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打开办公桌所有抽屉，翻动那些年深日久的障碍物。因翻动而搅起的尘霾，让她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眼泪也流了出来。这该死的灰尘，侵犯的不仅是她的鼻腔，还有她的泪腺。
一共四个抽屉，全都像阳台一样探出来，装着她五年积累的东西：出席各种会议的照片和证件、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没有归档的文件、散乱的名片。大多无用。她要找一部手机。从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整整二十四小时了，很难判断它丢失于其中的哪一个时刻。还有地点。也无从知道。她有两部手机，这恰恰是她此刻仓惶的原因：她丢失了一部不该丢失的手机。
桌上还有一部手机，单位配的。她拿起它，再次拨打丢失的手机号。依然是拨通后的持续响铃声，无人接听。从一个小时前发现手机丢失开始，她一共往那个号码上拨打了十多次，每次都是无人接听。值得庆幸的是，手机没关。
她摁掉电话站起身，往外走的时候膝盖被拉开的抽屉拌了一下，痛意立即传达到脑部。她站了一分钟，等那阵锐利的痛意过去。然后她有些愤怒地抬起腿来，把最上面那只抽屉踹回桌洞。滑轨轻便地把抽屉送回去，到达终点时发出刹车一样的撞击声。她又接二连三让剩下的抽屉都发出这样的声音。“处长，没事吧？”干事小吴推开门，小心翼翼地体察着她的脸色。
“当然有事。”她应该这么说，脱口而出的却是另一句话：“没事，好像有只抽屉不太好用，我试试。”“等等。”她等小吴快要退出去的时候又把他叫回来，问：“昨天会议室是你收拾的？”
“是，有事吗处长？” 小吴说。
“没事，你去忙吧。” 她笑笑，摆摆手。
脸盆架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她踱到镜子前面，看着里面那张微笑的脸。这张瞬间微笑起来的脸没有丝毫破绽，很让她满意。她带着这没有破绽的微笑走出办公室，穿过一条笔直幽深的走廊，来到楼中心的环形走廊上。银白色的不锈钢栏杆旁边摆着翠绿的植物，十步一盆，有规律地贴着栏杆围成一个圆形天井，仿佛簇拥着一个将要横空出世的伟大事物。
她喜欢这座大楼的设计：圆形天井向四周辐射出几个笔直的走廊，仿佛一轮光芒万丈的太阳，令人想起一些欣欣向荣的词语。她有时不得不承认，是因为生活给的灰暗太多，她才这么处心积虑地向往光明。
会议室在圆形走廊上。她推开两扇虚掩的门，走进去。椭圆形桌面上厚此薄彼地铺着窗外照进来的光线；几个清风牌纸巾盒以相同的间距列队站成椭圆形，每一个都向外探着褶皱不一的半张纸，像努力要挣脱束缚的白色烈焰。她走向昨天坐过的位子。椅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弹簧，应该是从某一支笔的笔芯上掉下来的；桌洞里扔着几张没有用过的信笺、一小团带有墨水痕迹的纸巾、一张折到很小的纸。她展开那张纸，欣赏着不知谁画的一幅漫画。漫画里的人显然是这大楼里的某位领导，她熟悉他那粗得像两截黑炭一样的眉毛，还有刺猬毛一样扎向天空的头发。画这幅漫画的人很有天赋，也很胆大，她想。
没有她的手机。她早该想到。就算昨天她真的把手机落在这间会议室，并且被人捡到，谁会跑来送还给她？倘若真有人这样做了，那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失物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至少通讯录和通话记录——势必已被此人翻阅。当然，短信视频照片能更直观地昭示失物的主人是谁。
在这栋光芒万丈的大楼里，她确信没有人会做出送还手机这等傻事。就像确信阳光总是会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
她站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一块斜长的桌面立时暗淡了。她久久地凝视着似乎被阳光施了魔法的自己那狭长巨大的影子，思索眼前这件棘手的事。昨天她像往常一样在七点四十五分出门，以平均每秒一米的步速，从小区出发，穿过那条长着悬铃木的人行便道；八分钟后她走进单位大门，乘电梯，到达五楼，走进属于她所在的那条直廊；差三分钟八点，她经过干事小吴办公室门口，跟小吴互道早安，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她是一个生活在秩序中的人，每天，这条固定的路线耗用她误差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八点二十五分，她拿着一个黑皮笔记本走出直廊，来到位于环形走廊上的这间五号会议室，作为众多处长之一，参加一个例行会议；会议在学习了两个红头文件之后，于九点十分愉快地结束；回到办公室后她喝了半杯水，稍事休息。期间接了两个简短的电话；九点半，她和小吴准时来到楼下，由司机老王开车，去下属单位参加一个揭幕仪式。揭幕仪式十点钟正式开始，她微笑着倾听了三个下属单位领导的总结和汇报发言，然后上台发表了贺词，为一件做成杂志形状的黄铜雕塑揭掉红布，站在它旁边带领大家喝了半杯红酒；宴席开始后，她在觥筹交错声中礼貌性地拾起筷子，吃了几口色彩斑斓的菜肴；十一点四十分，在一干人的簇拥之下她得体地提前离席。
……
似乎，一个问题应该首先搞清：在七点四十五分从家里出发到十一点四十分的相关行程中——准确地说，到接下去的中午、下午、晚上、今天早上——她的手机放在哪里？显然这是打破目前这种焦虑局面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而恰恰就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她关于此环节的回忆陷入模糊不清之中。她多次努力进入回忆，却顶多只能忆起前天晚上她曾使用那个倒霉的手机，跟她的情人通过一次电话。说到手机——跟多数领导一样——它是她不可或缺的贴身伴侣，如果一天有二十五小时，它一定得兢兢业业地保持二十五小时畅通，不可有丝毫差池。就是说，回溯到前天晚上，那倒霉的手机还没有丢失。她记得那天晚上参加同学聚会，结束后又去了KTV，回到家已经半夜。她去卫生间冲了个澡——即便喝多了，她也没忘像从前那样把两个手机带到卫生间。她记得很清楚，自己是在卫生间接的电话。她情人也在别处喝了点酒，话语中带着热烘烘的情欲的味道。“明天是情人节，”她情人热烘烘地说，“我给你买玫瑰花。”他们约好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见面，这个她也记得。
那么，之后呢……她洗完澡，把手机带回卧室。她跟她丈夫分房睡，因为她需要独立安静和自由的空间，以使她一整个白天身不由己的疲劳得到缓释。他们从什么时候分房睡的，她记不清楚了。好像是从她丈夫人到中年开始打鼾的吧。有天夜里他的鼾声加重了她的失眠，早上起床后她怒气冲冲把她丈夫的被褥抱起来扔到楼上的另一间卧室。对此她丈夫也没有什么抗议的表示，这几年来，她丈夫性格越来越平顺。仿佛中了什么此消彼长的魔咒，她的脾气倒日益见长，越来越乖戾，与她丈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她也不糊涂，知道平顺是她丈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智慧。所以他忍让她的跋扈。可是她丈夫的这种忍让非常令她气闷，仿佛她真的有多么跋扈，到了让他不屑与她理论的地步。我有那么蛮横吗？有时她特别想为自己受到的这种轻慢讨回公道。
对，她确定，洗完澡后她把两只手机都带回了自己的卧室，因为她丈夫在另一间卧室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短信响起来的时候，她差不多快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伸手去床头柜上摸到一部手机，没短信；又去摸另一部。她丈夫的短信显示在另一部手机上：明天我下站，早上五点的火车，中午赶回来。
他们在家里也经常用短信联系，因为她丈夫睡在楼上，她和婆婆及儿子睡在楼下。她给自己的卧室添置了书柜和书桌，有些工作迫不得已要带回家来做。这样，不经她的允许，这间房谁也不能随意进出，她丈夫也不例外。于是他们就养成了发短信的习惯。
截止到那个时刻，她的两部手机都好好的。那么，第二天早上呢……她不记得是把手机放到衣服口袋里，还是放到包里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除了口袋和包，她不会把手机放到别的地方。通常她回家以后是把外套挂在入户门旁边的墙上，包放在鞋柜上；早晨走时，手机放在包里还是口袋里，视那天她的心情、着装、工作安排而定。她的工作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有时整天四下里赶场，有时一天都坐在办公室里处理事务；她的着装呢，有时穿有口袋的衣服，有时穿没口袋的衣服。昨天她为了参加揭幕仪式，特地换了一身套裙，那上衣是有口袋的，两个口袋。她的另外一件衣服，鸽子灰色外套，也有两个大大的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