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李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这时，唐太宗才认识到，他必须面对现实。他不无痛楚地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李泰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李治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
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
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确实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但是，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把握。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态度坚决，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心中仍存疑虑。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才能最后定夺。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说：“我三个儿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齐王李祐）、一个弟弟（汉王李元昌），竟做出这种事来，使我心灰意冷。”说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
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太宗于是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李治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李治于是急忙下拜。
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长孙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对他们说：“承乾悖逆，李泰凶险，都不可当太子。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不知谁适合？你们只管明言。”大家齐声欢呼说：“晋王仁孝，当为嗣！”李世民大为欢喜。
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入宫，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遂将他软禁在北苑。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月，李泰被革除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之职，降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李泰降为东莱郡王后又恢复亲王地位的原因，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地方志里却有详细的描述，这段故事正突出了李泰失势之后依然虚情假意而图谋东山再起的隐情。
当时，东莱属于欠发达地区，李泰被贬为东莱郡王后，曾短暂居住于此。皇子来此居住是地方的荣耀，《莱州府志》、《掖县全志》及邑地不少史书都予以记载。
“王”是仅次于皇帝的“封号”，而“王”字前面加上一个“郡”字却成了连降几级的封号。“东莱郡王”不过是与“东莱刺史”同级，仅比“东莱刺史”多些“尊贵”罢了。若论实权，在东莱一地，还不如刺史，只不过是拿着高俸禄在这个地方闲住罢了。
李泰在贞观十七年四月被贬为东莱郡王，离开京城之后，日夜悲泣，坚决不到东莱，绝食想自杀。朝中有位名叫萧德言的秘书少监（四品职）已致仕，与李泰曾有师徒之谊，劝说李泰不要悲伤，并说有办法能让李泰很快恢复王位，并不顾八十多岁高龄，陪同李泰去东莱。
萧德言，唐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字文行，博览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贞观时，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李泰撰写《括地志》一书时曾尊他为师。如今他说有办法使李泰恢复王位，并愿亲自陪李泰到东莱，李泰自然高兴。于是二人带了一应物品来到东莱。
东莱刺史李道裕见皇子来了，忙请他到驿馆居住，并说立即建造郡王府。萧德言不让他建府第也不许他张扬李泰到来之事，悄悄地住了下来。
萧德言每天领李泰上山，看北魏时刺史郑道昭写的字，因他以前到过东莱，对东莱山上的石刻很熟悉。萧德言还请人把郑道昭的字制成拓片，挂在李泰住处，让他日夜临摹。李泰很有书法功底，原本写就一手好字，如今有萧德言指导，他努力研习“魏碑”，不到两个月，字就写得非常好了。
一进六月，李泰和萧德言就告别李道裕回京城，对他俩急匆匆回去的原因，李道裕也不清楚，担心自己有什么怠慢之处，于是急忙上疏给皇上，说李泰在东莱如何感恩皇上，如何体恤百姓……为李泰讲了很多好话。这年六月已卯日，是长孙皇后七周年忌日（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李泰在长孙皇后病逝的立政殿设灵致祭，殿门外悬挂用魏碑体书写的挽联，殿内灵旁又挂了挽幛，然后伏地致祭。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关系最好，长孙皇后去世后，他心中很悲伤，每年忌日都要亲自到立政殿祭祀。今年他一来，看到殿门旁的魏碑体挽联，立刻被吸引住。李世民好书法，他想，这样的好字是何人写的？到了殿内又看到挽幛，愈加奇怪。他匆匆进门，才发现李泰身穿孝服，伏在地上悲苦。
长孙皇后去世已七年了，其他皇子早已忘了母亲的忌日，而李泰能从东莱跑回来致祭，这可是大孝之事。看到父亲进来，李泰又爬到他身边，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求父亲原谅。父子之情让李世民流下泪来，逢巧这天又出现日食，日食现象迷信说法是行龙吞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李世民对自己把儿子发配到东莱的事也有了悔意。
跪在一旁的萧德言对皇上说了李泰刻苦学书法的事，李世民才知道儿子能写得这样一手好字，于是对李泰更加喜欢，当场下旨李泰不要再回东莱。李世民很挚诚地谢了萧德言对儿子的教育，并答应了为李泰复位。
按皇家法规，被贬皇子、皇孙恢复原有职位，必须派大臣调查其在贬地的行为。李世民刚想派人去东莱，恰好李道裕的奏章送到了，李世民看了李道裕对儿子的评价，心中非常高兴，让各位宰相看了李道裕的奏章，于是撤去李泰的郡王封号，加封为顺阳王。
李泰的东莱之行，包括他学魏碑体、写挽联、祭灵等事，全是萧德言一手策划的。萧德言知道李世民喜好书法，又喜孝子，当时离长孙皇后忌日只有两个多月，所以才敢说出有办法让李泰很快复位的话。这段故事史称“巧计复王位”。
懦弱的李治能当上皇太子，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相情愿，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全也。”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高宗大帝：无心插柳造就的明君
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唐太宗放弃魏王泰而改立晋王治。但太宗内心对这个性情温和、天赋不高的儿子不甚满意，认为他过于懦弱，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
为此，太宗一度想废掉李治，让三子李恪做继承人。李恪“有文武才”、“英果”，在很多方面颇与太宗相像。但李恪是隋炀帝的女儿杨氏所生，是庶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李世民曾经向长孙无忌透露过改立李恪的意图，不用说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王朝需要稳定，而储君的稳定又是其中的关键。唐太宗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有理。经过几番犹豫不决与反复斟酌之后，太宗痛楚且遗憾地认识到：大局已定。自己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有生之年进行补救，尽快使李治克服弱点，并尽量为他将来执政铺平道路。
唐太宗的行动果断而迅速。正式宣布册立皇太子之后的第四天，东宫僚属便已选定：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大亮为右卫率，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瑁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这是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长孙无忌为勋戚旧友，房玄龄明敏善谋，萧瑀忠耿直率，李世勣诚实信义，李大亮文武全才，于志宁长者风度，马周机辩过人，苏瑁博学多文，高季辅清鉴善识，张行成体局方正，褚遂良直言不讳，刘洎刚强决断，岑文本缜密强干，这些人的长处不仅可以对李治产生影响，而且可以为李治所信赖依靠。
除此之外，这批人中，既有功勋元老，又有时政中坚；既有武官将才，又有经史文士；既在朝中掌握实权，又大多具有辅佐储君的经验。这些人代表了方方面面的势力，既有唐太宗一贯信任的心腹，又有李承乾甚至李泰的旧僚。尤其是后两部分人加入这个集团，对缓和李承乾、李泰势力对李治的敌意，会发挥重要作用。
李世民对这些人寄以厚望，这些人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他们在李治即位之前的几年时间里，稳固太子地位，播扬太子声名，培养太子才干，扩展太子德行，尽心竭力、忠心耿耿。及李治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等人成为朝廷的中心人物，掌握大局，献计献策，使贞观政风得以延续，与李世民的初衷基本合拍。
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他改变了过去只由经师充任太子侍讲，讲授经书内容的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喻”——在日常生活中借题发挥来教育李治。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李治对父皇的谆谆教导总是毕恭毕敬地接受，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太宗晚年根据自已的经验，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宫》、《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明晓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