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绪论裏我们将分四节，阐述进一步研究唐代类书的意义:第一节描绘类书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第二节讨论古人对类书的研究，第三节讨论今人对类书的研究，第四节综述唐代类书的研究现状。
§§§第一节类书的多重身份
类书是一种非常讲求实用的工具书，因此在我国古代的文化生活中，类书的读者群特别庞大，几乎遍布所有的识字阶层。由于身份、地位等差異，各个阶层的读者使用类书的角度往往不同。这些不同使类书这一图书类型具有了多重的文化品位，有时候很官方，有时候却又很民间，有时候很高雅，有时候却又很通俗。
一、类书：帝王之书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是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诏令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以《皇览》居首。《玉海·艺文·承诏撰述篇》：“类事之书，始于《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又《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馀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餘万字。”），在这以後，历代王朝都曾组织当时的知识精英编纂过《皇览》这样的大型综合性类书。南朝梁有《华林遍略》，北齐有《修文殿御览》，隋有《长洲玉镜》，唐有《文思博要》、《三教珠英》，宋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个与官修正史差不多同样悠久的官修类书的传统很容易就能寻绎出来（参见于翠玲《论官修类书的编辑传统及其终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在《皇览》以後的整个封建时代，官修类书与官修正史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毫不逊色。
虽然类书祇是一种“钞撮群书”的资料彙编（《中国古代的类书》1頁：“类书辑录的资料，一般都不是单门、单类的专题性质的，而是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的，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玉海》李桓序语）；‘凡在六合之內，巨细毕举’（陈梦雷《上诚亲王彙编启》语）者。所以，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当然，它们祇是封建社会体系的百科全书。而且，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不是专门把有关的原材料（着重号係原文所有）辑录在一处；中国古代的类书的编辑方法则一般地与此相反。因此，构成了类书性质的特点——兼‘百科全书’与‘资料彙编’两者而有之。”），学术地位远不及正史，但在历代帝王的眼裏，编纂类书与编纂正史几乎是同等的润色鸿业的盛事。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下诏编修《艺文类聚》，並于同年诏修从魏到隋的唐前各代正史，这两项工程的人员配置是互相渗透的。《艺文类聚》的编者中，有不少人被任命兼修史书，如欧阳询兼修《陈史》，陈叔达、令狐德棻兼修《周史》，裴矩兼修《齐史》。显然在李渊眼裏，一部类书与一部正史同等重要，需要同等的人力物力（《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武德）五年，（令狐德棻）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又《儒学上》欧阳询本传：“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又《孝友》赵弘智本传：“初，与秘书丞令狐德棻、齐王文学袁朗等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事实上不仅是唐高祖这样认为，这种人员构成惊人地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以後各代的官方类书与正史的编纂过程中。由这一编纂细节就可以看出，类书所拥有的官方地位与正史相当。
有些类书是作为帝王的御用读物编纂的。《皇览》、《太平御览》这些类书的书名就体现了这一点。大臣们在编纂这些御用读物时，往往强调它们的训诫色彩，排列很多有道明君克勤克俭、选贤用能、从善如流的典范，无道昏君骄奢淫逸、亲佞近邪、刚愎自用的教训，希望把帝王们个个熏陶成尧舜。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唐太宗曾编了一本做皇帝的规范《帝范》，把它作为遗书传给当时的太子、日後的高宗李治（《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乙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6251页。《帝范》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此书新、旧《唐书》均载为四卷，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後志》卷二却著录为一卷，且後附题解云：“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贞观末著此书，以赐高宗。”可知此书南宋时已亡其半。《四库全书总目》以为“至元乃复得旧本，故明初传有全文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帝范》仍然是十二篇。《帝范》唐太宗的自序说：“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煥焉。所以披镜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据此，《帝范》似乎是一部书钞，和类书接近。然而细看现存本《帝范》十二篇，则是十二篇小短文，这些短文爱引用先哲的格言。）。帝王们虽然时常阳奉阴违，但他们对这些规范一般都能达到一定的熟悉程度，不会太陌生，因为当他们端坐庙堂的时候常常需要照本宣科发冠冕堂皇的议论，这是他们的义务。这裏还是举个唐太宗的例子。《资治通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
六月闰，辛亥，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唐太宗教训太子李治的这四句话据胡三省的注来历都很古老，稼穑艰难句、木从绳正句出自《尚书》，不竭马力句、载舟覆舟句出自《孔子家语》。少年时不爱读书，对先王之道茫茫然的太宗，每每仓促之间总能这样引经据典，满腹经纶得像他的“两腳书橱”虞世南（唐代刘餗《隋唐嘉话》卷中：“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见《隋唐嘉话 大唐新语》，15页。“行秘书”即现代口语所说的“两腳书櫥”。虞世南是著名类书《北堂书钞》的编纂者，以知识渊博著称。参见《中国古代的类书》18页。），这应该归功于魏徵等人给他编的御用教科书《群书治要》（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说：“太宗欲见前代帝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群书理要》，即《群书治要》，“治”改成“理”，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讳。）。《群书治要》是一部搜罗经史中格言警句和从前帝王成败之迹的类书。
说类书是帝王之书，不仅因为它们可以被帝王当日常行为准则来阅读，更因为它们被帝王们寄寓了一种与书籍的基本功能阅读无关的象徵意义。集中一大批有影响的文人修纂大型类书，往往是帝王们所作出的一种偃武修文的姿态。我们不能小看这种姿态给类书编纂带来的影响，即使把它说成是官修类书得以形成传统的主要动力也不为过。许多卷帙浩繁的官修类书都编纂于改朝换代之初或剧烈的内部权力鬥争之後。《艺文类聚》编于唐初，《渊鉴类函》、《佩文韻府》编于清初。《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分别编于明成祖、清世宗以非常手段夺取帝位之後。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宋太宗也有“烛影斧声”（宋·释文莹《续香山野录》：“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迄，禁漏三鼓，周卢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参见《辞源》“烛影斧声”条。）的弑兄嫌疑。这些帝王在以暴力或阴谋夺取天下後，立即摆出逆取顺守要以文德服人的各种姿态，而编类书、正史等大型图书便是这些姿态中的一种。官修类书的编纂人员往往是前朝有名望的大臣，编书过程中他们所获待遇往往又很优厚，所以从宋代就开始有人讲唐高祖等不过借编书之名收买人心（南宋·王明清《挥麈後录》卷一“太祖收用旧臣处之编修以役其心”条：“朱希真先生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咸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死于文字之间。’”参见《中国古代的类书》15页、《类书流别》29页、《类书简说》18页。）。到了现代，鲁迅先生也说：“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二、类书：宰辅之书
在端拱少为的帝王眼裏，类书祇是照本宣科的语录、标榜文治的符号，然而当它们到了为帝王们做实际工作的大臣手裏，就生发出许多很具体的妙用。首先当他们匍匐着向龙椅上的皇帝提建议的时候，类书可以帮助他们把反对的意见说得要么委婉动听，要么大义凛然。《皇览》、《御览》、《册府元龟》这些几百万言的大彙编，荟萃了古往今来的明君贤臣、昏君奸臣的种种经验教训，帝王们可能懒得读，但他们的书簏子大臣却往往有热情。《册府元龟》的宋真宗御制序裏说：“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议，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型。”所谓“典型”，就是榜样的意思。类书荟萃了往古各种类型的好榜样或坏榜样，使大臣们进谏时可以从容地引经据典，帮助帝王“以古为镜”（这是魏徵逝世後，唐太宗所说的一句话。《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七年”：“上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6184页。）。
其次类书可以帮助官员们进行公文写作。我们知道在我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章、奏、表、启等各类政府公文都是骈体，即使在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後，骈体依旧统治着应用公文这块领地。古代要知制诰的宰辅必须擅长骈文，写得一手好骈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基本的能力要求。在唐代张说、苏頲有“燕许大手笔”的美誉，所谓“大手笔”是就他们所写的那些骈体公文而言的。之所以用“大手笔”来形容，不仅因为这些公文的文字典雅庄重，更因为它们承载着国家大事，与一般的抒情诗文相比要重大得多。正因为这类文字关係重大，宋代的司马光还由于不擅长四六文，不敢知制诰。骈文与一般散文相比，特别注重词藻和用典，因而就特别依赖书本子，分门别类荟萃词藻典故的类书很自然地就成为组织骈文的理想伴侣。这裏举一个谈到类书时常引用到的掌故。《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
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後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
《兔园策》又名《兔园策府》，是唐高宗之子蒋王李恽命杜嗣先编撰的一部骈赋体类书（关于这部书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书附录二中《兔园策府》的提要。）。这部类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很著名。《旧五代史》的整理者就此书有一段按语：
《欧阳史》云：《兔园策》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
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在唐宋之际，这本小书的普及程度。当时“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旧五代史·冯道传》。）已经是宰相级重臣的冯道为何还要随身携带“家藏一本”的俗书呢？冯道出身贫寒，刻苦好学，擅长写文章，最初在幕府做“掌书记”，然後升到朝廷做知制诰的“翰林学士”，最後做到宰相一级的官员。小时候家道艰难得书不易的冯道大概对《兔园策府》这类习见的很实用的小册子用功特深，获益良多，因而对它们特别有感情，发迹做到公卿後还时常带在身边，遇事翻检，並不羞于在他人面前曝光自己的作文法宝祇是一本“田夫牧子”都能讽诵的《兔园策》，即使因此被轻薄的後辈小生讥笑学养不深，他也坦然以对。史书上说冯道的文章“典丽”、“义含古道”、“非流俗之体”，被很多人传抄（《旧五代史·冯道传》。）。冯道可以说是因庸俗小类书而成功的卓越代表。
不仅馆阁裏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需要类书帮助“知制诰”，地方上的一些下级官吏案牍劳勤时也需要它们。上边讲到的随身携带《兔园策》的冯道就是从幕府书记官起家。一生飘零幕府、靠漂亮的四六文谋饭碗的李商隐还自编有一本小类书《金钥》，分门类收集前人的四六成语，很明显是为骈文写作所编的工具书（参见查屏球《李商隐〈金钥〉考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
三、类书：举子之书
类书之所以在唐以後的古代社会一直那么繁荣，与科举考试造成的广泛需求关係密切。方师铎先生说：“我国考试制度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兔园策子发展史’也。”（《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係》，286页。）无论怎样誇张类书与科举的血脈相连都不过分。翻开《四库全书总目》，除了《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这些四库馆臣所谓的“唐宋古类书”以外，很多这以後的类书都被贬为对付科举考试的俗书。“盖采集事类以备答策”，“盖以备场屋之用”，“大抵当日时文活套”，“不足以言著述”，“无裨于考据”这类歧视性描述到处都是，特别是在那些祇被存目不被《四库全书》收录的类书的提要中。
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还会影响到类书体制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古赋题》提要曰：
盖元仁宗时所刊，……前有自序曰：“宇宙间事物皆可赋，然群书不能遍观而历考也。文场寸晷，未免有汪洋之叹。今于经史子集类纂赋题十卷，各疏本末其下，锓梓以行。……”考宋礼部贡举条例，载出题必具出处。所列如《周以宗强赋》，则注曰：“以周以同姓强固王室韻，依次用，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又大书其後曰：“出《史记》叙《管蔡世家》，曰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云云。故宋人有备对策论经义之书，无备诗赋题之书。至元此制不行，故《钱惟善集》载有乡试以《罗刹江赋》命题，锁院三千人不知出处之事。此书之所以作欤？
因为宋代科举考试中，考试题目都会注明出处，所以“宋人有备对策论经义之书，无备诗赋题之书”。元代考试规则变了，题目不注出处了，一时间靠类书过日子的举子们闹出不少大笑话（“乡试以《罗刹江赋》命题，锁院三千人不知出处”）。于是类书编纂者们立马新编“备诗赋题”之新型类书，让类书体制跟着科举考试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