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天子李世民是唐代少有的明君，也是中国古代难得一见的英主。但是，当他攀上人生与事业的巅峰，也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继承人的道德与素质，以及皇子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个问题也将贞观朝政治推入了进退两难的瓶颈。
痛定思痛的皇子教育
唐太宗作为封建时代明君的典范，文治武功方面都有着非凡的业绩。而且，亲身经历了玄武门政变的残酷历史之后，他意识到要对皇子进行教化，让他们不被权欲所左右，才能保证兄弟和睦，国家稳定。
在教育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即位之初，他就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他开始“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赍帛而礼儒生”，从而使贞观年间的学校教育出现“国学之盛，远古未有”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他也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对诸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目前史学界研究唐太宗的涉及面颇广，但较少论及唐太宗的家庭教育。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唐太宗对诸子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家庭教育的得失。
定名分，用礼仪约束规范诸子
早在贞观七年，太宗吸取以往教训，产生了使诸子“早有安分，绝觊觎之心”，“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的想法。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指出汉晋以来，不预立名分，以至于灭亡的严重后果，建议“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对此，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左右大臣各抒己见。褚遂良提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对此太宗认为“此言是也”，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顾虑“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心常忧虑在此耳”。太宗充分认识到教育规范诸子的重要性，并把此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他命人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诸子的行为，同时还命人征录古来帝王子弟的成败事，命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以求劝诫。太宗还教导诸子“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夫为臣子不得不慎”。太宗所作的这些努力，高瞻远瞩，目的是为了防止诸子争夺皇位而出现的宫廷之争。但是事与愿违，诸子之间的纷争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封建时代立储之争是权力争夺的焦点，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弊端，非唐太宗的教育所能完全改变的。尽管如此，唐太宗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的这些做法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皇室内部诸子为争夺皇位而产生的相互厮杀。
择师教子，不遗余力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教子的重要性，希望诸子能学业有成，具备治国安邦的才能。贞观六年太宗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在充分认识到教子事系国运后，太宗就为年幼的长子承乾选择了德高望重的李纲作为太子少师，让太子亲拜之。然而太子生于深宫之中，染上了凡事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邪气。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贞观五年，李纲病逝后，唐太宗又把教育的重任放在了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他俩尽心尽职，针对承乾的不足，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李百药做《赞道赋》以讽焉。于志宁还多次面折承乾，以至于承乾数次派刺客行刺于他。唐太宗对李、于二人的表现给予嘉奖，史载赐李百药“厩马一匹，彩物三百段”，赐于志宁“帛五百匹，黄金一斤”。
尽管李、于二人倾心尽力，承乾却依然故我。贞观七年太宗又改换杜正伦来教育其子。杜正伦竭尽所能，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虽经努力，承乾仍不思悔改。此时的太宗虽已对承乾的表现不满意，但对他还是抱有希望，又先后任命孔颖达、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太宗对承乾的教育寄予厚望，派如此多的良师对其进行教育，可谓用心良苦，耐心有加，不遗余力。
耳提面命，启发教育
为了培养承乾的办事能力，早在贞观四年五月就“诏皇太子承乾诣宜令听讼诉”。第九子李治被立太子后，“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以便朝朝相见，频加教导。同时注重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谕”的启发教育法，改变了以往太子师傅只讲经义，空洞说教的教育方法。见到李治端起饭碗时，对其指出“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其饭”。见其乘舟时，又对其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寓教于日常生活中，因势利导对太子进行启发教育，灌输为君治国的道理，不无裨益。
总结个人治国经验，撰书教子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已病危，在知来日无多时，他亲撰《帝范》十二篇，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颁赐太子李治，作为他即位后效法的榜样。他郑重指出“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为了维护唐王朝内部的稳定，为了使李唐王朝能够延续昌盛，唐太宗在家庭教育方面费尽了心思。太宗死后，九子李治即位。李治即后来的高宗。高宗虽不如其父英雄伟略，但基本上能够做到守成。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还开创了所谓的“永徽之治”。
在家庭教育上，唐太宗能高瞻远瞩，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他对诸子教育培养可谓尽心尽力，循循善诱，不遗余力。首先，他千挑万选良师，尽量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其次，他的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和实践能力。同时他又注重教学方法，善于从书本中、实际生活中启发教育孩子。他的这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借鉴的。
当然太宗的家庭教育也有其不足之处。史书记载太宗先后对长子承乾，四子李泰私爱有加，造成他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太宗忽视了对犯错的承乾严加管教、当头棒喝，而是对他的行为进行包容，不断变更师傅来对他进行教导。对长于深宫，养尊处优，品行不端的承乾来说，这样做显然收效甚微。长子承乾由于屡教不改，最后被废。四子李泰，太宗对其赏赐有加，造成储君、藩王赏赐失序。李泰及其僚属恃宠逞尊、狂妄傲物，以至于和众臣关系紧张。这样太宗只好舍弃李泰，最后勉强立九子李治为继承人。从上可知，太宗教子宽容有余，严厉不足。这可谓是唐太宗家庭教育的一大失败之处。
有了这样的家庭教育，唐太宗的儿子们又成长得如何呢？
形形色色的皇子
唐太宗在封建帝王中很有作为，却拿自己的儿子们没有办法。他为他们操心劳神、洒泪顿足，甚至下过杀子诏，史家记下这类宫廷逸闻，我们不妨利用它来认识一下封建社会。
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按惯例，立太子以长，余为王，这是李唐“家天下”的基础，可是非嫡长子立为太子的也代不乏人。李世民自己便非长子。因而，皇帝的所有儿子总是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而结果呢，这些王室贵胄绝大多数不成器，下场也很可悲：其中三个被杀，三个自杀，三个早夭。一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这等于被开除出李家户籍——尔后又被流放。
第十三子李福虽得善终，却平庸无能；第九子李治，就是后来的高宗，虽贵为天子，却把大权拱手交给武则天。后来李氏宗族被武氏大加杀戮，不能不说是高宗的昏聩所致。这样一算，李世民这十四个儿子，竟是不肖子居多。
《旧唐书》的作者谈及太宗诸子时，感叹道：“子弟作藩，盘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李世民的继承者，只有这十四个“候选人”，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也就于此可见了。
唐太宗的大儿子生于承乾殿，取名“承乾”，隐含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
承乾秉性聪明，八岁即被封为皇太子。不想成年后喜好声色，漫游无度。但他怕太宗，就大耍两面派，当着太宗，言必忠孝；退朝返宫，便与群小亵狎。他有足疾，怕因此被废，深嫉受太宗喜爱的魏王李泰。第四子李泰也确有野心，心怀夺嫡之计。
于是双方各树朋党，想下毒手。后来，承乾甚至想谋老子的反，被人告密，下狱后废为庶人，徙往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李泰也被“幽闭”起来，三十五岁就死了。
唐太宗有鉴于此，曾下了一道诏书：“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新唐书·太宗诸子》）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三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杨妃所生。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第五子李祐，先封楚王。他整天与小流氓鬼混，尤其爱好打猎。长史屡谏不听。太宗怪长史辅导无方，换了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任长史。贞观十七年，李祐派刺客杀了权万纪，发动叛乱。结果事败后亦被杀。
第六子李愔是个浪荡公子，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地巴州。第七子李恽，纵情享乐，使州县不堪其劳。肃宗上元元年自杀。第八子越王李贞，“颇涉文史，兼有吏干”，然“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后来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第十子纪王李慎，虽然聪明好学，可惜是个懦弱无能的胆小鬼。李贞劝其反武，他不肯“同谋”——可武则天还是杀了他。
第十四子曹王李明，在太宗晚年，与庶人串通谋反，被贬黔州，后被都督逼令自杀。这显然是得到太宗暗示或认可的。
第二、十一、十二子皆“早夭”。
总计十四人中，除李福、李治外，竟有十二人“死于非命”！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是李世民之过？是保傅失教之错？不全都是。太宗即位之初，曾在宫中亲自盘马弯弓教育诸子，颇有不忘传统的味儿。可见是重视教育子女的。他还亲自为太子择饱学之士如于志宁、孔颖达等人为师，但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他为此深感苦恼。在颁布杀李诏令时，他承认自己没有管好儿子，“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禁不住“为之洒泣”，算是尝到了这些苦果的味道。
李世民当然认识不到，导致他的儿子们一个个腐化堕落的灭亡之咎，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
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尽管规定了嫡长传世的一套办法，但它却无法保证皇位的和平过渡。觊觎皇位，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相互残杀，这是许多皇室后代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
“骄侈”二字，更是促使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封建制度规定了这些“龙种”的特殊地位。李承乾八岁便被立为太子，成为东宫之主。东宫内，有文臣听他支配，有武士为其鹰犬，有妃嫔供其淫乐。有一次他竟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新唐书》）
封建帝王们原想以这些特权来抬高儿子们的地位，以便巩固家天下的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走向反面。是封建制度使之骄侈堕落的，英武如唐太宗，亦无可奈何！
综观唐太宗的家庭教育，笔者既为他一些好的家庭教育方法而倾心赞叹，又为他在家庭方面的一些失误而扼腕叹息。尽管唐太宗家庭教育方面有得有失，但都不失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好的借鉴和启迪。
无赖太子：明君的烦恼
一代明君唐太宗十分重视培养太子，然而事与愿违，他初立的太子并非理想的储君。到贞观晚年，废立太子成了唐太宗政治生涯中最烦心的一件事。
荒唐太子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幼年的李承乾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并选择德高望重的大臣做他的老师，严格教导。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太宗不在京城时，常常让他代理政事。但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
据史书记载，太子李承乾曾让人铸造了一个近两米高的铜炉和一口巨大无比的锅，雇用逃亡的政府奴隶偷盗老百姓的牲畜。李承乾亲自把那些偷来的牲畜放在大锅里煮，然后跟他的手下分着吃。李承乾喜欢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他还特别挑选面貌像突厥的侍从，每五人组成一个部落，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到草地上牧羊。有时还玩“假死”的游戏。他对自己的手下说：“假设我是可汗，现在死了，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办丧事。”然后就像死人一样躺到地上，大家一起放声大哭，骑到马上，环绕着“尸体”奔走，并依照突厥风俗，用刀割破自己的脸。李承乾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还说：“有朝一日我统治帝国，一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甘肃省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汉人束发），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如果他给我一个将军当，我一定不会比别人干得差。”
李承乾所说的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的酋长。李承乾身为大唐王朝储君，竟然公开表示要在得天下之后去做突厥酋长的部下。即使这番话纯属戏言，也可以说讲得过于离谱，至少不合储君的特殊身份，不能不引起太宗的恼怒。
李承乾跟叔父李元昌关系很好，常常一起出去游玩。有时李承乾把左右侍从官员及卫士分成两队，二人各率一队，大家身披毛毡缝制的铠甲，手拿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枪刺刀砍，把流血受伤当做娱乐。有不听从命令的，就把他绑在树上毒打一阵，不少卫士因此而丧命。李承乾常常叫嚣：“要是我当了皇帝，就在御花园设一个万人营，跟汉王（李元昌）分别指挥，观赏士兵肉搏战斗，岂不快乐！”又说，“我当皇帝，一定要尽情享受所有乐趣，有人规劝，立即诛杀，杀了数百人之后，那些进谏的人就不敢再说话了”。
李承乾的言行，不仅荒谬，而且与太宗的想法与期望背道而驰。李氏家族虽然以武力得天下，但是，逆取而以顺守之，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此中道理，太宗自然十分清楚。所以，执政以来，他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尊贤重士、修养百姓。而李承乾对太宗的举措似乎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对此不感兴趣，喜好的依然是胡人风俗与战阵厮杀。
很有意思的是，李承乾还养成了制造假象愚弄朝臣的坏习惯。他常常在太子宫官属面前谈论忠孝道理，谈到深刻之处，甚至泪流满面；可是一回到宫里，就跟一群卑劣的小人物混在一起，淫乱猥亵，无所不为。如果有大臣打算规劝，李承乾知道他的来意，总是表示非常感激，亲自迎接叩头，非常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劝谏者自然无话可说。寝宫之内的秘密，外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的大臣都相当看好李承乾，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贤能的储君。李承乾的“饰非”习惯，最终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
李承乾伪造的假象，没有逃出太宗的眼睛。太宗发现李承乾的劣习后，最初并没有打算放弃他，认为李承乾年轻，可塑性较大，只要有名师指点，应该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好的皇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