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道：“臣昔时居山东时，闻齐但有孟尝君，不闻有齐王，闻秦但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不闻有秦王。夫制国之谓工，生杀予夺，不可委以他人。今太后恃国母之尊，擅行不顾者四十余年。穰侯独相秦国，华阳君辅佐之，泾阳君、高陵君皆自立门户，自成一体，生杀自由，无所畏惧。他们几人私家财产，十倍于国家。大王您虽名为国君，实则徒有其空名而已，这岂不危险吗？昔崔杼专权齐国，最后杀掉齐庄公；李兑独揽赵国大权，终找主父。如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威，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何况在大王您的左右，广置耳目，大王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臣观大王长期孤立于朝堂，臣恐千秋万岁之后，掌握秦国大权者，非大王之子孙也！”
司马迁曾说：“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平心而论，魏冉在秦国的历史上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范雎将其功绩一笔勾销，反映了他排除异己的私心。但对于宗亲贵戚的专权和势力的膨胀，昭王其实早就嫉恨在心，而范雎的一番义正词严的宏论，又正中其下怀，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但是昭王在兴奋的同时也感到忐忑不安，甚而毛骨悚然，遂再三拜谢：“先生所教，乃肺腑之言，寡人恨闻之不早。”
果然，不久以后，昭王就找了个借口罢免了穰侯魏冉，拜范雎为相，封之于应（在今河南鲁山之东），号为应侯。次年，宣太后死，便将穰侯、泾阳君皆遣赴封邑。穰侯迁居时竟动用了上千辆车乘，所载之奇珍异宝，皆秦国库所未有，可见其富有程度。
在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日益巩固，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当时的重大社会变革。其意义在于，削弱了以往分封制度所造成的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促进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与这一整套成熟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而范雎对于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则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国末叶，秦国客卿李斯曾向秦王政上《谏逐客书》，历数宾客对秦国历史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使秦得“富饶乏资”和“强大之名”。其中也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范雎对秦国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历史事实向我们证明，范雎同保守的贵族相比，更具开拓进取精神、敏锐思想及开阔眼界。随后的秦国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比以前更加生机盎然，最终完成了其一统中国的大业，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四节）再造唐之功臣
史称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是一代军人楷模。平定李唐大乱后，被封的位子更是大的不得了，已经达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但他为什么没有像其他的人一样遭到当时帝王的猜疑，落个悲惨的下场呢？这是郭子仪的“致世”策略决定的，他功高从不自居，他具备了各个功高震主者所没有的“德行”。
郭子仪从小就喜欢读兵书、练武功，并严格要求自己在读书或习武时全神贯注，常常废寝忘食，练得一丝不苟。他非常欣赏孟子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据传，郭子仪曾经在河东（今山西太原）当兵，一次因事触犯了军规，按当时军律应该斩首。在他双手捆绑，被押赴刑场之时，是一副正气凌然的气势，昂首阔步，大步向前，毫不慌乱，临危不惧。俗话说得好，命不该绝有人救，在路上遇上当时著名、如今闻名的诗人李白。李白也是和他素不相识，但见他年轻英俊，相貌非凡，临刑不惧，又听随从说他才德兼备，文武双全。坚定了他救人的意志，便赞叹地说：“这样的人，将来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杀了多可惜啊！”李白为郭子仪感到惋惜，停下要去办的事，立即赶到当地官员那里，替郭子仪说情，最后以自己的官职做担保，把郭子仪救了出来。那年郭子仪20岁。李白和郭子仪成了莫逆之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李白参加永王李磷幕府，因为也受其牵连进了牢狱，郭子仪曾经请求替他赎罪，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
郭子仪的青年时代是生活在所谓“开元之治”之即，是唐代中前期，国富民殷、繁荣昌盛。这时期，以唐玄宗李隆基为首的唐朝政府，励精图治，扫除积弊，任人唯贤，政治清明，使得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国力强盛。
郭子仪的成长背景就是这样，他年轻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保家卫国、统兵作战的将帅。
郭子仪最初做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因屡立战功，平步青云。749年，他做到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这时，唐朝廷在外也没有什么大的战事，几十年间相对太平。当时国家外部没有什么外来危机，环境轻松，没什么压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天长日久，人们开始安于逸乐，贪图物质享受，整日只知吃喝玩乐，唐朝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唐玄宗李隆基整日花天酒地，把大权交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之手，自己则与宠妃杨玉环夜夜笙歌，不理朝政，全不见了昔日励精图治，重整山河的雄心。只有郭子仪等少数人尚能居安思危，经常为战事作准备。他一面操练兵马，一面守卫祖国的疆土。
当时边疆各地居住着我国各族人民。他们勤劳勇敢，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朝同边疆各族虽然也发生过战争，但友好相处和经济文化交流却是主流。
自唐高宗以来，唐朝在边疆上一直有重兵驻守。唐玄宗时，为了加强防御，在重要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每个军镇都设置一个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负责几个州或一个道的军事，后来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日益增大，成了独行一方的土皇帝。当时唐中央的禁军不过二十万人，而边疆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
那时唐朝重用安禄山，任命他做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父亲是西域人，母亲是突厥旗人。安禄山作为节度使，总揽三镇军政大权，又招募北方很多牧民补充兵力，势力便逐渐壮大起来了。
安禄山常到长安去，对唐朝内部情况了如指掌。他见唐政府日益腐败，便萌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暗地招兵买马，积累钱财，收集朝廷情报，观察朝廷动向，伺机行动，准备反唐。可玄宗皇帝却是一无所知，整日只知道沉溺于享乐。对安禄山的所作所为不但不知道提防，反而变本加厉听信他的花言巧语，竟然让他认杨贵妃为干妈，还对他非常信任。
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弊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日益渐增。自从杨贵妃入宫后，玄宗便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安逸生活，终日只知道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不理朝政。宰相李林甫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先后当权，飞扬跋扈，任用亲信，坏事干尽，这样各种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
居心叵测的安禄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篡夺大唐江山的机会到了。755年十一月九日，他以“清君侧”、“讨杨国忠”为名，从范阳发动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长驱南下。由于唐政府没有防备，致使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均被收服。地方官吏听说叛军来了，有的弃城逃跑，有的屈膝投降。就这样，不到三个月，安禄山的叛军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占领了东都洛阳。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唐朝政府临时招募了八万人，由大将哥舒翰率领去抗击叛军。这些人多是城里的无业游民，既没有严明的军事纪律，又缺乏基本的作战技能，军事素质很差，在与叛军的大战中，溃不成军，就连大将哥舒翰，也战败被俘。
玄宗带领皇族亲贵和左右臣僚，仓皇出逃。长安就这样陷入了叛军安禄山之手。玄宗的一行人逃到马嵬驿，将士鼓噪不前，愤怒地杀死了奸臣杨国忠，并要求处死杨贵妃。群情激愤难平，玄宗无可奈何，只好忍痛割爱，派人缢死了杨贵妃。这时马嵬驿的人民请求皇帝留下来同他们共同作战，唐玄宗肯定也不会留下来啊，也只是把他的儿子李亨留下，他自己逃往四川避难去了。
当时的人民参与了反抗叛乱的战争，一些地方官也积极的据守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颜杲卿，他最后被安禄山杀害了。但是人民的反抗和一些地方官吏的抵御，也给唐军收复失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玄宗逃往四川以后，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肃宗为了收复长安，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决定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并把朔方军作为反攻的主力军。为了加强朔方军的实力，肃宗认命李光弼协同郭子仪一起作战。
郭子仪和李光弼，原来二人都是安思顺手下的部将，两人的才能不分上下，职位也相同。当时郭子仪因受命，取代安思顺的朔方节度使之职时，李光弼就深感不服气，正决定马上离去。忽然皇帝的手谕到了，命他同郭子仪同心协力平定叛军，李光弼只好遵奉王命，留了下来。郭子仪把朔方的兵马分给李光弼一半。郭、李二人共同表示：一定要同心协力，英勇抗敌，收复失地，报效唐王朝。
历经了艰苦的奋战，洛阳很快收复了。郭子仪胜利归来，回朝之时，肃宗非常欣喜，亲自带领仪仗队到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迎接。皇帝见了郭子仪，激动地说：“我有了你，如鱼得水，大唐的天下，所以能保住，全靠你的英勇奋战啊！”郭子仪表示不敢承当。
两京收复后，肃宗把玄宗从成都迎回，玄宗做了太上皇。
在收复两京的战斗中，郭子仪多次立大功，这对安定唐室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功绩很快传遍各地，声誉鹊起。
两京虽已收复，但李氏王朝仍然没有解除威胁。
肃宗回到长安，先后重用宦官李辅国和鱼朝恩，把军权交给李辅国掌管。李辅国的权势很大，他可处理国家大事，别人不敢反对。肃宗让鱼朝恩监督神策军驻守陕州，防御潼关。肃宗听信李、鱼的谄言，怀疑忠君爱国的贤臣。
肃宗根据宦官李辅国和鱼朝恩的主意，出动全国全部的兵力攻打叛军。
九个节度使的兵马共六十万，全部出动，围攻了相州城。安庆绪好似兽困樊笼，鱼儿落网，既不能战，又不能退，处在绝境之中。
九个节度使的兵力相当雄厚，本来可以一举消灭叛军，可惜群龙无首，诸位将士又只管自己备战，九个节度使军如一盘散沙。可是史思明的军队，养精蓄锐已很久，士气旺盛。史思明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知道唐军数量远远超过他的军队，只能智取，不能硬拼，就利用唐军士气低落的弱点，用精兵突击，克敌制胜。他来到相州城外，先按兵不动。过了十多天，突然同唐军展开激战。正当两军交战之时，不知何处刮来一阵狂风，顷刻之间，天昏地暗，尘土飞扬，对面不见人。唐军看见城下有来回奔跑的人马，误认为叛军追来，纷纷逃散。郭子仪见情况不妙，只得收集残余部队，领着人马退回洛阳。
这次战斗，唐军受到重大损失，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扔掉。九个节度使中的八个各回原来驻地，郭子仪留守洛阳。
这次战斗的完全失利，直接原因应归罪于鱼朝恩，但昏庸的肃宗，不但不斥责鱼朝恩，反而给他封官加爵，宠爱有加。鱼朝恩得到皇帝的宠爱，越是盛气凌人。他一直嫉妒的是郭子仪。唯恐他功高盖主，有一天会对自己不利，因此常在肃宗面前诽谤郭子仪。而相州一仗失败正是他陷害郭子仪的最好的时机，鱼朝恩硬把相州一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郭子仪一人身上。
昏庸的肃宗却听信了鱼朝恩的“诽谤”，把郭子仪免职，调回了京城。
平时，郭子仪在军队受到官兵的拥护与爱戴，他视兵如子，不打骂，不训斥，如同对待亲人一般，因此，士兵们都不愿郭子仪离开。
史思明听说郭子仪被免除官职，夺去了兵权，暗自欢喜，认为最好的机遇来了。759年五月，史思明便带领大军，一举进攻洛阳。唐政府这时慌了手脚，十分恐惧，又不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好。
有人向朝廷建议：“郭子仪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又善于用兵，为什么放着良将不用，让叛军逞凶呢？”肃宗认为很对，决定起用郭子仪为兵马都管使，诏令刚传下，就被鱼朝恩拦住了。郭子仪在鱼朝恩眼中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常想着怎么整他一整，算计一下他。有一次，郭子仪立了战功回到京城，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人暗地告诉他说：“鱼朝思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没有在意，将士们请求随身保护，他也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说着，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不仅大吃一惊。郭子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鱼朝恩听了，自己都深感惭愧，自叹不如了。
史思明打到洛阳，驻守在洛阳的李光弼，连战连败，李光弼只得放弃了洛阳，带兵退守河阳。当时，鱼朝恩也带领一支人马，还没看到叛军的影子，就吓得退到了陕州，不敢应战。
代宗时，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人民难以度日，生活极其困难，可是官府的盐、铁、茶、酒等税，名目竟有200多种，这些苛捐杂税，自然都要落到人民身上。代宗重用宦官程元振，让他参与机密，操纵政权。宦官在肃宗时就开始专权，如宦官李辅国曾对肃宗说：“大家（宫中对皇帝的称呼）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可见专权的宦官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朝廷内的赏罚制度，宰相职位的任免，甚至皇帝的废立，他们都可以决定。程元振飞扬跋扈，为非作歹，时时刻刻束缚着皇帝。无论大事小事，只要程元振出口，代宗便会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程元振痛恨功臣名将，特别是郭子仪。程元振在皇帝面前诬陷诽谤他，总想免除他的副元帅职务，让他做肃宗山陵使（皇陵的督工），但未能如他所愿。郭子仪明知皇帝受程元振控制，误了国家大事，便向皇帝上书道：“我为唐朝的强盛披星戴月，南征北战，请陛下相信我对唐朝的忠心。陛下要亲近贤人，远离奸臣。不然，唐朝危在旦夕！”郭子仪的良言相劝，打动不了皇帝的心。朝内宦官专权，朝外藩镇割据，唐朝仍然一片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