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没有了区别，那么在鼎立局面下的竞争，就只能依靠纯粹的国力比拼，而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和孙权没有活得更长一些，是蜀汉与孙吴的损失，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统治者类型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完全可以作为打击曹魏壮大的一种利器。随着他们的去世，无形的政治资源丧失了，政治上的综合力量此消彼长，使他们的国家最终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
而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懿，则是一个新兴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者，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介于个人魅力型和传统型统治者之间，刘备和孙权失去的，在司马氏父子那里获得了，这样一来，又岂能不分胜负？
与刘备相似，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一生忙于创业但没有时间进行守成的君主，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北周世宗皇帝柴荣。
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和养子，跟随郭威东征西讨，基本结束了北方的割据局面。而且，柴荣在位期间，对后周政权内部进行了整顿改革，从吏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入手，打造了一个坚固的统治基础。
柴荣的志向十分远大，他想要在国力强盛之后再统一天下，并且夺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进而扫平契丹。可是，他的志向还没有实现，就因为突然染病死在了军中。柴荣的一生都耗费在了国家的创业阶段，但是他却没有完成从创业向守成的转变，才让政权内部的危机在他身后爆发出来。
他去世之后，年幼的儿子柴宗训即位，这位小皇帝年纪太小，根本无法自己处理国事，于是当时统领禁军的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这个最高权力没有顺利转移的空当，发动了“陈桥兵变”，由手下拥戴着他黄袍加身，自己做了皇帝，把柴宗训赶下了龙椅。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和曹丕的情况相近的乱世皇帝，他就是北齐的孝昭帝高演。
高演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弟弟，高洋的继承者废帝高殷的叔父。他在高洋去世之后，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求政治支持，同时在内宫争取到了母亲太皇太后娄氏的帮助，废掉了高殷，自己称帝。
他做皇帝的时候，正是南北朝后期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公元561到公元565年。当时，西部的北周因为推行了改革，迅速崛起，南方的梁朝和陈朝改朝换代，国力正是衰落时期，这对北齐来说，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他应该先攻灭南方的陈，然后与西部的北周对峙，才能保证有最后问鼎中原的机会。
可是，高演的治国才能并不突出，他除了对高洋时期的政治进行改弦更张之外，没有过多的举动，反而只关心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却没能消除这一隐患，以至于他去世后，他的弟弟高湛夺取了政权，自立为帝。当然，高演的在位时间也非常短，和刘备差不多。
在高演执政期间，由于政策不力，为敌国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部的陈朝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的宝贵时间，西部的北周也更加壮大，只有北齐的力量不断在滑落。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佞佛君主梁武帝萧衍，和孙权属于一个类型，都是以个人魅力进行统治。
梁武帝早年间只不过是南齐政权的一个文人而已，和当时其他著名的文人一起聚集在南齐的高层周围，被称为“竟陵八友”之一。在南齐内部发生了皇位纷争时，萧衍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发动政变，推翻了南齐的统治，建立了萧梁政权。
萧梁政权历史上，萧衍一个人独占了四十八年的统治时间，他依靠自己的政治手腕和个人魅力，把江南地区的统治秩序建立得井井有条，被南北朝后期处在不同的割据政权下的人士称为“神州正朔”之所在。可是他的生活也颇为荒唐，几次都舍身出家，每次都是由大臣们出钱把他从佛门中赎回。
在他的统治晚期，疏忽了朝政，导致了“侯景之乱”的发生，他自己也因为侯景作乱而被围困在建业城台，绝食而死。临死之前，梁武帝说了一句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确实，这国家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也是他一手毁掉的。
国运背后的“政治初夜权”
看上去，我们是在为三国时代魏、蜀、吴的国运长短找原因，而在求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开国君主个人寿命与执政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走势，并间接影响了这几个政权的不同命运。
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难道开国君主对一个王朝的影响就如此深远？或者说，一个政权也好，一个组织也罢，开创者的风格、经历对这个政权、组织的影响为何会如此之大？
电视剧《亮剑》里有一句话：一支军队的灵魂是由第一任军事长官的性格来决定的，并由第一任军事长官来注入这种军魂。看上去，这和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是何其相似！时隔千年，这样的情况依然在发挥作用，或者说在人们的意识中发挥着作用。
其实，这正是所谓的“政治初夜权”问题。所谓的“政治初夜权”，即一个政权的发展空间大小，它直接与其开创者的执政风格、施政主张与具体政策相关，开创者如果励精图治，那么政权就会朝气蓬勃，开创者如果庸庸碌碌，那么政权也会委靡不振。
看起来，一个政权的命运似乎和开创者牢固地绑定在一起，颇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架势。一旦某个政权被某个人开创了，政权的命运就可以套用很多俗套的小说与影视剧里的一句话：“人家是你的人了。”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制于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定下的抱残守缺的基本国策。今天来看，王安石制定的新法政策，虽然有执行上的问题，有指向上的偏差，有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混淆，但之所以会几兴几废，就因为这个政权的政治文化已经变成了孱弱的、消极的、无生命力和畏惧失败的，因此才会出现谋划上、执行上、评估上的重重问题。
假如北宋的开创者是汉武帝、唐太宗……
历史事实无法假设，但对历史的思考需要假设。确实，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因为享有“政治初夜权”，所以对王朝的命运影响巨大；但是，他们最初可能并未想过自己的政权会维持多久、想维持多久的问题，因此他们行使这“政治初夜权”的时候，往往带有盲动性。
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作用。君主政治下，如果不是君主去世，或者发生了最高层的政变，再或者王朝被推翻，是不能更换最高统治者的，而国家的重要政策，也是由君主本人制定颁布的，所以，君主在位多久，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贯彻多久。如果君主的能力适合统治国家，适合国家的发展，那还说得过去，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己的贪欲和私心，都有自己统治策略上的误区，因而，历史上才会出现由于君主个人寿命与执政时间的长短，所引发的国运兴衰变化莫测的情况。
囚徒命运与“皇帝新装”
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中，讲了一个十分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故事：爱美的皇帝被骗子耍弄，一丝不挂地上街巡游，还以为自己穿着华丽的新装。所有人都被骗子制造出的“愚蠢的人是看不到这件衣服”的命题控制，都不肯承认自己看不到那件衣服，也不肯相信皇帝是一丝不挂的，只有一个天真的孩子大声说出了真相，引发了一场骚动。
但是安徒生没有讲，此事后来会怎样被记载到史书之中。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史书保持缄默，或是干脆不提有这样一场闹剧，或是认为皇帝就是穿着衣服上街巡游的，不会讲出皇帝与众人被骗的真相，更不会记录那个小孩子的话。于是，后代人就会认为皇帝是完美无缺、英明神武的，根据史书得出的印象就是如此，谁都不会想到，被史书描写得十分高大的皇帝，会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上午，在整齐的仪仗簇拥下当街裸奔。
自然还是有例外的。如果那个小孩子以后成了名，也许会在他的回忆录（或是别人为他写的传记）里提及那天上午的经历，两相对比，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历史的真相。当然，成名之后的儿童，在回忆中会加入一些美化自己的内容，比如自己从孩提时代起就如此睿智、勇于和愚昧作斗争等等，我们只要仔细甄别，这些美化成分还是不影响真相的。
儿童成名的几率并不是很大，所以，对于此类有趣的事情，我们要尤其珍惜。
政治犯李靖
政坛与战场上，不大相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两个地方，讲求的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因此，一向对政治比较迟钝的南唐后主李煜也会感慨“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历史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一般规律经常在具体的人和事上失效。同时，这些具体的人和事，就如同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向我们暗示着其在水面之下的部分无穷信息。
唐初的一位名将，体会过阶下之囚的耻辱，但街头巷尾流传的故事里，他的形象总是和一个袅娜娇俏的女子、一位满面虬髯的豪客分不开。
他，就是唐代杰出的军事天才李靖。
公元617年下半年，从太原一路走来的李渊军队，兵临长安城下。在李渊西进的途中，隋朝官员、各地土豪、盗贼、百姓都群起响应、竞相归附。李渊正是通过这场西进，扩大了地盘，控制了隋朝的政治中心，更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了财富和兵力。
可以说，西进虽然是军事行动，但令李渊获益最多的，则是途中的收编工作。无论是隋朝官军还是地方盗匪，只要同意归附李氏，就可进行收编，如果不从，则要剿灭。通过收编，李家的军队数量增加了，还在剿匪时锻炼了队伍，增强了斗志，培养了一批核心军事人才。
这一年的十一月，李渊占领了长安。在夺取长安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于险恶的硬仗，但进入长安之后，李渊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对长安的重视。
即使隋炀帝已经兴建了更为豪华的东都洛阳、又在江都流连忘返，但对李渊来说，长安才是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政治根据地，有了长安，就如同有了一面号令天下的旗帜。
李渊入城之后，拥立了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同时自称大丞相，总揽大权，把持了长安傀儡政权的朝政。而后，他一边安插自己的亲信在中央机构与大丞相府中，协助自己处理政务，一边邀请隋朝的官员加入自己的阵营，扩大统治基础。
当然，在政权建设的同时，李渊偶尔也是要表现出威严的一面。在有条不紊地“治国”之余，他还亲自审理了一桩案件：泄露晋阳起兵机密案，犯罪嫌疑人是隋朝马邑郡丞李靖李药师。
李靖究竟是如何被逮捕，如何被押送到李渊面前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他当时有没有抵抗，有没有被殴打，也不得而知。
《旧唐书》对逮捕、押送李靖的过程，记载十分简短，只有短短的十个字：“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
李渊为什么要杀李靖？因为李靖在李渊尚未起事之前，企图向隋炀帝告密，而且他为了保险起见，还打算亲自赶赴江都，向流连江南的暴君亲自汇报。
李靖告密案里面，包含着若干的内情，必须要一一道来。
难以确知的隐情
首先，李靖为什么要告密？
第一种可能，是为了效忠。他的父亲是隋朝的赵郡郡守，他的舅舅则是大名鼎鼎的韩擒虎。父亲和舅舅都是隋朝官员（舅舅还是高级军事将领），李靖可以说是成长在隋朝的阳光之下，有忠君之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忠心，所以他发现李渊谋反的证据，就要马上向隋炀帝汇报。
但是，李靖对隋朝的忠诚度有多高，也是一个问题。他会不会忠心到冒着被即将造反的顶头上司灭口的危险而向隋炀帝汇报？当时，李渊的身份是太原留守，而且拥有对附近兵马的调动指挥权，李靖的身份则是郡丞，和李渊相比，就如蚍蜉与大树，强弱对比不言而喻。如果李靖真的忠心到将生死置之度外，又怎么会在李渊的屠刀之下苟且偷生？因此，效忠之说似乎存在漏洞。
第二种可能，就是李靖打算邀功请赏。这是一种比较世俗的看法，不过李靖身处官场，多多少少也要受到官场中人行事为人作风的影响，邀功也未必不是李靖的真实意图。揭发一个意图谋反的野心家——这个野心家还是当今皇帝杨广的表兄弟，可以称得上是为君分忧，想主上之所想，急主上之所急，这样的大功，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