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譬如“三纲五伦”的话，古人认为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的社会很有点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语了。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其实这有什么可惜？衣服破了，该换新的；这枝粉笔写完了，该换一枝；这个道理不适用了，该换一个。这是平常的道理，有什么可惜？
真理所以成为公认的真理，正因为他替我们摆过渡，做过媒。摆渡的船破了，再造一个。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这个媒婆不行，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这便是实验主义的真理论。
无怪乎胡适喜欢“实验主义”！原来真理就像穿衣服一样，“衣服破了，该换新的”。何止如此！连“三纲五伦”、传统文化，都可以像“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一样便当。如此说来，要改造中国文化岂不简单？“衣服破了，该换新的”，“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中国文化不中用了，“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我们大可“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把现代西方文化请进来。
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实验主义的真理论！如果文明里的成分可以因为“不中用了”，就“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那我们还需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吗？这种态度不就是胡适后来所批判的“目的热”、“方法盲”的毛病吗？胡适后来谆谆告诫大家，一定要采取“历史的态度”，必须了解学说有其发生的背景，西来的药方不能在还没研究以前，就胡乱地开给中国的病症用。胡适真正懂得实验主义以后，会一再地告诫我们，进步不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所能造成的，而是由研究具体的“问题”、找出对症的药方而达成的。这是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苦口婆心教导大家的理论。然而，在初诠实验主义的时候，胡适仿佛还站在他后来所批判的“主义”的阵营里。从这个意义来说，胡适一直要到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才真正跨进了实验主义的门槛。
3.杜威“实验主义”：芝麻开门
林毓生多年来批判胡适，最喜欢说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是早期的杜威，说他对晚期的杜威懵懂。殊不知胡适1915年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杜威已快满五十六岁了。由于杜威长寿，活到九十三岁（1859-1952），而且活到老写到老，他一生的作品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如果我们以美国“杜威中心”所编撰的三十七册《杜威全集》的分期法为准，杜威的早期是1882年到1898年；中期是1899年到1924年；晚期是1925年到1953年（包括他过世后出版的文章）。杜威晚年说自己的思想里有“永远的黑格尔的沉淀”（permanent Hegelian deposit）。如果成熟的杜威的思想里还有“永远的黑格尔的沉淀”，则早期的杜威可以说是“洋溢着新黑格尔的思想”了。由此可知，所谓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是早期的杜威云云，其实是不知所云。杜威早期的作品，胡适大概完全没读过。胡适受到杜威影响最深的，是他中期的作品，这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林毓生说胡适懵懂于晚期的杜威，那也是对胡适不求甚解的结果。胡适懂不懂晚期的杜威？更确切的问法是：他接受不接受晚期的杜威的思想？这有待本传下部的分析。林毓生有所不知，杜威晚期重要的作品，不管是政治思想，还是逻辑，胡适就读过好几本。他要么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要么是在他个人的藏书里画了线、作了记号。例如，杜威1925年出版的《经验与自然界》（Experience and Nature）、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35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举措》（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以及1938年出版的《逻辑：研究方法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如果胡适对中期的杜威了解最深，讽刺的是，那不是拜他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之赐，而是靠他留学归国发愤勤读杜威的著作以后的所得。胡适1919年春天在“学术讲演会”演讲《实验主义》的时候，还没跨入实验主义的门槛。然而，从3月9日开讲到该年7月1日完成改订稿的四个月之间，胡适对杜威思想的了解有一个根本的突破。这个突破，我们比对《实验主义》的初稿和改订稿，就可以看出其端倪。
1919年是胡适对杜威的思想开窍的一年。这首先是因为用功，但更重要的是，他抓到了要点。可惜现存于“胡适档案”里的《实验主义》是一份残稿，只剩下开头“古代的实验主义”。因此，我们无法把残稿和改订稿拿来相比较，看他从3月开讲《实验主义》到7月改订之间，他对实验主义的了解有多大的变化。这四个月是个相当重要的关键期。然而，“胡适档案”里所残存的其他资料，已足以让我们寻出胡适吸收消化杜威思想的轨迹。
由于要准备演讲“实验主义”，胡适开始向两家书店订购参考用书。第一家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胡适在1918年9月把《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送印。一个月以后，他一口气就跟丸善书店订购了十七本哲学书。丸善书店在11月5日寄出了十本。然而，有七本书缺货，但已遵照胡适的要求向出版社订书。这暂缺的七本书里，胡适最需要的，包括杜威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与席勒的《人文主义》。胡适一直要到1919年3月才拿到杜威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这就是他在该书扉页上所写的日期。第二家书店是上海的伊文思图书公司（Edward Evans & Sons）。伊文思图书公司在3月11日和18日分别寄了两批书（一共九本）给胡适。其中一本是杜威的《德国哲学与政治》（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另一本是詹姆士的哲学论集，还有一本是讨论詹姆士哲学的书。
胡适在《实验主义》里讲述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思想的时候，虽然译笔粗糙生涩，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讨论了詹姆士的“真理论”和“本体论”。等到讲述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就一股脑地把这些哲学问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在《璞玉成璧》里说：胡适在美国唯心主义的重镇康奈尔大学念了五年的书，把他从唯心主义的梦魇里解放出来的人无他，就是杜威。有意味的是，从此之后，胡适不但是从唯心论里解放出来，他甚至对哲学也完全失去了兴趣。所有哲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认识论、本体论、逻辑等--他认为完全可以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胡适终于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开了窍，那让他得以用来“芝麻开门”跨过实验主义门槛的，其实只是杜威在两篇文章里几句关键的话。这是胡适聪明过人之处，他可以在别人的著作里抓住一些关键话，然后不着痕迹地把它们挪用为像是自己首创的新颖观点。这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收在他从丸善书店买到的以此篇为名的书里。这把胡适跨进杜威实验主义门槛的一把锁钥，我会在下一节分析。第二把锁钥是《哲学亟需复苏》（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收在《创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一书里。这是胡适1917年2月在纽约买的。
先说这第二把锁钥。杜威在《哲学亟需复苏》说了一句话，我们几乎可以想象那一句话如何使胡适如释重负，让他得以向他后来称之为“乌烟瘴气”的唯心论宣告独立。胡适讲述“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开门见山就说：
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Hume）和康德（Kant）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价值。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
胡适的胆子之所以大，就在于他知道没有人会去读杜威的原书。他的假设是对的，因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确实是没有人去核对杜威的原文。杜威从来就没有说过：“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Hume）和康德（Kant）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价值。”胡适接下去所说的话还比较正确：“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胡适所谓的“以不了了之”，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从前那些问题可能并没有解决，但它们已经不急着要被解决。”
这两段话是从杜威《哲学亟需复苏》里摘述出来，是追溯胡适一生哲学思想的关键。所有欧洲近世哲学所讨论的根本问题都可“以不了了之”，这是胡适对杜威的误解。或者，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说这是胡适挪用杜威、“误引”杜威的话来浇自己的块垒。这是胡适对唯心论的反动，就像留学时期差一点变成基督徒以后，对基督教的反动一样，他除了要帮自己一扫唯心论的阴霾以外，还要让所有中国人都免于堕入唯心论的玄学无底洞。
正因为胡适是引杜威的话来浇自己的块垒，他在分析杜威的时候，就完全不讨论杜威的哲学思想。杜威虽然批判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形上学，但他不是没有他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形上学理论。事实上，就像胡适说的，杜威“受了近世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最大”。同时，杜威强调近世的科学方法，革命性地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研究方法。胡适说杜威批评传统哲学“根本大错误就是不曾懂得‘经验’（experience）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对于杜威“经验”的理论、“经验”的逻辑，胡适一点兴趣都没有。北大图书馆藏有一本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是胡适1916年7月在纽约买的。这是杜威建立“经验”逻辑的一部重要著作。胡适读得极为仔细，画满了线、作了不少眉批。结果，反正“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于是胡适就把所有传统哲学的问题一笔勾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