往生净土。下降为（反动？）会道门也是这样，我也常举为例，那是我的外祖母，信一种善言善行可以得善报的道门，说善报之一是辞世之后，魂灵先到本村的土地庙，土地老爷必客气，起身让座云云。
我呢，对比之下，是既不信由身毒进口的往生净土的路，又不信国产（也可能是合资）的走向阴间，登望乡台、喝孟婆茶的路，而是觉得人死如灯灭，虚如诸多幻想，实如架上的几本残书，口袋里的几张钞票，都断灭，成为一场空。生死事大如是，由山林精舍堕落到楼层的有室有厅更是这样。如某先进人物，确信某些口号，以为背熟了什么教义，遵人命舍己命而行，用不了多长时间，娑婆世界就可以变为天堂，其结果就成为，确信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值得载入史册，改为用常语描述，就是有奔头。我呢，是对于有没有这样的天堂，也一直是存疑而不能信，至于等而下之，建造的办法，就更是自郐以下了，显然，其结果就不能如某先进人物之善有善报，而是举手投足，都劲头不大，总而言之是感到没有奔头。没有奔头，不能心安理得，会带来多种苦，主要是心的，也不少身的，所以正如上面所说，“吾斯之未能信”，我的心情不是得意而是失意。既失意矣，为什么不改弦更张？又不得不引孟老夫子的话，是：“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是过甚其辞吗？曰不然。以下说说不然的来由。
兜根底说是来于人的一种性，心有所向，不能同时判定不应该如此向；或换个说法，我们的理性只有一个，它有力量断定，却没有力量否定自己信为不错的断定。主张地动说的哥白尼可以为例，他的信念不合宗教的教义，犯了罪，有好心人劝他：“你就说不动不就过去了吗？”他答：“我说不动，它还是动，我有什么办法！”这表示，他没有力量不信从他的理性。这会带来麻烦，甚至苦难，但也只好忍受。幸而上天慈悲，另赋予一种能力补救。这是绕过理性，让“口”兼差，既能说真的，又能说假的。假，不好，暂让它靠边，说真的。这真，总的说，是未能信，由于思之官连续两次受了严重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