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书：诗人之书
类书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为诗歌创作准备材料。唐朝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描述了当时诗坛的一个普遍现象：“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文镜秘府论校注》，290页。）这些“随身卷子”当是小型的类书或者略具类书雏形的书钞。根据史志的记载，王勃、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等唐代著名诗人都自编有类书（参见本书附录一和附录二。）。诗人自编类书作为枕中秘宝的现象並不局限于唐朝，这种风气在唐以後依然盛行，例如鼓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就编有《建章录》（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316页。惠洪《冷斋夜话》：“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321页。钱鍾书《宋诗选注》251页：“黄庭坚把典故分类摘抄的《建章录》在《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兴’字、一万二千零四十三‘酒’字、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树’字等部还保存几段。”）。
对类书的过于倚赖会给诗歌创作带来很多流弊。江湖派大诗人刘克庄被刘辰翁批评说：“刘後村仿《初学记》，骈俪为书，左旋右抽，用之不尽，至五七言名对亦出于此，然终身不敢离尺寸，欲古诗少许自献，如不可得。”（《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转引自《宋诗选注》251页。参见《宋诗选注》刘克庄之小序。）《初学记》是唐代徐坚等人编纂的一部类书，其体式特点是分类萃取各种典故、词藻，並把它们组织成对偶，既方便记忆，又方便创作诗文时套用，历代文人都爱使用它（《四库全书总目》之《初学记》提要说：“《春明退朝录》及《温公诗话》並称中山刘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这裏刘辰翁揭露了刘克庄的诗歌创作过程，说他平日裏仿照《初学记》的体例，把各种适宜填充到诗歌中的丽藻编纂成对偶，需要做诗的时候，就把这些平日积攒的好对子扩展成完整的诗歌。刘辰翁还批评他工巧的好对子虽然多，但创造性却很贫乏（《宋诗选注》250页：“他原来采用了《初学记》的办法，下了比江西派祖师黄庭坚还要碎密的‘帖括’和‘餖飣’的工夫，事先把搜集的典故成语分门别类作好了些对偶，题目一到手就马上拼凑成篇。‘时因料少不成联’，因此为了对偶，非备料不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滑溜得有点机械，现成得似乎店底的宿货。”）。明代的复古派诗人也被王夫之挖苦：“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韻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薑斋诗话笺注》，112页。《韻府群玉》，元·阴时夫、阴中夫撰；《诗学大成》，宋末毛直方撰；《万姓统宗》，撰人不详，应当为明人；《广舆记》，明·陆应阳撰。这四部书都是明代通行的类书。）在王夫之看来，对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前、後七子诗派来说，《韻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这四部通俗类书是他们创作的一切源泉。王夫之还说：“诗佣者，衰腐广文，应上官之徵索；望门幕客，受主人之雇託也。彼皆不得已而为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闲则翻书以求之，迫则倾腹以出之，攒眉叉手，自苦何为？其法：姓氏、官爵、邑里、山川、寒暄、庆吊，各以类从；移易故实，就其腔壳；千篇一律，代人悲欢；迎头便喝，结煞无餘；一起一伏，一虚一实，自诧全体无瑕，不知透心全死。风雅下游，至此而浊秽无加矣。”（《薑斋诗话笺注》，151页。）王夫之的这段话很严厉，他批评後七子中的宗臣等人把诗歌的格律、句法、章法，甚至主题、意境全都看作千篇一律的空壳，诗人所需要做的祇是把各种典故和成语分门别类地塞到这些空壳中去。宗臣等人按这种机械的工艺流程生产出来的诗歌，在王夫之看来，毫无情趣诗意可言，整个地“透心全死”，简直不是诗，祇是“浊秽”。
通观王昌龄、王夫之、刘辰翁等人的批评，类书对诗歌创作的消极影响虽然很明显，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诗歌创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诗歌並非全是天才、灵感的产物，很多作品也祇是通过翻检书本子，东拼西凑、惨淡经营的结果。
五、类书：童蒙和百姓之书
作为小孩子的启蒙教材，这是类书很早就开始具备的传统功能。这一类类书的代表是唐代李翰的《蒙求》。《蒙求》以四言韻语的形式荟萃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最适宜小孩背诵。《郡斋读书志》云：“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蒙卦》指《易经·蒙卦》。《蒙求》影响很大，历代都有续作，而且这些续作还逐渐超出原来的历史领域，延伸到经传、文字、名物、小说、医学、妇女等领域。《蒙求》一系的类书体蒙书形成了传统蒙书中一个主要的派别，与字书体、格言体蒙书鼎足而三（《余嘉锡论学杂著》（605～606页）曰：“三仓既亡，急就亦不行，然在学校未兴以前，村塾小儿所读之书，即古之小学，未尝绝也。析而言之，可分三派。一曰字书，其源出于周兴嗣，积字成篇，篇无复字，初学籀诵其文词，临摹其形体。其後有百家姓、杂字之类，此三仓、急就之嫡嗣，小学之正宗也。二曰蒙求，其源出于李翰，属对类事，编成音韻，易于讽诵，不出卷而知天下。其後有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此三仓、急就之别子，小学之支流餘裔也。三曰格言，其源出于太公家教，广陈法戒，杂以俗语，使童蒙于次养正，浅识资为蓍蔡。其後有神童诗、女儿经、增广之类，此则因三仓、急就之体而推广之，于古者幼童读孝经之意弥近，小学之滥觞也。盖自唐、宋以来，幼童之所讽诵，不出三者。”参见《敦煌蒙书研究》，227～228页。）。
在古代的语文教育中，学习作对偶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小孩很早就开始被训练对对子。王筠《教童子法》曰：“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後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类书中也有专门教小孩作对子的。《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聚课琼珠诗对》提要曰：“皆以浅俗对句分类编次。每类之中又分一字、二字、三字、四字等目。盖村塾课蒙之作。”这部类书的体式和王筠讲到的训练小孩作对偶的方法是一致的，在对对子的训练中，由易到难，字数由一到二，由二到三，由三到四，逐渐增多。
在古代，由于启蒙教育是与科举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孩学习就是为了成年後参加科举考试，然後金榜题名飞黄腾达，所以很多启蒙类书与科举类书，在风貌上很相似，衹是内容深浅不同。启蒙类书与科举类书互相渗透，最现成的例子是《兔园策府》。《兔园策府》原本是一部“皆名儒所集”的准备策论的文赋体科举类书，但它很快就被庸俗化了，成为三家村俗儒教授童蒙学习写文章的教材（参见本书附录二关于《兔园策府》的提要。）。
类书与古代寻常百姓的文化生活也有联繫。《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列有一“常识门”，常识门中所列都是一些与百姓日常生活关係密切的类书。其中有一本名叫《万宝全书》，又名《不求人》，从书名看就像是今天的日用百科全书。这本书除了讲“天文”、“地理”等文化常识以外，更多的是指导人们如何写书信（“文翰”），如何记账（“算法”），如何保健（“祛病”），如何娱乐（“博弈”、“笑话”）等（参见《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119页。）。这类类书，往往卷帙很小，但数量却多得惊人，书坊像印黄曆一样，印它们来射利。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唐代类书，但由于类书在唐代其功能体系已经发育相当完备，它们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之以後其他时代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不打算另立章节描绘“类书与唐代社会生活”。
§§§第二节古人对类书的研究
在上文我们虽然说过作为文治的象徵符号，类书拥有的地位差不多与正史相当；在《皇览》以後的整个封建时代，官修类书与官修正史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毫不逊色，但是类书的学术地位和史书相比却有天渊之别。封建时代的知识精英们都愿意热烈地探讨史学上的种种理论问题，愿意穷一生之心力去撰写《史通》，去撰写《文史通义》，但从来没有谁想过去撰写一部《类书通》或《类书通义》。在四库馆臣看来，类书根本不能称作“著作”，是“荒实学”的罪魁祸首（《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类书学术地位如此之低，希望通过“立言”来获得不朽的知识精英们自然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建立在速朽的类书之上。
古人没有关于类书的理论专著，他们对类书的意见表现得很零散。今天我们要了解古人对类书的认识，需要去翻检古代有关类书的序跋，和古人的一些学术笔记。相对来说，较集中、系统地反映古人的类书研究水平的古典著作是《四库全书总目》。我们在撰写“古人对类书的研究”这节时，将主要依据《四库全书总目》，並结合歷代其他一些史志目录和序跋、笔记等材料,探讨古人对类书性质、范围等问题的认识。
一、类书在古典目录中的位置
“类书”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可以追溯到宋初的《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编纂两书的欧阳修等人，用“类书”这一新名词替代了《旧唐书·经籍志》中的旧名词“类事”。“类书”，这一名称被後世的目录著作所沿用。
《旧唐书·经籍志》没有定义什么是“类事”，欧阳修等人也没有定义什么是“类书”，後世沿用“类书”这一名称的目录著作，也都没有明确地为类书这种图书下个定义。我们可以说，在古代目录著作中，有类书的位置，有类书的名称，但没有类书的定义。
以《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我国古典目录，其结构一般包括三个方面：根据一定分类体系而编排的书目、各书提要、大小类序。各书提要用于介绍某一部书的大致情况，大类之序是用于介绍目录中每大类（“略”或者“部”）的说明性文字，小类之序则用于介绍目录中每个小类的情况。这些提要和序，往往提纲挈领地辨别学术的異同得失，能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要了解古人对类书性质的认识，各部目录著作中的“类书类小序”是最理想的参考资料。
在集古典目录学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每一大部有大序，每一小类有小序，每一部书有提要。但並非所有目录著作都像《四库全书总目》那样结构完整，历代目录中，更多的著作往往既没有提要，又没有小序，祇有大序。即使大序也往往祇是泛论经籍的功用、文运的盛衰，多空言，少实际（《隋书·经籍志》序曰：“（王）俭又别撰《七志》……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卷首之中。”（《隋书》卷三十二）《隋书·许善心传》：“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序，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别其类例焉。”（《隋书》卷五十八）《旧唐书·经籍志》叙曰：“（毋）煚等撰集，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指。近史官撰《隋书·经籍志》，其例亦然。”（《旧唐书》卷四十六）南齐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隋许善心的《七林》、唐毋煚的《古今书录》，这些仿《汉书·艺文志》撰有大小序的著作都早已亡佚了。另外一些目录著作虽然保存了下来，其大小序的学术价值却不高。《目录学发微·目录之体制三》小序：“《崇文总目》每类有序，然尚空谈而少实证，不足以继轨《汉》、《隋》。晁（公武）、陈（振孙）书目号为佳书。晁氏但能为四部各作一总序；至于各类无所论说，陈氏並不能为总序，虽或间有小序，惟说门目分合之意，于学术殊少发明也。（《书录解题》惟《语》《孟》、起居注、时令、农家、阴阳家、音乐、诗集、章奏八类有序）”参见《校雠广义·目录编》45～47页。）。
自《旧唐书·经籍志》设立“类事”统摄类书以来，类书一般在子部独立成类，但从这以後的历代目录著作中，都没有“类书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是唯一的例外。从“类书类小序”入手，探讨历代目录学家对类书性质的认识，根本行不通。
清代的文献学家章学诚曾说：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通义》卷一《叙》。）
“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校雠通义》卷一《原道》。）
由此可知，在古典目录著作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不祇是大小类序、各书提要，编排书目的分类体系本身也承担着这一重大的使命。因此，通过考察历代目录著作的分类体系，我们可以了解《四库全书总目》以前古人对类书性质的认识。类书在我国古典目录中的位置是古人对类书性质认识的直观反映。
在还祇有一部类书《皇览》的时候，晋荀勖《中经新簿》将之列入史部（《隋书·经籍志》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三曰景部，按景部即丙部，因唐高祖之父名昞避讳改；又，其时史部为丙部，子部为乙部，及东晋著作郎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于是史部居乙，子部居丙。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论《中经新簿》：“其有不可解者三，……二、《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59页。参见《中国古代的类书》2页。）。到了唐初，《隋书·经籍志》将类书附在子部杂家类之後，虽然没有为其单独立类，但不让它们与杂家类其他著作相混的做法，已初见为类书单独立类的端倪。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将类书单独立类的材料，以五代刘昫《旧唐书·经籍志》为最早（类书在子部独辟为一类，始于唐开元年间毋煚所编的《古今书录》，但此书亡佚。刘昫《旧唐书·经籍志》是根据《古今书录》编辑的，就像班固《汉书·艺文志》依据刘向父子的《七略》。），但刘昫时还没有“类书”这一概念，他在子部设了一“类事家”来统摄类书。“类书”这一概念要到欧阳修等人修撰《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时纔提出来。在这以後的我国古代目录著作一般都在子部独立设类收录类书，祇不过有的称“类事”，有的称“类书”，有的称“类家”，不大统一，虽然大多数像《新唐书·艺文志》称“类书”（《旧唐书·经籍志》称“类事家”，《新唐书·艺文志》称“类书类”，《宋史·艺文志》称“类事类”，《国史经籍志》称“类家”。）。
荀勖为何要把《皇览》归入史部？《中经新簿》、《皇览》虽然都已经失传，让人没办法对此深究，不过据其他书籍对《皇览》内容的描述来看，《皇览》像後世的类书一样杂采群言，包罗万象，将之归入史部是很令人费解的（《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餘篇，号曰《皇览》。”《太平御览》卷六〇一引《三国典略》说《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