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功绩中，恐怕没有比“纳谏”更令后代领导者认可与称赞的了。事实上，自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美名传开之日起，接受意见作为一门领导艺术，就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课题。
唐太宗的纳谏“七绝”
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谏”。君王接受规劝或批评，叫做“纳谏”。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纳谏是唐太宗李世民最成功的领导艺术之一，《旧唐书》称颂他：“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这个评价绝非虚誉，这既是对以往历代帝王民主作风的客观评价，也是对未来帝王民主作风的准确预言。
唐太宗即位时，唐朝虽已建立十年，但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严重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然而，在唐太宗即位后的不长时间内，社会经济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强盛的局面，使贞观时期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盛世”。唐太宗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政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贞观前期和中期善于纳谏。
现在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们在发扬民主听取朝野心声这方面，的确尚无人敢望太宗项背者。他的纳谏既谦虚诚恳又高明艺术，真可谓是千古纳谏第一帝啊！那么唐太宗纳谏到底都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首先，被动纳谏与主动纳谏相结合。
太宗为人威仪严肃，大臣畏惧。每见人奏事，总是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谏诤，以知政教得失。他说每有谏者，纵不合己心，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心怀惧，岂肯更言！有一次他向臣下征求建议，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刘洎说，太宗有时对辞理不通的提议者当面诘难，搞得人家很是狼狈，这恐怕不是纳谏的应有态度。他要求太宗“略此雄辩”。太宗愉快地说，此言是也，当为改之。唐太宗对臣下的建议，即使当时不能立即采纳，事后经过深思熟虑，也一定择善而从。魏徵死后，提意见的人少了，唐太宗感叹自己“虽过莫彰”，但这并非是自己过去有错而现在没有错了，而是庶僚苟顺，难触龙鳞罢了。因此他要求，若有是非，当直言无隐。
其次，提倡随事谏正。
唐太宗对房玄龄说：“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错，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然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在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唐太宗曾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后来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能都懂得？这说明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并非一切都懂，无所不能。据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臣下对自己隐恶扬善，一味顺从和奉承，“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为了稳固他的统治，唐太宗告诫下属：“君有违失，臣须直言。”并且也确实采纳了不少正确的劝谏。
再次，提倡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谏正。
太宗问褚遂良，对于舜、禹造漆器这种小事，为什么当时竟然有那么多人进谏？褚答道，诤臣必谏其始，将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说，我做事若有不当，或在其始，或已将终，皆宜进谏。
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争辩的结果是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著称的大臣魏徵，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徵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徵二百多次的批评和规劝，还把他比做可以纠正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
其四，谏诤者不受身份限制。
唐太宗除了听朝中大臣进谏以外，对于皇后、太子、妃子、外臣以及基层官员的提议，也都能愉快接受。栋阳县丞刘仁轨谏太宗，十月收获季节不宜打猎。太宗愉快采纳，并提拔刘仁轨为县令。徐妃批评太宗老年骄傲，大兴土木，错征高丽。他都能一一接受，不以干政而论。
其五，更乐闻艺术性的谏诤。
魏徵倡导臣下谏诤要注意艺术性，即要“从容谏诤”。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提拔司农李纬为户部尚书后，就询问身边的侍臣，房玄龄对任命李纬有什么看法？侍臣回道，房宰相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李纬的胡须可真是太美啦！太宗闻言，立即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谏议大夫谷那律随太宗出猎，天下雨，太宗问，用什么材料做雨衣才能不漏雨？谷回答说，如果用屋瓦做雨衣肯定就不漏雨了吧！他听了讽谏，非常高兴，赏赐谷那律帛五十匹，外加金腰带。
其六，承诺谏诤者不受惩罚。
有人向唐太宗诬告魏徵结党，魏徵因此受到太宗误解。魏徵说，愿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吧。太宗问魏徵：忠臣、良臣有区别吗？魏徵说：“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
太宗说：“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太宗多次承诺：终不因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终不以犯颜忤旨，妄加诛责；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陕县县令皇德修上疏言辞激烈，太宗认为有讪谤之嫌。魏徵劝太宗说，上疏言辞激烈自古而然，否则，不足以引起君主重视，不能把言辞激烈当成讪谤。太宗很赞赏魏徵的说法，不但不再追究，还奖励了皇德修县令。
又比如，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
其七，凡谏必奖。
凡是进谏的人，不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均能得到唐太宗的奖赏，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高季辅上疏陈得失，太宗赐钟乳一剂，并说臣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魏徵、文彦博、戴胄等谏诤名臣，生前自律甚严，生活清苦，住房狭窄。他们将死或死后，太宗都特地为他们造了新宅，以示褒奖。魏徵染病，太宗亲自频往探视，见魏徵家没有正堂，就把为自己盖小殿的材料送给魏徵盖了堂屋。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而且愿意纳谏，所以当时的朝臣一般都直言敢谏。大臣裴矩，原是隋炀帝的宠臣，由于隋炀帝残暴拒谏，他便处处阿谀逢迎，还为隋炀帝出过远征高丽等一些祸国殃民的主意。但在贞观时期，同样是这个裴矩，却能够勇于谏诤，他由隋朝的佞臣成为唐朝的谏臣，前后判若两人。裴矩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唐太宗善于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臣下的意见能够认真听取，择善而从，甚至有时抑制住皇帝的虚荣心，不计较言辞的冒犯而纳谏，这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
信任与谦虚：两面镜子给太宗的启示
唐太宗为什么能够虚心纳谏？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人们也试图作过各种解释。不过，从他经常强调的“以史为鉴”和“以人为鉴”的原则，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位历史人物恰恰是唐太宗的镜子，他们就是曹操和司马炎。
晋武帝司马炎和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两位口碑悬殊的君主。晋武帝后期的生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耽于游宴，怠于政事，嫔御满侧，沉迷于淫声曼色之中而不能自拔，全然一个庸主昏君的形象。然而，司马炎却又是李世民颇为看重并亲笔为其本纪撰定史评的君主。当然，唐太宗所看重的乃是晋武帝的宽宏，一种封建帝王少有的宽宏，而非他昏庸的一面。
从即位直至去世，晋武帝在其在位的二十五年中，始终以极为宽宏的态度对待臣下，位虽尊而能屈己容人，权虽重而不妄意诛责。
当以“忠蹇正直”著称的司隶校尉刘毅在群臣面前用“可方桓、灵”来回答晋武帝“卿以朕方汉之何帝”的问话，将其比做愚暗庸劣的汉桓帝和汉灵帝，甚至认为还不如的时候，众人不得不为刘毅捏一把汗。因为这种带有明显讥讽之意的进谏之言，是一般手握荣辱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决难容忍的。刘毅话音刚落，在场官员“莫不变色”。但是，晋武帝的反应不是“龙颜大怒”，而是以惊人的平静含笑答道：“吾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故为胜之。”（《晋书·刘毅传》、《资治通鉴》卷八十一）这便是被后世传为美谈的“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的历史由来。
这里的晋武帝，没有偏狭，没有暴戾，有的只是对谠言的宽宏，对骨鲠之臣的优容和一个有为之君的自信。这样做在封建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因而，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论及晋武帝时说：（武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元代史家胡三省也说：“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作为“明君”典范的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对司马炎后期的统治不无指摘，认为他“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贞观政要·君道》），但对他的宽宏却十分推崇。在为《晋书·武帝纪》所写的史评中，对于司马炎李世民特意指出：“雅好直言，留心采擢……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而在李世民身上，这种宽宏大度的“帝王之量”自然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唐太宗以善纳直谏而著称，在其统治的二十三年中，他始终把“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当做君治国的准则（《全唐诗》卷一李世民《帝京篇》诗之十），不以帝王之尊凭势凌人，不因犯颜忤旨加罪直臣。仅魏徵一人，在辅佐唐太宗的过程中，便先后进谏二百余事。对于魏徵措辞极为尖锐的《十渐不克终疏》，唐太宗更是“反复研寻”，“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这种臣下敢于直谏、君主虚己听纳的风气，贯穿于整个贞观时期，使献规纳谏成为后世赞颂不已的“贞观之风”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传统中国政治中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李世民也因此被历代史家尊为千古明君。
对于帝王而言，宽宏是纳谏的心理基础和性格前提，同时也体现着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气量与治国理念。唐太宗以纳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宽宏，无疑受到了晋武帝深深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唐太宗把这种宽宏发挥到了极致，使他成为封建帝王中纳谏的典范，加之他在理政治国上的善始善终，从而赢得了远比晋武帝更多的赞誉。
帝王的宽宏，回报是丰厚的。晋武帝的宽宏，带来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世属升平，物流仓府”。经济恢复发展，社会较为安宁，西晋马司氏政权也趋于稳固。尽管这种局面因晋武帝后期的懈怠及其去世之后的内乱而维持得时间不长，留下了“太平未洽”的遗憾，但这样的景况却是自东汉后期以来的二百余年间所未曾出现过的。
唐太宗的纳谏则造就了千古流芳的贞观盛世。在他统治期间，“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政体》）成就这种“古昔未有”局面的唐太宗及其以纳谏为核心的理政之道，也被后世奉为楷模：“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
当然，这里不无古代史家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封建君主真正以天下苍生为念。但是，由宽宏和纳谏所带来的政治的相对清明，对于社会，对于百姓，无疑都是有利的，尽管这种清明只是短暂的和有限度的。
作为另一面镜子的曹操，则从反面提醒了唐太宗，让他树立了对待臣下要坦诚、信任，用人不疑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