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红旗的新家我去了一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住在蔬菜大棚里。那地方已经靠近香山了。
有一天傍晚，我在房间里关电脑，正准备陪沙袖下楼买菜，边红旗打我手机。他说他一个人在北大里面转悠，想约我一起吃个晚饭。我说只我一个？一明和沙袖呢？
“算了吧。就你一个人，”边红旗说，声音有点低沉。“他们俩以后再请。”
我说好吧，听他说话那死样子，好像有点事。我跟沙袖说，有个朋友找我谈点事，晚饭顺便就在外面吃了，菜场我就不陪你去了。
沙袖说：“怎么全世界就我一人不忙？一明不回来吃了，你也不吃了，我还做什么劲？好了，你们都走吧。”她把手提蓝往地上一扔，进房间关上了门。
我又给边红旗打电话，我说老边，就剩沙袖一人在家，叫上吧。
边红旗结巴了半天才说：“好吧，就怕她不愿意。”
沙袖果然不愿意。她在门里说：“我说过了不去，说不去就不去！”
我只好自己去了。还不到吃饭时间，我们在未名湖边上碰头。边红旗蹲在垃圾箱旁边的石头上抽烟，以便于把烟头扔进垃圾箱里。一根接一根地抽。
“你在这儿抒什么情？搬走了连电话也不打了。”
“想打，没什么说的。”
“没什么说的你找我干吗？”
“有点难受。我在湖边转了一圈，发现很久都没有写诗了。”
“靠，你没写诗就难受了，我没饭吃那该怎么办了？”
说完我自己都呆掉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北京考虑的只剩下了吃饭问题？我也蹲下来开始抽烟，一左一右守着垃圾箱，抽完了就扔进去。未名湖水里的天色暗下来，在湖边看书和谈恋爱的学生陆续离开。出了北大我和边红旗再说文学可能会矫情，但在湖边，愁闷还是沉重和真诚的。
边红旗的最后一个烟头没有扔进垃圾箱，而是用脚碾，碾完了对着湖水吐了一口痰，说：“他妈的，喝酒去！”
我们在北大艺园二楼的餐厅里要了一盆水煮鱼和几个小菜，开始喝酒。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说躲在塑料大棚里日子还能好到哪儿去？
“你怎么住塑料大棚里？”
“安全，”边红旗招手让小姐拿了一盒“中南海”。“现在也难说安不安全，警察要想搞你，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地儿。前几天就有一个哥们被逮了，傻蛋一个，就住派出所对面，真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想像不出那地方怎么住。”
“要不，过会儿去看看？”
“不是不带外人去么？”
“操，你是外人？”老边喝多了就大舌头，“你以为我在北京还有几个朋友？吃完了我就带你去，不去也得去。”
要不是边红旗拉着扯着，我还真不想去，他说了，有点远，快到香山了。我们在西苑转了一趟车，晃荡了很久才到。下了车他带着我沿一道墙根往前走，大约五分钟，前面一片开阔的野地，房屋稀疏，都是平房，找不到路灯，幸好月亮还不错。他指着西北角，那儿。我看到了一排排塑料大棚拆调后的墙框，两头是一个个简易的小棚屋。很多小屋里透出灯光，听见有人在说笑，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声音。这些小屋里住的都是外地来的民工、生意人，当然也有不少办假证的。
“你们都住那里？”
边红旗答非所问，指着一棵树底下黑魆魆的隆起的地方说：“看见那个土堆子了？我的假证什么的都埋在那里。有人藏在树上，有人塞在砖头底下，一人一个地方。反正不能放在屋里。”
我说：“靠，开了眼。跟地下情报组似的。”
边红旗的小屋里有两个人跷着脚丫子在看电视，其中一个是那天帮他的搬家的老乡，跟他住一个屋，另一个是来串门的安徽人，同行。看见外人进来了他们愣了一下，老边的老乡随即下了床跟我握手，
“大作家来了，欢迎欢迎啊。”
安徽人也站起来对我笑笑。边红旗说：“什么大作家，我兄弟！不是外人，我兄弟！”
屋里够简陋的，蔬菜大棚想豪华也豪华不起来，生活用品乱七八糟地丢满一地，做饭的一套家伙放在门外搭起的另一个更小的棚子里。
“我看你还是搬回去吧，”我说。
“过段时间再说吧。”
他要给我倒开水，几个水瓶都是空的，就从床底下摸出两瓶啤酒，用牙咬开盖子，让我解渴。我哪还能再喝，就给了他老乡和那个安徽人。
他老乡说：“老边，听说青头被抓了。”
边红旗一屁股坐到床上，说：“抓就抓呗。好好的人蹲家里还要死呢。”
他老乡又说：“风声更紧了。”
“哪天不紧？”边红旗说，从床头的一堆乱书里挑了半天抽出一本书来，翻到一页给我看，“谷川俊太郎的诗，写的真好。这几天看得我难受。”
边红旗在这里读诗，有点意思。我接过来，书中选了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几十首诗，我也很喜欢。我们谈了一会儿这个日本诗人，我就告辞了，再迟了公交车就没了。临走时我带上了谷川俊太郎的诗，边红旗说，值得好好看。
回到承泽园已经十一点半了。我正在换拖鞋，一明一脚踹开了我的门，冲着我的下巴就来了一拳。我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完全给他搞懵了，觉得下巴都掉下来了。我在地上摸另一只拖鞋，半天才在屁股底下找到。穿上鞋还没站直身，又来了一拳，我重新坐到地上。他指着我，手指直哆嗦，
“你，你他妈浑蛋！”
他还要动拳头，被我抓住了。我摸了一下嘴和下巴，鼻子出血了。张嘴变得困难，活动了几次下巴才说出话来，我说：“你神经病啊，打我干吗？”
“你比我清楚！”
我又不懂了。我找了卷纸塞住鼻孔，脸仰起来，我说：“你疯了是不是？”
“袖袖有了！”一明疲惫地坐到我床上，用拳头捶我的床。
“什么有了？”
一明又愤怒了，跳起来揪住我衣服，眼珠子都快把眼镜给顶下来了。“你还装蒜，我瞎了眼找了你这个朋友！好，我就让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跟袖袖，那个的？”
我终于明白了，沙袖怀孕了。他认为是我搞的鬼。
“你瞎说什么？”我一把将他推回床上去，“神经病！这事要问你自己，关我屁事！”
“她说不是我的。是谁的她不说。”
我一下子愣掉了，沙袖怀孕跟他无关？真是怪事。“那也跟我没关系啊。”
“整天待在家里，除了我，不是你是谁？”
“沙袖说的？我找她。”我抱着下巴拍她的门，“沙袖，你出来！你为什么诬赖我？”沙袖躲在房间里一声不吭。我用力地拍，还是没有动静。“你出来沙袖！”
拍了半天她就是不答应，我只好回来，一明站在我门口，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我突然想起点什么，问他：“她真的有了？真的不是你的？千真万确？”
“我也以为是我的，戴了套也不是百分之百保险，但她说了，不是我的，她和别的男人那个过。那些天她和我怄气，好像我们也没干过那事。”
“那老边呢？”
“可能性不大，她对边红旗感觉不太好。”
“这是两回事，”我说，赶紧跑洗手间洗冷水脸，鼻子又流血了。“你先问沙袖，问清楚之前不要瞎猜疑。”
我洗过脸止住了鼻血，一明的门大开着，他对着沙袖大喊大叫。一明气坏了。我关上门给边红旗打电话。
“沙袖有了。”
“沙袖有了？啊，什么？你说什么？”
“沙袖有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不可能，”我能听到他从床上坐起来的声音。“怎么可能？就一次。”紧接着又说，“她跟你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我说，关了手机。
刚关上边红旗又打过来，边红旗说：“我，明天我过去。你跟一明说，我对不起他。”说了一句就挂了。
这时候我听见一明在叫：“边红旗，狗日的，我杀了你！”他从房间里冲出来，头发都乱了，在客厅里跳来跳去，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想了半天才想起要打电话。我把电话按住了。
“你别拦我，我一定要杀了这狗日的！”
沙袖在屋里安静地说：“跟别人没关系，是我主动的。”
一明抱住我好长时间也没把声音哭出来，他的头在我肩膀上摇来摇去，把眼镜也甩掉了，摔碎在水泥地板上。除了那次他父亲去世，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哭过，一点声音都没有。
今夜无人入睡。一明在我房间里抽烟，把我一直舍不得抽的两包“中华”烟都抽完了，我也陪着他精神抖擞地坐到了天亮。沙袖偶尔去卫生间，拖鞋经过客厅的声音异常清晰。
第二天一早大家的精神就不行了，我下楼买了早点，他们俩都没吃，也不说话，人都变旧了，老了好几岁似的。一明躺在我的床上，两眼半睁着。我告诉他，边红旗今天要来，一明的眼睁大一下就闭上了，眼泪流到我的枕头上。他把枕巾抽出来蒙上脸，又开始了没有声音的哭泣。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对边红旗的即将到来充满愤怒，还是恐惧？我想是兼而有之。这个白天前所未有的安静，天气凉爽，有点像深秋，往深处静，往绝望处静。它被安静深埋起来。
直到晚上他们才开始吃点东西。我先劝一明，我说你是男人，能承受的要承受，不能承受的也要承受，沙袖还看着你哪。一明一边吃一边流眼泪，他说除了父母去世，他没有这么死过，真跟死了一样。我说什么也别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去劝沙袖。她抱着膝盖坐在床上，两眼发直，我熬的稀饭放在一边都快凉掉了。
“吃点吧，沙袖。你大概不知道，你一直是一明的精神支柱，你垮了，他也就不行了。”
沙袖埋下头，声音沙哑稀薄，她说：“你去看看一明。我吃。”
那天边红旗最终还是没有来。开始我也不希望他过来，但是不过来归不过来，总该给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吧，他是彻底没有音信。我很火，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作为一个当事人，我觉得他都不地道。晚上我到卫生间里给他打电话，关机。拨了好几次都不通。他在逃避，这让我更火，后悔把他带进这个承泽园来，罪魁祸首是我，完全是引狼入室。
第二天边红旗的手机还是关着，我忍不住去了蔬菜大棚，我来讨伐。他的房门虚掩着，他和他老乡都不在。一股浓重的臭脚丫子味扑过来，屋里比前天晚上更乱，床上的书乱七八糟摊了一床。我掩上门，看到旁边一个民工模样的男人在门前引煤球炉，就上前打听。
“你是谁？”他很警惕。
“我是他朋友，上次来过的。”
“哦，”他说，低下头继续引炉子。“昨天被警察抓走了，一起抓了好几个。”
我在炉子前站了一会儿，烟扬出来呛得我鼻涕眼泪都出来了。我谢过那人开始慢腾腾地往回走。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我重新打开他的房门，看了看，又关上。走到大棚的尽头，我看到前天晚上看到的那棵树，是槐树，树下的土堆被掘开了。看来边红旗真的被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