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将京口和瓜洲隔开的“一水”便是长江，它浩浩荡荡地流过钟山，流过京口、瓜洲之间，流向东海，汇入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
纵然是太平洋的波涛和近百年的云烟，又怎能模糊她永远青春的容颜！每当“春风又绿江南岸”，每当“潮落夜江斜月里”，每当“海上明月共潮生”，那个夹在太平洋东西两岸最大的两个大国间的小女人，竟踏过空间的万顷波涛和时间的百年风烟，回到扬子江头的这两座古城，她的灵魂常常在那里的一条条寻常巷陌之中与月影一道徘徊复徘徊。
她活了80多岁，但她这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竟被这宽阔的太平洋几乎对半隔开，一半属于此岸，一半属于彼岸，于是思乡便自然而然成了她一辈子生命的主题—身在此岸时思念着彼岸，而身在彼岸时又思念着此岸—也成了她一辈子生活的煎熬，且这种煎熬老而弥痛，历久愈急；岁月的一番番风，世事的一番番雨，在她的心上咬出了累累伤痕，再加上那江上的秋日渔火、船头的春天潮声、夏日的庭院中那棵苦楝树下的午梦，以及冬天的屋顶上岁月和风雨一同偷偷掠过的细细跫音，又将这累累的伤痕撕扯得血肉模糊，让她白天痛苦在一种幻觉中，梦中又清醒在一种苦痛里，思乡的情绪也就越发地与那扬子江水一样汹涌澎湃。但是，也许又正是乡思的这种苦的甜蜜和痛的欢欣，成了她在这种漫长而又无望的苦刑中活下去的慰藉和支撑。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将于本月访问北京。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也让居住在佛蒙特州一个小镇上的赛珍珠兴奋不已，她立即给总统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希望自己能成为总统代表团中的一员访问中国。她自信美国政府和总统会同意她的这个请求—美国既然需要中国，那一定也需要她这个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是的，赛珍珠是美国人，她1892年6月26日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西部的珀尔巴克镇，父母都是美国公民；但是长大后的赛珍珠说自己“用同情心和感情来说，是个中国人”，至少她的确是非常了解中国，这种了解是全面而深入的。对此似乎可作一种证明的是，作为一名作家的她，其母语竟是汉语而不是英语，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大地》，竟是一部在中国写就的也是写中国的杰作，就连自己的名字“赛珍珠”，实在也很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然而，赛珍珠的要求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她太了解中国了，以至太“像”一个中国人了—虽然她已在美国居住多年，并具有美国国籍，但是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她并不是一个正宗的美国人。在他们看来，不把你当作中国的奸细就算是客气了，岂能让你忝列在总统代表团中出访中国！
赛珍珠是20世纪30年代回到美国定居的，回美后的赛珍珠首先在教会的眼里，似乎是一名异教徒。
1932年11月2日，在美国教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赛珍珠以一名长期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家属的身份，同时也以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的身份，发表了一场题目是《海外传教有无必要？》的演讲。演讲中她将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一些所见所闻，如实地作了描述性介绍，并不时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感受。整个演讲过程中她似乎回到了中国，当年的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她事后在日记中写道，当她一气讲了数小时后，“屋子里死一般的沉静。我感到忐忑不安”，但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而，就是这场演讲的主持人教会秘书克莱兰博伊德麦卡菲博士，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听她往下说，我的后背阵阵发凉”，他觉得自己主持的已不是一场普通的报告会，而是“一场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传教事业进行全方位的控诉大会，控诉人是很有发言权而且口才极佳的传教事业的亲历者”。
的确，就在赛珍珠初回美国发表的这场演讲中，她表示出了自己对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盲目自大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她在演讲中说：“如果我们内心隐藏着一丝种族优越感，我们就不能很好地传播福音……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比他们更优越。”她对传教士们告诫道：“不要把心理上的想法和宗教情感或者神的启示混为一谈，不要把自己的愿望和上帝的意志相混淆，不要为了神圣的使命坚持你的方式从而满足你的虚荣心。”
这样的演讲，赛珍珠在回美之初便一发而不可收，与《海外传教有无必要？》齐名的还有《外国传教有无地位？》。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就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作了感性的介绍，而后者则对此充满了理性的分析，且这种分析也是客观的、严密的，得出的结论则是：基督教徒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无知和敌视，使传教士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后者即便不被认为是邪恶的，也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这种悲观主义中更加险恶的地方在于……人们是否有权利把自己国家的文明强加到其他人身上，况且这种强加的文明是否是宗教的形式？”“我们有意或者无意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我们在心中说着要无私地奉献一切。我们却没有尝试着去理解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文明，我们内心很厌恶，但表面还装着喜欢的样子，即使我们曾经为这个事业流过血，伤过心。”她辛辣地讽刺那些在中国的传教士居住的白人社区，“里面的人除了僵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他们宣称要拯救异教徒，但是对于任何试着了解或者倾听这些异教徒的心声的行为，他们都嗤之以鼻。”她甚至还将演讲整理成文并公开发表，且这样的激愤之辞不时迸发其中：
我认为传教士心胸狭隘、不知感恩、缺乏同情心，而且很无知。在我眼中他们对应该求助的人缺乏爱心；除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他们看不上其他文明。他们相互之间很刻薄，在一群敏感、有教养的人中间，他们显得多么的迟钝和粗俗，以至于我都对他们感到耻辱。我从来没有停止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因为我们以基督的名义给他们的国家派来了这样的人。（1933年1月《哈泼斯杂志》）
然而与赛珍珠的演讲几乎同时掀起的是教会对她的抨击浪潮。她在教会的眼里成了一个“亵渎神灵、下流、贪婪、哗众取宠的人”。一位牧师说，他为她“无情无义、疯癫、偏执、知识分子式的愤世嫉俗感到惋惜”，并且预言，“当愤怒的基督主义者像爱动私刑的暴民一样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她只能祈求她的‘大地’将她吞噬”。连新闻界也说赛珍珠将会“因为异端邪说面临教会的审判”。
1933年4月28日，赛珍珠因为“已经受够了教会的荒谬和混乱”，向教会提出了正式辞呈，辞去了所有教职，成了一名纯粹的作家。然而这并没有终止教会对她的攻击，其中的许多人在并没有读过她作品的情况下就斥责她的小说是“粗俗的”，一位牧师提议要将她的畅销书《大地》重新命名为《肮脏的泥土》。至于当时远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递回美国国内的报告，更是对她大肆抨击，斥责她神经错乱，举止不像女人，有意利用中国的淫秽小说中腐朽的东西来媚俗：
她最近说的每一句话都败坏了她父亲和福音的名声……一个女人在出版的书中写了令人憎恶的东西，难道我们教士不会感到困惑、烦恼和愤怒吗？在教会的工作应该如何进行、什么样的传教士应该被派往中国的问题上，难道她的言论应该被各方当作权威吗？（詹母斯格雷厄姆）
不要以为她的言论只是激起了教会的不满，也不要以为对她的攻击只是来自于教会，更不要以为她辞去了教职那些对她的攻击就可迎刃而解！如果说最初教会对她的攻击还不至于对她形成威胁，也不至于对她的事业甚至生活产生多大影响，她也大可泰然应对，甚至一笑置之，那么，因为她的言论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起反响，给她造成的困难则是巨大的。
193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赛珍珠作为嫌疑“亲共分子”而立案调查，并对她进行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的监视。直至20世纪50年代，她仍然在美国被许多人称为“共产主义嫌疑分子”加以多方面围剿；她的名字曾一度上了美国著名右翼人物、麦卡锡主义创始人，即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黑名单上，她的作品被许多本来常发表和出版她作品的报刊和出版公司拒绝，以至于赛珍珠不得不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离开她服务了20多年的文学代理公司，即世纪戴维劳埃德文学代理公司。一段时间内，她越来越怀疑自己身在的还是不是自己的祖国—别人将她并不当美国人，她自己似乎更觉得自己并不是美国人。
赛珍珠只能越发地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沉浸在对中国的回忆中，于是有了《正午时分》《战斗的天使》等。
这两部作品是被公认为继《大地》之后她最好的作品。写作它们时的赛珍珠已拥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回忆中的中国，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美国。以至于这两个世界常常交错引发她的幻觉，有时她睡梦中说的梦话竟是中文，有时大白天里，她将目光从眼前的稿纸上抬起来，透过窗户向外望出去，看到的窗外景象不是美国的乡村，而是那长江边的那个小山上的小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突然从现实中得到美国总统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她能不激动和兴奋吗？她能不想回到那片生活了半辈子的土地上吗？更何况她的父母还长眠在那里。
美国政府的决定让她很是失望，但是失望之余她很快又心生了另一希望：她相信中国会欢迎她的。于是她又给中国政府写信，想在美国总统访华后，自己另组一民间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甚至她还为此制订了一个具体而庞大的计划，包括撰写一系列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拍摄一部电视纪录片……她之所以又如此自信，是因为她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她出生仅四个月后随父母来到中国，人生的第一站是“清江浦”，也就是现在中国江苏的淮安，而现在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便是那儿人，细论起来他们算是半个老乡哩，要知道中国人是最讲人际关系的，她相信这一人际关系一定有利于自己愿望的实现。
然而，几个月后她收到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一级别很低的外交官转来的一封非常简短且话语不客气的回信，信中明确拒绝了她的访华请求，而其中所列举的原因在她看来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令他唯一感到有几许欣慰的是，周恩来倒确是没有忘了与她的这一份乡情，他随信捎给她一套精美的产于扬州的漆器化妆盒。然而这又实在不能完全抚慰她这颗受伤的心，反让她由这只来自扬州的盒子想起了扬州，想起了与扬州一水之隔的镇江（京口），因为“京口瓜洲一水间”呵！她随即一病不起，于1973年3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81岁。
在赛珍珠的葬礼上，尼克松总统此时才在悼词中称赞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的富于同情心的人”。她的墓碑上没有铭刻她那些举世闻名的杰作标题，更没有铭刻她那些曾经耀眼的荣誉和头衔，只刻了“赛珍珠”三个汉字，她的坟头遥对着东方。然而，此时东方的中国，多数人已对赛珍珠这个名字感到十分陌生了。
二
镇江与南京是赛珍珠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巧的是它们也是我的人生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两座城市，前者我在那儿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大学时代，后者则接纳我谋生至今。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赛珍珠初次相遇的尴尬情景。
我大学读的是师范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中文系，几乎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着当作家的家伙的汇集之地，但无奈我们既然是师范生，毕业前就有一门课是一定要上的，那就是“教材教法”。这门课除了在课堂上听老师授课外，还要到中学去跟一些中学名师“见习”，也就是跟班听听他们的课。当时镇江二中的柴老师是一位语文名师，我们自然要去听他的课。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柴老师见面时的情景，因为就是那一次，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未来作家的家伙几乎无地自容。
镇江二中是一所百年老校，老师办公都在一座民国风格的老别墅内，语文教研组办公室也在其中。柴老师将我们迎进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别看我们这儿又阴暗又拥挤，不像个样儿，但是我们这儿文化底蕴丰厚。”见我们似乎神情有些不解，他又接着说，“说起来吓你们一跳，赛珍珠当年就在这里办过公。”然而事实上，柴老师的话一点也没有吓我们一跳，因为我们这一伙中文系快毕业的人，竟然压根儿都不知道他说的赛珍珠是何许人也，但一个个又生怕显出自己“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的尾巴而不敢询问，只是面面相觑，“你们不会是不知道赛珍珠吧？”柴老师偏偏似乎是看出了我们的秘密而问道，见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点头，他叹了一口气说：“唉，也难怪！不过一般人不知道也就罢了，但是中文系出来的人还是应该知道的呵！她得过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她的这部得奖作品《大地》是写中国的—至今为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唯一一部写中国的作品！”
的确太不应该了！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与中国有关与本市有关的大作家，我们竟然连名字都不知道！此时我们真的除了感到无地自容外别无他感。不过这倒促使我这个几乎高呼着“打倒美帝国主义”长大的人，从此知道了这个美国作家，并记住了她这个很中国的名字，而且从此以后，渐渐地对这位自称“镇江的女儿”的美国作家的传奇人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赛珍珠是在镇江长大的，她在那儿前后生活了近20年，度过了幼年、童年、少年直至青年时代，为此她一生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称是“镇江的女儿”，并将镇江称之为她的“中国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