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沙袖肚子里尚未成形的孩子，他们俩发生了争执。一明觉得极其别扭，这不是自己的地里被别人抢先下了种那么简单。这种子是一个人，它有朝一日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和自己生活在一间屋子里，和他面对面坐在一个饭桌前吃饭。他不能想像，如同不能想像边红旗每天都要在他们的生活里插一杠子一样，那个孩子的眼里闪动的是边红旗的目光。他要沙袖做掉。
沙袖一度答应的，但是后来又变卦了。变卦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好像是一个女人打电话来，找一明，听口气跟一明很熟，而且不是一般的熟。不知道是不是沙袖太过敏了，要么就是那个开宝马的白领打的。总之那个女人的声音改变了沙袖的决定，我听到她挂电话的声音，简直是摔。听到动静我从房间里出来，她站在电话旁边，手按在上面，人在抖。
“做掉，”一明还在坚持。
“不，”沙袖脸转到一边。“这孩子是我的。”
“可它不是我的！”
“是，它不是你的。有什么是你的？”沙袖的声音十分悲凉。
“做掉！”
“我不做。”
一明的决定无效，那个可耻的小东西不在他身体里。一明受不了沙袖的绝决，彻底垮了，他蹲下来的样子像个囚犯，捶脑袋揪头发都干。他不坐沙发，就蹲着，或者坐在地板上，烟头扔了一地。我打扫卫生时，在沙发前扫出了很多头发，他的头发本来就不景气，现在更荒凉了。他们为此争论了两天，沙袖坚决不让步。她说：“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怎么做也都可以。我只要这个孩子。”
一明一气，在中午衣衫不整地离开家，然后就没回来。晚上也没回来，打他的手机不通，总说关机。第二天还如此。沙袖打电话问他的导师和同门师兄弟，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我们都急了，四处找，把北京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差打110和登寻人启事了。我们在外面跑了三天，回来后都很疲劳，尤其是沙袖，这些天她的休息和饮食都成问题，站在公交车人都在抖。她老是问我，一明会到哪儿去呢？我说没问题，他不会丢了的，这么大的人了，一时想不通是正常的，不要担心。沙袖就说，他烦我了。我劝她不要瞎想，一明不是这样的人。晚上我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睡下了。半夜里起来上厕所，看到沙袖房间里的灯还在亮，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门开了。沙袖还没睡，床上摊了一堆衣服。
“你在干吗？”这阵势我看不明白。
“我回香野地去，我走了他就会回来了。”
“不行，”我夺下她的箱子，“你就这么走了不是让他更担心？”
“可我真是想要这个孩子，”沙袖说，坐到床上捂住脸，这么多天第一次哭出来。“我知道我配不上他。我什么都没有了，一想到还有个孩子在我身体里，我才觉得我还有点东西是自己的。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总觉得飘着，脚不着地，它让我实在一点。你不会明白的。”
我的确没法真正体会到她的感受，我不知道一个尚未成形的孩子对母亲和沙袖这样的女孩意味着什么。可是我得阻止她继续收拾，他们的事情是要他们自己解决，但也应该等一明回来再说。第二天我早早就醒来了，睁开眼就想一明会去哪，突然想起了香野地，赶快爬起来找沙袖。她已经起床了，正坐在椅子上发呆。
“一明是不是回老家了？”
“没回。他走的第二天我就打过电话了。”
“要不再问问，都几天了。有病只能乱求医了。”
沙袖又打电话。
一明果然在香野地。沙袖的母亲在电话里说，一明两天前回的老家。他说很久没有回来了，要给父母烧几刀火纸。她又问沙袖，是不是吵架了？一明回来时头发乱糟糟的，精神也不好，衣服脏得不像个样子。沙袖说没吵架，一直都好好的。她骗她母亲说，一明本来是到其他地方有点事的，临时决定回家，所以换洗衣服什么的都没带。她母亲说，没吵架就好，以后要好好给一明收拾一下，不能穿得这么乱糟糟的，男人嘛，出去得有个样子。
沙袖母亲又说，她爸陪一明去了坟地，他说一明在父母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可心酸了。前天晚上一明还说，他要和沙袖结婚了，他说袖袖已经有了孩子，不结婚怕不太好。所以昨天上午，沙袖父亲陪着一起到派出所已经把证明开了，这几天他就回北京去。她母亲说，现在有喜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可不能马虎大意，等日子差不多了，她就过来帮着照看一下，生了孩子由她来带。沙袖的母亲说了一大堆贴心贴肉的话，然后才想起来说，一明还没起来，要不要叫醒他接电话？
“不要了，让他睡吧，没什么事。”沙袖说，“我在这边挺好的，就是想家。你让一明带点家里的东西来，煎饼、咸菜，什么都行。”
沙袖放下电话就开始哭，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这些天一直紧张，突然放下心来，她有点承受不住了。我说这还哭什么，什么事都解决了，一明我知道，他对你真是没的说，离不开你，你看，想通了不是天下太平了。
“担心死我了，他一定把自己折磨坏了。那几天他也不知跑哪儿去了。”
“可能是找个地方想事了。”
沙袖看看我，说：“你跟我说实话，一明他真的没变？”
沙袖的样子很无助，事实上她对自己的生活也无从把握，在这里，她完全失去了在香野地的坚强和自信。
“当然没变，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说实话，我挺羡慕一明的，有你这样一个顶梁柱支撑他的生活。”
“你在安慰我，我哪能支撑别人，自己都支撑不了。可我没有办法。”
不管怎么说，情况是好起来了。中午我们做了一顿不错的饭菜，也是这些天吃得最踏实最放松的一餐饭。吃完了睡午觉，要把亏欠的都补回来。我还在做梦，沙袖敲我的门。开了门，她说：
“你陪我去一趟医院。”
“干吗？”我还没睡醒。
“我想，还是不要了。”
“什么不要了？”
“孩子。”
我的哈欠打了一半，一下子睡意全无。“你要，做掉？”
沙袖点点头。
“一明不是想通了么？”
“可是，我觉得挺不好的，我也觉得别扭了。”
“是不是等一明回来再说？听听他的意见？”
“你要不陪我去，我就自己去了。”
我还能怎么说，只好去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想在一明回到北京时，看到一个和过去没有区别的清清爽爽的沙袖。说真的，这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医生显然把我当成了沙袖的男朋友，上来就责怪我一点都不用心，现在到处都是卖套和避孕药的，就不知道防护一下，只顾自己快活，让女人遭罪。
“多久了？”长相慈蔼的女医生问。
“不太久，”沙袖说。
“反应强烈吗？”
“还行。”
“什么叫还行？”
“不太强烈，”沙袖说，然后胆怯地问医生，“很疼么？”
“不动手术，服药就行了。新出的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都快做爸爸妈妈，平常也不注意学习一点生育知识。决定了？”
沙袖说：“决定了。”
医生又看看我，我赶紧说：“是，医生，决定了。”
医生唰唰唰开始开单子，把单子递给我的时候叹息一声：“又是一条命啊。”
这句话让沙袖出了门就哭了，她靠着墙，觉得身体发虚。我扶着她坐到椅子上，让她等着，我去取药。付药的医生从窗口递药的时候，在口罩后面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搞得我很不自在，她大概觉得我是个杀人犯。我真是替人受过啊，是边红旗还是一明？
从香野地回来，一明气色好多了。他带来了不少香野地的特产，还带回来一块玉佩，是沙袖母亲当年生沙袖时戴过的，她说这是块吉祥的玉，可以保佑孩子在母腹里的成长，对将来顺产也有很大的好处，她让沙袖从今天起就戴上。沙袖拿在手里看了看，放到了抽屉里。
“戴上啊？”一明说，“你妈说戴得越早越好。”
“没了，”沙袖说，起身去了卫生间。又哭了。
一明看看我，我说：“她还是决定做掉了。除了你，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
一明的表情很复杂，说不清楚。他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受。生活瞬息万变，很多事情都来不及让你想明白，来不及让你接受。就变了。我指指卫生间，让一明过去，他们的生活需要重新开始了。
本来想抽个合适的时间去看看边红旗的，听一个和警界有关的朋友说，这一茬抓的人都关在看守所里，还没判。我想一个人去，不让一明和沙袖知道，边红旗无疑是他们生活里最为浓重的一块阴影。还没成行，家里又打来电话，母亲说，有急事，他们托人给我在市里的晚报社找了个工作，很不错的，要我回去面试，越快越好。我说我不想回去，母亲很不高兴，说我不懂得父母的辛苦，他们在家为了我的将来伤透了脑筋，我却不领情，偏要留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闯出个名堂也就罢了，都上顿不接下顿了还不回头。这句话说到了我的痛处，几年了，我就过成这样。母亲又说，她和父亲眼看入土半截了，想过几天放心日子我都不让，养个儿子还有什么意思。母亲威逼利诱之后，姐姐又来电说，要我明家理识大体，父母大半辈子不容易，他们想抱孙子都快想疯了，几乎到了见到邻居家的小孩都流口水的程度。一句话，如果我尽快回去娶妻生子，完全是在为我们家做贡献，老祖宗都会感激我的。这些都是大话，说到底，他们其实是担心我再混下去，什么都得不到，最后连基本的事业和正常的生活都丢了。
放下电话我就开始抽烟，开始想，一副痛定思痛的模样。几年了，我在北京到底干了些什么？北京对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过去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都是一闪念，过一下脑子就忘了。是啊，为什么偏要留在北京？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要在北京占下一块地方？大家就那么爱北京么？我想肯定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混得已经完全不像样了，还放不下这个地方？烟盒里的烟都抽完了，还是没想明白。
可是面试的日子已经定好了，由不得我不回去。
回到家，父母见了我眉开眼笑。他们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晚报社好着哪，在我们这地方算是很不错的单位，关键是人家赏识我，将来的前途至少不会差的，据说编制问题也会尽快解决的。这不是一般的诱人了，难怪我父母扛不住。
面试的时候是那个女孩陪我去的，就是上次别人给介绍的女朋友，姓童，我叫她小童。上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联系，打电话，发手机短信，感觉很不错，有点像热恋了。小童让我不要紧张，她爸已经和报社社长兼总编打过招呼了，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父母所谓的托人，大概就托她爸了。他们十二道金牌把我招回，也算是一举两得。小童在我父母和姐姐的监督下，把我收拾得很利索，让我觉得镜子里的那个人看起来还像模像样。
小童直接把我带到社长办公室前，敲门，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胖老头，我在本地的电视新闻里见过。
小童说：“余伯伯好。”她的手在我身后碰碰我，我说：“余总好。”
老头呵呵笑了，“疯丫头，两年多没去我家了吧？越长越漂亮了。”他又看看我，“这就是，啊？丫头，眼光不错嘛。进来，进来。”
小童对他撒了一通娇，说：“他胆小，可不要乱吓唬啊。”
老头说：“我敢吓唬他，那你还不跑到我们家，把冰箱里的东西都吃光。”
“多少年前的事了，余伯伯还提。”
“好了，不提，说正事。”老头坐到老总椅子上，从档案夹里拿出一大堆纸，随便翻了翻，“丫头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文章写得很不错，有几篇小说我也很欣赏。年轻有为啊。一会儿几个部门领导都过来，问什么你就说什么，放松点。”然后给秘书打电话，让她把有关领导叫过来。
我看看小童，她竟然把能找到的我的东西都复印下来了。她说：“是写得很好嘛。”
过来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围坐在旁边的会议桌前。老头介绍，我向他们一一致敬。然后就开始了。开始也是随便说。他们分别把我赞扬了一番，说我是眼下本市十分活跃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质量上乘的小说和散文，虽然人在北京，但是留有余香，能回到家乡效力，理当欢迎。尽管他们夸得还算有节制，但我还是觉得十分难堪，当时我的脸一定被他们夸得青一阵紫一阵，身上开始流汗，真如芒刺在背。接着是闲聊，让我说说对北京的感觉，对北京报业的看法，以及对晚报的一些想法。我就顺嘴瞎说，想到哪说到哪。他们都嗯，或者点头，或者微笑。大概情况就这样，他们都觉得我很不错，年轻，有锐气，有想法，有才华。他们当着老头的面，凡事都说好。接下来我退场，在门外等他们商定结果。大约五分钟，我刚抽完一根烟，一个领导让我和小童进去。
结果出来了，老头说，综合各位领导的意见，面试很成功，他代表晚报社向我表示祝贺，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晚报社的一名员工，可以回去准备一下，也可以明天就来报社上班。鉴于我对本市的社会各界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先让我做一段时间记者，各处跑跑，到时候再视工作情况另行委任。领导们鼓掌，一一和我握手，祝贺我重新成为本市的人。领导们散会了，老头向我和小童表示祝贺，问小童，什么时候请他喝酒。
“随便什么时候。”
“那不行，是那个酒。”老头天真起来也挺可爱。
小童挎着我的胳膊，说：“余伯伯，你再说，我就去你们家把你们家冰箱里的好东西全吃光。”
老头呵呵地笑：“丫头也不好意思了。好了不说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好好干，先做一段时间记者锻炼一下，对你有好处。还有，要好好对我们的疯丫头，我可是看着她长大的。”
我点头答应。
出了报社，我把领带解下来，到路边买冷饮。刚喝两口水，一明打电话来。
“怎么样？面试顺利吗？”
“还行。”
“那就没问题了。祝贺你！什么时候再回北京？”
“再说吧，可能要过几天。结婚的事筹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我和袖袖决定简单一点，就几个人吃个饭，喝喝酒。你一定要赶回来喝喜酒啊。对了，袖袖让我问一声，你什么时候结婚？她想看看你那位哪。”
我看看小童，她听见了，对我嘟了一下嘴低下头，来回地转手里的矿泉水瓶子。我揽过她的肩膀说：“尽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