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璞，1987年5月29日作古。如裴世五大哥，我们也是因同乡而相识。他长于我一岁或两岁，可是在小学不同学。印象是最初相见，他已经是药王庙小学的教师。其后他入了警务学校，毕业后先在铁路的魏善庄站工作，然后到天津，仍在警界，解放后受了些处分，改为到中学教语文课。由他教小学时期算起，半个世纪以上，我们虽不住在一地，来往却很多。他性格严谨，好文，重交谊，尊重我，视我为第一知己。晚岁，他健康不佳，心境也不好，就更希望同我会面，多谈谈。可是我忙，只能秋天去天津一次，中秋（他这一天生日）的中午在他家共酒饭。已成惯例，这一天上午，我们夫妇由小花园步行一段路，向右拐入唐山道，必远远看见他拄杖站在门口，向街口瞭望。午后辞别时也一样，到街口我们向左拐，他还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了，想到他瞑目前的心境，我未能在他跟前，无论为他想还是为我想，都是无法补偿的遗憾。
十、杨功勋，1988年8月24日作古。怀念的这些人里，只有他，是我在堂上讲、他在堂下听认识的。那是1936年暑后，我在进德中学为人代课，至多一个月吧，建立了师生关系。其时我自然不记得他，后来仍是不记得，以何因缘就有了来往。他是山西洪洞县人，具有山西人的地域特性，细致稳重，保守少变，因而敬我为师长，数十年如一日。其实我长于他至多只是十岁，既然他执弟子礼甚恭，我也就只能待之如半友。他也读书，但文的方面先天后天都不高，所以如其先君，走了货殖的路。知道我穷苦，有好的入口腹之物，如山西醋、陈年酒之类，必尽先给我。近些年来，我们老夫妇倚老卖老，每到老伴的诞辰（我的算做附庸，合并到一天），家里就聚餐一次，至时他们夫妇必登门，提着寿桃之类，举杯前行礼如仪，祝寿。自他走后，至时家里人仍聚餐，就不再有行礼如仪之事了。他在世时，常同我谈及洪洞县的旧事，大槐树和苏三监狱之类。不久前我去看，在洪洞宾馆举杯时想到他，不由得悲从中来，心里说，真想不到，他却先走了，不能陪我在他熟悉的地方转转，如果他有知，也会落泪吧。
十一、刘慎之，1991年4月12日作古。他辞世后，我曾以“刘慎之”为题，写了他（收入《负暄三话》）。我怀念他，主要是因为：一、性格温厚，像他这样的，世间稀有；二、视我为《后汉书·范式传》中说的“死友”，我们心中都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情。他受家教，通国学，不像我，诌打油诗，说“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却未能改行。他是真改了行，解放后成为花木工人。可惜是天不假以健康，内脏多病，而且逐渐加重，入80年代，就只能闭门坐斗室或卧斗室，服药，希望下降不过速了。记得是80年代末，他住在前门外华仁路他的长女家养病，我们夫妇曾去看他一次。不久他迁回他的住处，新街口外文慧北园，我还常常想到他，只是因为忙，又无代步，就未能去看他。直到他作古之后，问他家里人病危时的情况，才知道常说，就是想我。他仍视我为“死友”，我却未能，至少是素车白马，送他走，几年来每一想到，就为愧对这样一位“死友”而痛心。
十二、韩文佑，1991年7月24日作古。他长于我一年有半，就年岁说是货真价实的兄长，可是换为看品德和学识，我应该称他为师长。我们是在天津南开中学结识的，多有来往是1936年夏回到北京以后。共书，共酒，共苦乐，共是非，至少是心情上，成为同生共死的朋友。50年代前期，他调往天津师范学院（后改为河北大学）任教，来往不能如以前那样多了，可是韩伯母仍旧住在北京，他有时要来探亲，我天津亲友多，有时要到那里去，来来往往，就仍旧可以聚会，饮白酒，为半日之谈。文化大革命时期，韩伯母病逝，我们二人恭送往东郊平房火葬场火化，他回天津就以莫须有的特务嫌疑被赶入牛棚。大革命之后，如许多牛棚中人，又经一次解放，名誉恢复，可是健康却一去而不复返，也就不再到北京来。
幸而我还能挤公交车，至少每年的中秋要到天津住几天，也就一定要去看他，比如中午到，总要次日走，为的是能够挑灯夜话。这样的聚会，最后一次是1988年10月，也是住一夜，挑灯夜话。其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行，秋风送爽之后就不敢下楼，因为一着凉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输氧。他住在南开区的西湖村，记得是住一夜的次日上午，我们夫妇辞出，往南，行由径，入天津大学去看倪表弟。他们夫妇送到天津大学界，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们还是在那里站着。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此后我们就没有再到天津去，因为他走了，就不再有勇气在南开一带徘徊。如何悼念他呢？写，想到他的品德和学识，我们的情谊，感到太难，所以直到一年之后才完篇。写完，念念，觉得很不够，力止于此，也就勉强收入《负暄三话》，希望对我还能起些鞭策作用，即处顺境的时候不敢忘其所以是也。
最后写加说的一位，杨沫，她小于我将近五年，于1995年12月2日作古，反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说是意外吧。过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22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未参加。相识的，不相识的，不少人，有闲心在这类事情上寻根索隐，希望我说说不参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继而想，写回想录之类，应该以真面目见人，又，就说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关于史迹，能多真总是好的，所以决定到最后破一次例，说说。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从源头说起。时间长，为避免繁琐，尽量简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变，好事者更想听的大概是变。可是变会带来伤痕，触及难免不舒适。又关于致伤的来由，前面“婚事”一题里已大致表过，所以这里从略。
其后是抗战时期，我们天各一方，断了音问。解放以后，她回到北京，我们见过几面。50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做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调风正盛的时候，是北京市文联吧，来人调查她。依通例，是希望我说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要求的说。其实这一套恶作剧我看惯了，心里报之以冷笑，嘴里仍是合情合理。最后黔驴技穷，让我写材料，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见了，曾给我来信，说想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示钦佩。可见她是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但对人，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直到90年代初，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我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80年代前期，我写忆旧的小文，其中《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曾引《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表示怀念。
70年代末，我们的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的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动，因为她是名人，扯着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裤脚，以求自己的声名能够升级，我是羞于做的。她像是也没忘旧，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几张之中，夹一张我们未分时期的，并且说明，因为只有一张，是翻拍的。
是80年代后期，有个我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触及上面提到的伤痕，她怀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申辩，主旨是我负心，可憎，她才离开我。这些文本，都是关心我的人送来，我看了。我沉默，因为：一、对于斗争我一向缺少兴趣；二、我不愿意为闲情难忍的人供应谈资；三、她仍然以为我心中有恨，所以寻找机会报复，这是把她自己看做我的对立面，移到我的眼里，她是失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淡然视之。她像是也没把这类扬己的文章深印于心。比如90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出版，她还让女儿来要。记得我给她一本，扉页上还题了“共参之”一类的话。
其后过了有两年吧，又有好心人送来她的新著，曰《青蓝园》。是回想录性质，其中写了她的先后三个爱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我也写几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旧家风，说既无精力又无兴趣。可是心里有些凄苦，是感到有所失，失了什么？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变，是有一次，写《惟闻钟磬音》，真成为“随笔”，竟溜出这样几句：“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擦，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读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会去恭送。但这里还想加细说说。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接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