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向梁启超宣战，争夺文化霸权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注：即梁启超］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这封胡适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写给陈独秀的信，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夺战的自白书。胡适在此处所指的“敌人”是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弟子。无怪乎胡适会说自己“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梁启超要“大驳白话诗的文章”，是1920年10月中写的。他还宣称要接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根据梁启超1920年10月18日写给胡适的信：“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间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胡适说：“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信然。1920年12月2日，梁启超在清华开讲《国学小史》，连续讲了五十余次。后来他取出墨子的部分，以《墨子学案》为题出版。梁启超所针锋相对的，就是胡适1918年3月开始在北京“学术讲演会”里所作的《墨翟哲学》系列演讲，并于同年8月由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出版，题名为《墨家哲学》。
表面看来，胡适仿佛犯了“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的疑惧症（phobia）。其实，其所反映的是他强烈的自卫心、斗志以及争取文化霸权的野心。胡适留美归国以后，很喜欢用“对垒”、“战争”等触目惊心的比喻，在书信中跟美国的朋友描写他在中国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比如说，胡适担任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的时候，他的好友洛克纳（Louis Lochner）是全美“世界学生联合会”的秘书。胡适回国以后，洛克纳有鉴于美国新闻界对劳工运动报道不实，而集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编辑，组织了一个专门报道劳工运动新闻的组织。他在1920年4月20日回复胡适的一封信里说：
你在信里提到你在中国所打的仗，我非常有兴趣。看来你跟我一样，也是执笔奋战着。我们能不能从你那儿得到一些中国的消息？？我衷心希望你能至少给我们每周写一个周讯，报道革命运动以及劳工阶级的消息。
到了1923年，新文化运动已经成功了。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里，眉飞色舞地用“战争”来形容他的斩获：
至于我作为成员之一的中国文学革命，我很欣慰地说，已经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注：这是韦莲司的打字版。应该是 routed（击溃），但打成roused（激起）。如果这不是韦莲司打错的，那大概是胡适一生中少见的拼错字的一次。］五年不到，我们这个仗就大获全胜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跟他的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包括丁文江在内，都爱以中国的赫胥黎自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文化界是科学与宗教对峙的图像，早就被新的研究推翻了。然而，赫胥黎毕生刻意经营而且深受其利的，正是他挥舞着科学的旗帜与宗教作生死斗的图像。而这也是胡适跟丁文江心目中的赫胥黎的图像。胡适1922年初读《达尔文传》及《赫胥黎传》的时候，在日记里说：“我爱赫胥黎的为人，他是达尔文的护法神。”胡适在此处给赫胥黎的封号还是温和的。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论战史上，赫胥黎的化名是会让论敌寒毛直竖的“达尔文的拳师狗”（Darwin’s Bulldog）。我们可以想象当胡适跟文言文的卫道者对垒，特别是当他和丁文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跟被他们讥诋为“玄学鬼”的张君劢论辩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自己，就是那正气凛然、意气风发的中国的赫胥黎。
在“战争”、“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这类用词背后所隐藏的事实，就是文化霸权的争夺战。就像赫胥黎跟作为传统英国文化与社会领袖的教会，和牧师争文化领导权一样，胡适留美归国以后的五六年间，是他在中国文化界为自己争取领导权的冲锋陷阵时刻。白话文学革命是他的第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结果，连胡适自己都意想不到，那反对的传统阵营居然就像一座被虫蚁蛀蚀镂空的华厦一样，三两下就被摧枯拉朽地推倒了。
事实上，胡适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传统阵营，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西方世界保守思潮汇流的传统，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本章启始所征引的话就是最好的写照：“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罗素与倭铿都是梁启超领导主持的讲学社邀请访华的学者。倭铿（Rudolf Eucken, 1846-1926），又译欧依铿，是德国唯心派哲学家。由于他年纪已大，没有成行，讲学社在1922年邀请了德国另一位唯心论哲学家杜里舒（Han Driesch）。讲学社邀请唯心论的哲学家访华，胡适显然认为这是有意跟他打对台，所以才会撂下狠话--“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罗素1921年7月初结束他在中国的访问时发表了临别赠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赠言，是主张中国模仿苏联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临别赠言激怒了胡适。他特别写了一首诗《一个哲学家》来回敬罗素。诗中最后一句说：“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
胡适说：“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这句话说得仿佛他们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其实，这只是前哨战而已。胡适与梁启超阵营正式对垒上阵是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顾名思义，论战的目的当然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的时候，胡适已经取得了“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地位及其诠释权。因此，这个论战对他的意义，是一场代言地位与诠释权的保卫战。为此，他必须防止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保守思潮汇流。用他跟丁文江在论战里赐给论敌的尖刻的封号来说，就是要防止中国的“玄学鬼”利用西方的“玄学”来借尸还魂。从这个意义来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胡适在文化霸权争夺战上的另一个里程碑。由于当时文化界普遍认为科学派获胜，胡适的文化霸业等于是更上了一层楼。
胡适在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的文化霸权争夺战，大家已经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他1923年1月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的读者票选为“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之一。这份英文周刊的读者主要是当时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表面上看来，票选的结果并不会影响胡适在中国的文化霸业。然而，聪明如胡适，他深知这个活动不可等闲视之。在今天的中国，洋人的加持与认可的镀金效果，何止是几何级数！以胡适当时如日中天的名望来说，他完全不需洋人的加持。但是，胡适了解，如果能入选为上海最具权威的英文周刊所选出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那会助长他在西方世界的声名。因此，在票选活动开始四周以后，胡适很有技巧地在他编辑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偏颇。他批判那是外国人在票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不代表中国多数人的意见。他拟出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最有意味的是，他把“学者”列为第一组--自己的名字当然不与列--暗讽这是上海滩的外国人所懵懂的。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发生了暗示、催票的作用，他顺利地当选为“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的第十二名。
然而，即使在胡适文化霸业的巅峰，阴霾的征兆也已开始出现。胡适要学生专心求学，先让自己成器，然后再谈救国的主张。这不但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背道而驰，而且跟理论性、战斗性都强的马克思主义相抵触。《新青年》的分裂，以及胡适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就是这个阴霾征兆的先声。由于处在文化霸权的巅峰，胡适没觉察到他的文化领导权已经开始遭受挑战。在他的名望日正当中的1920年代，这些挑战，胡适都可以斥之为肤浅、幼稚甚或置之不理，却丝毫不会影响其声望。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以及知识阶级的激进化，胡适的文化霸权终究会在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的挑战下而趋向式微。
2.用入学试题宣扬新文化
杜威在1921年11月1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
中国文化现况有一个最有意味的事实：不只是反动阶级，连保守阶级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代言人。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铿锵有力的影响都是开明派的（liberal）。由于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除了外交部以外，都是反动派与军阀控制的，这个事实就更有意味了。像这样子在政治上有控制力，在思想道德上却萎靡无力、几乎跟不存在一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找得到第二个例子。即使是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流的楷模一个也没有。儒家的影响当然还是很强。然而，这只是习惯使然，而不是由于思想上的影响力。我在先前的文章里提到“文学革命”，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告诉我，他们原先预期至少在十年之内，他们会是众矢之的。没想到这个运动却像野火一样风起云涌，所有年轻一代的知识阶级都投入了他们的阵营。
当时，杜威夫妇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中国两年的访问，回到纽约了。毫无疑问，杜威对中国文化界的观察是透过胡适等新文化领袖的诠释。因此，杜威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等于是反映了胡适等人的观点；不但如此，那等于反映了处于新文化运动暴风眼里--北京--的胡适等人的观点。然而，杜威这段话有他的洞见，因为他一语道破了一个事实--表面上看来，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学，仿佛是以卵击石。究其实际，那看似铜墙铁壁的传统居然只是一个幻象。胡适认定必须经过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战胜的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居然像摧枯拉朽一样，一出师就大捷了。
杜威身处新文化运动暴风眼，等于是坐在第一排看戏，再清楚也不过了。杜威亲睹了气势干云的五四运动以及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那经验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以北京来说，五四运动爆发以前，新文化运动就已如火如荼了。当时在清华读书的林语堂1918年4月9日给胡适写了一封英文信，向他道贺。他说：
我要为这个［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向其领袖道贺。这个运动真的是一日千里。在清华，它掀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我们图书馆里的《新青年》由于大量读者的翻阅，几乎都要翻碎了。一卷三号［注：可能笔误，《新青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胡适还没投稿］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在北京会如火如荼，传统阵营之所以会摧枯拉朽似地被推倒，原因无他，就是胡适等新派人物所掌握的资源及其所据有的战略地位，根本就不是传统阵营所能望其项背的。杜威说得好：“不只是反动阶级，连保守阶级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代言人。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铿锵有力的影响都是开明派的。”不但在思想舆论界是如此，北大亦是如此。胡适在北大据有绝对优势的战略地位，最好的明证，就是北大的入学考试的命题权。五四运动前后，胡适一直是本科、预科英文试题的命题与阅卷委员会主任。我们可以说，连入学考试的命题，都是胡适推展新文化运动的一环。试想：如果入学试题考的是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新思想，那一心想进北大的考生还能不勤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吗？根据1918年6月1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胡适是该年7月举行的入学考试的“文[科]本科及文理法预科英文科”命题及阅卷委员会的主任。文科本科的英文题目不算特别，然而，他所出的文理法预科英文题里的英翻中是：
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 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 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 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 Ea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his own health whether bodily, or mental and spiritual.（那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就是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的自由，只要我们这样作不剥夺别人的自由、也不妨碍别人追求的努力。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健康--身体或者心灵--的守护者。）
这段话取自穆勒《论自由》的《导论》。
北大1919学年度入学考试，胡适又出任预科英文试题的命题委员。这次命题，无论英翻中还是中翻英，都彻彻底底地是在宣扬他的政治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