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另一次的住医院。是10月下旬的29日，我游完正定、赵州、邯郸诸地之后，乘汽车由石家庄回到北京，赶上大风降温，室内尚未供暖，感冒了。这次的表现特殊，不发烧，只是咳嗽，而且越来越厉害。又把大女儿叫回来，守着我。渐渐，夜里不能躺了，因为躺下咳嗽更厉害，呼吸困难。已经连续五夜，听肺部，有发炎征象。天老爷，我这年岁，肺炎！孩子急得联系医院，几处，都不如意，不得已，才向我的一个熟人在总参工作的求援，这一次诚则灵，于11月8日上午住进三○五医院，总有一个女儿陪床。治法主要是打点滴，据说是先锋五号。效果显著而快，十天左右就完全平复。这个医院房屋高大，病人不多，安静，又因为有孩子为料理杂事，生活比较舒适。
与安贞医院相比，只是没有那样的花园。可以面东望见一个花园，因为东邻是北海。这次住院，来探问的人不多，因为遵医嘱，肺发炎不宜于多说话，有些人电话中问地址，挡驾了。共住半个月，出了院。可是病来病去，关于病的面目，我却未能看清楚。病床上挂个号牌，姓名之下还有一行字，是“肺炎恢复期”。这代表医院的诊断，可是咳嗽很厉害，尚未点点滴滴，怎么就到了恢复期？又出院之后，一个医学专家问了我的病情，说是一种流行病，名“支原体肺炎”，并且说，这种微生物有遗毒，须咳嗽停止后一个月才能消尽。果然，出院之后总感到未能如往常，直到12月下旬才复了原。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肺炎呢？七品芝麻官郑板桥说“难得糊涂”，以我这老朽之病验之，糊涂也并不难得。
总是都过去了，明白不明白也就无所谓。但一年终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要算算总账。这是大病三度，住医院两次，连折腾在内，受了不少苦，耽搁了不少时间；所得呢，不过是“心坏了”而已。但是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那就追来者，希望猪去鼠来，不再住医院吧。
先 我 而 去
题目的意义甚明，是有的人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显然，这“有的人”就要加些限制，不然，无限的我知之而不挂心的人就会闯进来。这限制就是“挂心”两个字，如果有兴趣作笺注，可以加细说，是很希望能够并肩走到生命的尽头，可是他先走了，我老了，记不清旧事却又难忘旧事，而每一想到就感到凄凉。此亦残年之重要心境也，依本书的体例，应该说说。人几乎都是前面提到过的，这里虽然是用老眼看，也难得避重复。补救之道是偏重说怀念，点到为止。人凑了十二位，整整一打，下笔，以辞世时间的先后为序。末尾加说一位，情况与那十二位不一样，不是为己，是为人，人者，为数不少，茶余酒后，喜欢听听别人的异性间的牵扯，以遣自己的有涯之生者也。以下入正文。
一、梁政平，1951年5月29日作古。相识的因缘，交往，前面都已表过。这里只说，我一生，可以称为“知己”的朋友不算少，可是心情上视之为家庭的一员，却只有他一个。他过早地走了，四十多年来，我在人海中颠簸，多有苦，间或有乐，愿意有个人分担，总是最先想到他。近两年来，我们老夫妇离开女儿独立度日，风晨雨夕，感到冷寞，看看四壁，就禁不住想，如果他健在，他就会坐在不远的椅子上，那该多好。
二、李九魁，1967年3月8日或9日作古。关于他，我不只在前面写过，而且列为专题，用他的别号，曰“李也鲁”。他走了近三十年，我总是怀念他，是因为：一、他为人厚，有时甚至近于迂；二、对我厚，够得上患难与共；三、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精神受折磨，仍不忘故旧，以致死于车站的候车室，想到就不能不心酸。而又常常想到，单说1995年10月下旬在赵州桥畔的一次，是东南望，知道不远就是他的家乡宁晋，记得曾约我到那里看看，现在是人琴俱亡，近在咫尺也没有去看看的勇气了。
三、刘旌勇，1969年1月26日作古。同于李九魁，我也是写过他，而且列为专题，曰“刘佛谛”，两次，一次入《负暄琐话》，又一次，在这本书的前面。一再写他，原因之小者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赶回老家的威胁，服毒自杀，死得惨。原因之大者是通县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多有聚会，合得来。关于聚会，记得最清晰的是50年代到60年代，我住在鼓楼以西，他住在鼓楼以东，一街之隔，周末的晚饭，座上一定有他。他记忆力好，健谈，乐观，题材为严肃事也不忘幽默。我和他都只能喝一点点酒，一杯下肚，面上泛红，谈开天旧事或红色新事，相视一笑，就颇有同苦同乐的温暖感。现在呢，我听医学家的高论，晚饭时饮白酒半杯或黄酒三杯，如果是周末，看看对面，就不由得想到他。我还有酒喝，所失却太多了。
四、曹家琪，1973年2月27日作古。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是间接的，因为父被批斗致死，母被赶回老家，身心交瘁，才患肾炎，终于不治的。他为人直而厚，有才，且通世态，与我深相知，所以我虽然长于他十几岁，却得他的帮助很多。可是也是早走了，我有时像是走到十字路口，为道多歧而举棋不定，就更容易想到他。不能向他请教了，还能说什么呢？不得已，请《庄子》代说几句：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五、王勤，1977年4月（日不明）作古。我出身寒微，相知的人中也以穷苦的人为多，而如果聚既相知又穷苦的人于一堂，学时风之什么赛，得冠军的一定是他。他一生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也就一辈子没混上个女的。独自住一间隔为两间的土房，入夜，一灯如豆，他会想些什么呢？据他说，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们村头的地里干农活，他才十岁八岁吧，常来找我玩。其后就劳燕分飞，但他没有忘。一晃到了70年代初，即过了半个世纪，我未衣锦而还乡，又见了面。他身大变（虚损多病）而心未变，仍把我看做田垄间的兄长。他怜悯我的情况，渴想伸出救援之手，有时送来一些他种的菜，量不多，可是我知道，这是他仅有的一点财富，应该拿到市上换钱的。我在家乡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多，见面的次数不少，当然想周济他，可是没有力量。又是一晃，十几年过去，我的经济情况有变化而需要反而减少，有力量周济他了，他却不能等，走了。常常想到他，死者不能复生，有时颇希望改为住在《聊斋志异》式的世界里，那就可以多烧些纸钱，让他到阴间的什么酒家，去吃一顿饱饭吧。更伤心的是我已经不信有这样一个世界。
六、王树棠，1981年12月21日作古。仍由不衣锦而还乡说起。新风，住处以都市为上，农村为下，因而由都市移住农村，一般认为，或是倒霉，如插队之类，或是犯了错误，如戴了什么帽子之类。吾老矣，不再有资格插队，而且是回老家，脑子里装有斗争逻辑的人自然就推出，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是根据新风的处世奇术，要划清界限。我称之为王老哥的他就不然，街头邂逅，一眼认出，就拉到他家里，道幼年在药王庙小学同坐一书桌的旧事，并不用言语而明确表示，要把照顾我的复杂担子担起来。其后，至少是心情上，在家乡，我就不再是孤苦无依。幸或不幸，我未能在家乡长住下去，自1976年起，我不再回去，1979年年初回去移回户口，见了最后一面，其后未满两年，他就往生西方净土了。他往生之前，每逢节日，我都寄给他一些钱，以表示我没有忘记他那个简陋小屋，只是力不足，量不能大。现在呢，有力量多寄些，可惜他已经不能见到，世间事多是这样，念及不禁慨然。
七、裴庆昌，1984年1月2日作古。他字世五，长我两年零一个月，我习惯称为世五大哥或裴大哥。我们关系近而且深，有旧习俗的来由，是在小学，曾由刘阶明老师主盟，还有邵殿起，三个人结为金兰之契。还有实况的来由，是除了小学毕业后，有些年未见之外，自30年代初在北京重聚起，直到他作古，我送他到八宝山止，我们几乎没离开过。记得前面说过，感情深，死生契阔，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已经鹤发苍颜，不断执笔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他还是把我看做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日子多了不见就不放心。见，大多是在他的住处，晚饭时候，面对，手持酒杯，听他忆旧论新，真像是走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可是他走了，听说他住多年的洪洞会馆的房子，因马路加宽也拆了，有时想到昔日，晚饭桌旁面对，饮白酒、吃小米面窝头的情况，就不禁有时乎时乎不再来的悲痛。
八、李耀宗，1986年8月20日作古。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自1931年起，不只一次，或同住，或同工作，可以说，半个世纪以上，都是互相扶助过来的。他性格偏于柔弱，也就重感情，有时受些挫折，甚至受些气，不会直言直语，就面对墙角落泪。对我的苦乐，也是很关心而不表现于语言。80年代初，他帮我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本来还可以共同干点什么，不幸他得了脑疝之症，突然下世。记得分最后一次稿酬，他已经走了，我送到他家，与他的夫人陈淑贞晤对，说到他的为人，一生克己忍让，也受了不少窝囊苦，都落了几滴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