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事时要掌握好进退的尺度，从而取得主动和利益，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恰当地采取“退”的策略，最终达到想要的结果，也不失为一种低调做人的大智慧。
知进而不知退，善争而不善让，必然会招来灾祸。对于一件事，如果为了达到目的而一味地只强调好的一面，别人就很难相信。这时不如利用人类潜在心理的“别扭心态”，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然而“求胜”心太切，目的性太强往往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只退不进难成气候，一味地猛冲容易碰壁，所以，掌握好进退的尺度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与其处处碰壁，不如迂回通达，适时进退。有时，“退”是一种做人的方法，“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曾在滑州保卫战中采取“联合抗金”的策略，同许多地方的义军共同打退了金兵的南犯，在滑州保卫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战争结束后，老将宗泽为了再次迎战金军，在开封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并且招募了大批兵马，然后准备从扬州回东京。他多次上奏请求回东京，高宗却害怕宗泽的兵力日趋强盛，身为前朝重臣的他一旦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便很难保住。因此，他派郭仲苟出任东京副留守，实则为监视宗泽。老将军满腔报国热情，没想到会被高宗猜忌，心中难免愤愤不平，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口怨气无处发泄。刚直不阿的老将每天吃不下睡不安，不久，便病倒在床，后因背上毒疮发作身亡。
高宗丝毫没有因为失去一员大将而遗憾，宗泽一死，他继而派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不久，便将宗泽采取的一切抗敌措施废除，他不但拆除宗泽主持修建的防御工事，还刻意打击义军将领。就这样，老将宗泽费尽心血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在一月之间就被拆毁得无影无踪。
在东京一切抗金力量土崩瓦解之时，金国再次南犯，其统军大将粘罕，英勇无比，率金兵连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宋军节节败退，粘罕率金军主力攻打到扬州，高宗赵构仓惶而逃，辗转多处，最终落足杭州。
昏庸的高宗皇帝，不但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清醒，反而更加宠信腐败无能的王渊、康履等人。而护送他到杭州的苗傅、刘正彦等人要求收复河北，他却不加理睬。
于是，苗傅、刘正彦等人一气之下，带领手下将士，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趁机杀死了无能的王渊，而后，带兵直闯宫中，杀了百余名宦官，见高宗说：“陛下赏罚不明，战士们为国流血流汗，不见奖赏，而宦官逆臣不见为国做事，却得以厚赏；宦官王渊遇敌不战，抢先逃走，其同党内侍康履，更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样的人居然得到重用，如何服众将士？现我二人已将王渊斩首，唯有康履仍在陛下身边，为谢三军，请陛下将其立斩。”
高宗见形势不妙，只得斩康履而求自保。哪知苗傅等人并不罢休，对高宗说：“陛下，徽、钦两位皇帝尚在，您便登坐皇位，二位皇帝如果回朝您将如何？”
高宗当然无言答对，只得许苗傅、刘正彦二人高官厚爵，但两人坚持请太后听政，高宗禅位皇太子。
这时，宰相朱胜非出来劝阻，结果仍然没有变化，高宗很难作出决断，但害怕苗、刘二人带人杀入宫中，到时更无回天之力，于是痛下决断，先解燃眉之急，高宗对朱胜非说：“我应当退避，不过须有太后手诏，方可禅位。”宰相朱胜非因此将计就计，对高宗说：“我曾听苗、傅的一心腹说过，他二人虽有赤胆忠心，但书读的不多且生来固执，此时一定无法劝说，所以，陛下暂且禅位，日后再寻找机会铲除二人，方为上策。”
这样，高宗便借太后手诏，禅位皇子，让太后垂帘听政。此后，国家大事都由宰相朱胜非处理。朱胜非怕引起苗、刘两人怀疑，于是，每日都让他二人上殿议事。苗、傅发现高宗仍然在暗中处决国事，便与刘正彦共同提出让高宗迁出宫中。
高宗气愤至极道：“他们也太过分了，居然敢来干涉我的起居”朱胜非则加以劝阻：“暂时去显宁寺居住也好，这样就不会再遭怀疑，对以后复辟成功来说是件好事。”高宗此时也很无奈，只有听从朱胜非的建议了。
高宗出宫不久，平江留守张浚等便联络众将发兵讨逆，大举进发杭州，苗、刘两人见大兵压境，没有太多作战经验的他们慌了手脚，于是和宰相朱胜非商议对策，朱胜非说：“此时兵临城下，要打，没有足够的兵力，我认为迅速改正，方为上策！”二人虽然最不愿走这条路，害怕高宗复位，二人性命不保，可是再三思考，仍然毫无办法，只有听从朱胜非的建议，请高宗复位。果不其然，不久苗、刘二人被杀。
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朱胜非劝高宗采取暂时的退却，禅位于太子，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为以后的复辟做了铺路石，在时机成熟时，又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不难看出，这种退却的把握是相当有度的，虽然失去了暂时的身份地位，却为赢得最终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过分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相反，如果采取一种“退”的策略，也许就是向胜利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