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或许正是应了她那位日后自得大名的侄女婿钱钟书的一句名言吧：“上帝为你关上了所有的门，但又常常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在杨荫榆的人生之路愈走愈窄之时，一支爱情的红玫瑰竟出其不意地差点儿就开放在她的生命中了。
三
杨荫榆人生最大的辉煌和最大的失败全系于“女师大学潮”，这自然成了她以后人生中一个不可释怀的结。回到了苏州的杨荫榆，虽然已远离了当初的政治台风眼，但她只要看到与之有关的文字和听到与之有关的议论，都会有意无意地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一本畅销书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那本书中正有关于“女师大学潮”的评述。那书就是《民国演义》，其作者正是日后以《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而爆得大名的文人蔡东藩。
失业在家正无所事事的杨荫榆很快便被《民国演义》那流畅的叙述、细腻的文笔和精当的评议所吸引，但读到有关“女师大学潮”的一段时，她似乎又既不能满足于书中对它的叙述，又不能完全同意作者对它作出的一些评议，于是提笔给其作者蔡东藩写了一封商榷的信。
蔡东藩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于浙江萧山临浦镇人。天生聪颖过人，四书五经过目不忘，诗经辞赋出口成章；十九岁考中秀才，并于当年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分发江西省以知县候补。但是在他亲见了官场之上的种种黑暗，官吏之间的钩心斗角后，毅然以病推托，回到了家乡，以著书卖文为生。
当杨荫榆的这封信来到蔡东藩手中时，他并不知道写信者何许人也。但他分明从信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一股桀骜不驯的傲气和学贯中西的才气，于是他当即为此而写了回信。可没想到，不久后蔡东藩又收到了杨荫榆的信，信上除了就书中的一些地方与他作了些商榷外，她更对他《民国演义》（下部）的写作状况表示出了关心和期盼。原来《民国演义》（上部）成书于十年前了，本来蔡东藩肯定会一气写完这部书的，谁知道上部出版后，因为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述得罪了一些当时尚健在的当事人，他们给蔡东藩送来了一封带有两颗子弹的恐吓信，为此他不得不中断了下部的写作和出版。杨荫榆既来信表示关心，蔡东藩便又回信予以解释……就这样，二人间鸿雁传书，一来二往之后，蔡东藩也知道了杨荫榆的特殊身份，敬仰与钦佩之情更促使蔡东藩不由自主地与杨荫榆之间书信不断，交往甚契。而杨荫榆呢，后来虽然先后在苏州女师、草桥中学、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日语和教育学课程，工作较之赋闲时繁忙了许多，但只要蔡东藩的新作一问世，她总会致信蔡东藩表示祝贺，并忙里偷闲，认真阅读，然后就书中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再写信寄给蔡东藩。为此，蔡东藩越发感到与杨荫榆有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不知不觉间，仅因为这样的书信往来，两颗心似乎也越来越近了。也许蔡东藩真是杨荫榆人生中难得遇到的一个能敬重她、欣赏她，至少是能包容她的男人；虽然蔡东藩书中的一些观点杨荫榆并不完全同意，但是她总算能理解、接受，至少是能将自己与这个男人摆到一个对等的地位，并心平气和地与之商榷。照理说，他们可以走得更近，甚至走到一起，但是终究没有。他们之间相隔的空间距离并不算太遥远，但是他们只是如今天的笔友、网友之类，即使有爱意，那也只仅仅停留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状态，唯一一次出现在杨荫榆生命中的那支红玫瑰，终究没能开放，更没有结果。这看起来原因是蔡东藩此时已有家室，但其实并不尽然。
纵观民国时期有点“出息”的才女，其实多有绯闻，她们在爱情上的勇敢，其实并不比今天的一些明星逊色；尤其是那些出过洋留过学回国的才女，由于她们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不要说她们并不太惧怕第三者，三角甚至多角恋爱、下半身写作等等，那时也有人玩过，只要她们愿意玩、觉得值得玩。而杨荫榆在这方面似乎是个另类，是个怪物。纵观她的一生，似乎从无绯闻。她出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时，只有三十二岁，可以想象，她的身后一定会不乏追求者吧！但那时又是什么状况呢？被她勒令开除的学生自治会成员之一，后来成了鲁迅夫人的许广平对此有所描述：“她整天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情以外，回到学校，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了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就是一屁股往卧室里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这段描述不难看出总体上带有漫画性质，但是背后的事实肯定是，即使是春风得意时杨荫榆也并没有男朋友，甚至暧昧男友也没有，如果有，我想许广平那支对她漫画的笔一定是不会放过的吧？
杨绛的母亲曾评价她的这个小姑子加老同学，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杨绛的父亲也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而杨绛自己则认为：“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
那么，逃出了婚姻后的杨荫榆，为什么会不再爱人也不被人爱了呢？作为她侄女的杨绛，说这是因为她长得不漂亮，再加上她因为长得不漂亮便脾气古怪—说到底就是因为她长得不漂亮。
然而，真的原因如此简单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个世界上，再不漂亮的女人也会有男人看上的，而她事实上并不算丑。让我们来看一看说她“不漂亮”的杨绛笔下对她外貌的描写吧：“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这样的条件，如果稍加打扮，怎么着也不算丑吧？所以杨绛也最终对她的长相总体评价道：“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再则，如俗话所说，“世上本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再丑的女人只要勤于打扮，终也不至于太丑，而她的“不漂亮”，只是因为她的太不注意打扮自己了。据许多人回忆，仅看她的穿着，似乎一年到头都是一件钟式的黑颜色斗篷，至于脂粉之类更是与她绝缘。那么她何以会如此对待自己呢？是因为丑吗？不，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一个事实是“丑人多作怪”，由此可见，“丑”或“不漂亮”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女人不打扮自己的原因的，其原因只能是因为她心中那颗爱美的种子已经死掉了。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而对于杨荫榆来说，她不需要也不希望有“悦己者”，所以她也实在没有打扮自己的必要了。总之，说杨荫榆因古怪而少有人爱是因为她长得丑，肯定是说不通的。倒是她的哥哥，即杨绛的父亲的一句话实在是一语中的：“母亲糊涂，不了解对方，只求门当户对，结果酿成了妹妹一辈子的悲剧。”
是的，杨荫榆心中那颗爱情的种子早已在她十七岁时的那个暗无天日的新婚之夜里死掉了。从此，对于爱情婚姻，她已没有幻想只有噩梦，没有向往只有憎恨，没有温馨只有欺骗；甚至连性的本能需求，对于她来说也没有快感只有疼痛，没有满足只有厌恶，没有神圣只有罪恶；总之，爱情也好，婚姻也好，甚至性也好，她已完全不需要了；相反，对于这一切，她唯有恐惧，唯有逃避，唯有拒绝；正是在这样本能的恐惧、长期的逃避和决绝的拒绝中，她越来越不近人情，越来越不可理喻，越来越古怪，也越来越被爱情、被生活、被事业所抛弃，以至于不但爱情无花无果，生命和人生最终也无花无果。
当初鲁迅说杨荫榆“寡妇办学”，并非完全是谩骂，他分析她的种种行径有许多是其“性压抑的结果”，其实鲁迅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析，也是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的。其实鲁迅在婚姻上是有着与杨荫榆相同的遭遇的，都曾因为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而莫名其妙地背上一副婚姻的枷锁，也都曾从这副枷锁中逃脱了出来，宁可性压抑也在所不惜。这些也曾被陈西滢等人作为炮弹用来对鲁迅进行人身的攻击。可与杨荫榆相比，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光逃脱了，而且还能为自己获得新生。
正是因为杨荫榆对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个学生自治会成员的开除，使得许广平越来越走近了鲁迅，并走进了鲁迅的生活，最终走进了鲁迅的心。对鲁迅创作熟悉的人，一定知道鲁迅写作《伤逝》的时候正处于与许广平的热恋中。正是在那篇著名的小说中，鲁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是的，如何从封建家庭、封建婚姻中逃脱，这是个问题，但逃脱以后该怎么办，这更是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鲁迅以《伤逝》这篇小说，不但深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更在实际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毅然携许广平离开了北平南下，再南下，并最终勇敢地走到了一起；而《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无法、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子君最终只好又回到了她当初逃离的那个大家庭；而杨荫榆呢，显然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她只能继续压抑着，逃避着，拒绝着，并最终任自己的生命之树上无花无果。
四
如果杨荫榆的人生中真的最终既无花也无果，那么今天的人们或许早已将她遗忘了，最多她也只会成为一页纯粹的反面教材而夹在鲁迅的作品中“不朽”，而我也不会为她专门写作这么一篇小文；事实上她之所以能激起我为她写这么一篇小文的兴趣，更在于她最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绽出了一支绚丽的花朵。
“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写给杨绛的一封信里的话，正是因为这封信，杨绛才写出了《回忆我的三姑母》一文。可是由于杨荫榆在被日寇杀害时杨绛年龄尚小，又并不在现场，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对此描述过于简略，显得轻描淡写。其实杨荫榆的死还是十分悲壮的。
1937年冬，苏州沦陷，杨荫榆随同大哥一家避居城南60公里外的太湖香山半岛。本来，杨荫榆完全可以在香山半岛安逸地避居下去，但是一个多月后，她的善良和固执，让她对于日本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当时她留学日本时看到的那文质彬彬的记忆中，她怎么也不相信他们现在真的都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了。于是她回到了苏州，一人独居于盘门的一座自建的小屋内。
铁的事实粉碎了她的天真。回到苏州的杨荫榆发现，自己仅离开一个多月，一座举世闻名的美丽古城，早已满目疮痍、面目全非，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飘扬着膏药旗，到处飘荡着血腥味。尽管杨荫榆曾在许多学校做过日语教师，教授过日语多年，但此时此刻令她不能接受和万分愤慨的是，日寇竟威逼几所复课的学校一律废弃汉语，教学日语。为此她埋藏于心中的民族自尊心因受到巨大的伤害而复活了起来。她只身跑到城南青阳的日本领事馆，公然表示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或许是由于她一口纯正的日语和桀骜的气度镇住了对方吧，侵略者竟然一时对她“礼遇”有加。为此，她在盘门的两间小屋，竟成了深受日军的蹂躏的街坊妇女们躲避的“诺亚方舟”。她不但一次次将到此寻找“花姑娘”的日军挡在门外，而且还多次亲自跑到日本领事馆，痛斥其奸淫掳掠的罪恶行径，完全置生死于度外。
1938年1月3日，杨荫榆正在家等一个名叫宴葶的女生来补习，眼看快午饭时分了，晏葶还没到来，她不禁有些疑惑，因为宴葶每次来上课都十分准时，从来不曾迟到。想到这儿一股不祥之兆袭上了杨荫榆的心头。她想去做些探望，刚走出家门便有人告诉她说：“杨先生，又一个……”她快步向那人指去的方向跑去，她远远就看到盘门下的污水河边躺着一个赤条条、血淋淋的姑娘的尸体。她更加快了步伐跑了过去，只一眼她便晕了过去，那死去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宴葶。
原来宴葶正是在来找杨荫榆上课的半道上，被几个日本宪兵以检查“良民证”为名拦了下来，先是被搜身，然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下惨遭轮奸。轮奸完后，丧心病狂的侵略者竟然又用刺刀捅入了宴葶的下身，并割去了她的乳房，最后将她抛尸于污水河中。
苏醒后的杨荫榆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了，她疯了似的冲向日本领事馆……她声泪俱下，愤怒谴责强盗的无耻行径，并提出必须严惩杀人凶手，赔偿死难者家属。然而杨荫榆哪里知道，在强盗面前，什么眼泪，什么道理，都是毫无价值的，只因为他们是强盗。面对着如山的铁证，日本领事仍然百般抵赖和推脱，忍无可忍的杨荫榆更是不依不饶、奋不顾身，她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将日本人在苏州的罪恶行径通过外电公之于天下。此时，日本领事不但假惺惺地答应了她提出的要求，而且还与她约好，明天再来详细商谈。然而，杨荫榆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此诞生的是侵略者一个更为罪恶的阴谋，他们对她提出的条件的所谓答应，只不过是为实现这个阴谋而争取些时间，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1938年1月4日，春寒料峭，阴云密布。两名不速之客来到杨荫榆家，说是要她前去日本领事馆商谈关于宴葶之死的处理事宜。杨荫榆毫无防备地跟着去了，她永远都善良得几近天真，勇敢得几近傻帽，坦荡得几近愚昧，要知道一群侵略的强盗，哪能如此“听话”呵！果然，当杨荫榆半道经过一僻静处时，一个尾随的日本兵从其后向她射出了罪恶的第一枪，她在枪声中一个踉跄，走在她身边的另一个日本兵把她一脚踢下了河。她在河里挣扎着，丧心病狂的侵略者又对准水中正挣扎的她连发数枪，河水泛起了血红……
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就这样死在了侵略者的屠刀下，结束了她尴尬、怪异而又多重矛盾的一生，年仅53岁。
那河水中泛起的血花，成了她53岁的生命历程中，绽放过的唯一的一朵，也是最后的一朵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