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立李治后，李世民又一度发生思想动摇，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欲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李恪是李世民的第三子，但不在嫡生之列，是杨妃所生。这杨妃应该是杨广的女儿，所以陈寅恪在论及此事时认为，李世民这样做，是欲进一步笼络隋杨的宗室。
但我认为这个解释太牵强。诚然李唐开国之初，与隋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杨氏与李氏实出于同一贵族集团，而李渊与杨广本就是姨表兄弟。但立太子之事关涉极广，影响深远，而笼络隋杨宗室只是李世民诸多政策中的一个，不算是最重要的；而且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拿立太子这样的大事来作牺牲。
李世民自己的解释是李恪文武全才、英武果断和他自己很相似，而李治懦弱，所以有废立之心。我认为，李世民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李治懦弱，所谓有废立之心是假，借此来对李治能否执掌大政而表示忧心是真。
太子一经确立，绝少改变，更何况李恪不是嫡子，要改立他，或者要改立杨妃为后，或者彻底打破封建礼教中在嫡子中选立太子的规定，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必定遭到长孙无忌、乃至全体大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后一种情况更是不可思议，此例一开，等于是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必然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李世民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绝不可能没考虑到这些。而且，如果他真的想立李恪，他一定可以预计到长孙无忌会拼死反对，那么他就不会在事前只跟长孙无忌一人讨论此事；而应与其他有可能支持此举的大臣商量妥当，再突然发难，令长孙无忌措手不及，还来不及反对，改立太子已成事实。
但李世民并没有这样做，显然他这样说只是借个因头来发泄发泄对李治懦弱的担忧。而他对长孙无忌这样说，恐怕也是在暗示他对长孙无忌的不满。这从后面的对答可得到证实。长孙无忌听到这种言论自然大加反对，李世民就说：“公以恪非己之甥邪？”这句话说得很重，很露骨，将长孙无忌欲借扶持新君来搞外戚专权的用心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
长孙无忌却并不因此而退缩，说：“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应该说，从当时的政治局面来看，长孙无忌这话虽然是出于私心，但道理还是正确的。所以李世民没有再提此事，转而煞费心思地为李治寻找辅佐他的良臣。
关于废立太子之事，长孙无忌对李世民决策上的影响，赵克尧的分析比较合乎事实。他说：“一个原因是唐太宗素来强调君臣共治，他一向颇为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君臣一体、共理天下的思想约束了他的独断独行。另一个原因是贞观后期的权力足以转移到元老重臣手里。魏徵死后，政治动议权转到褚遂良手里；政治决策权转到长孙无忌手里。”
以上见解基本代表了正统史学家的观点。而这里我却想提一下一种主流外的见解，即日本治唐初史的原百代女士，在其代表作《武则天》中提出的看法。
原百代认为，在贞观后期，朝廷上开始出现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的官僚利益集团，李世民对此有所察觉，也想过要打击它，但已经来不及，也下不了狠心去摧毁它。这一集团实际上操控了贞观后期及永徽早期（永徽是李治的年号）的政治，直到武则天上台才将之打破（因为这一集团反对武则天）。
这一论点很有意思，显然是借用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架构”的表面合理与实质不合理的性质，以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理论。若这一论点成立的话，则对于李世民在贞观末年许多政治上的态度转变都要重新进行评价。
现在回过来说胡如雷提的第一点质疑。李世民为什么要当着李治之面来讨论废立之事。显然他那时确实已有了改立李治之心，事实上也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余地了。但李世民对于李治的懦弱又实在不放心，所以又有投床自刺之类的举动，固然是有失体统，但也正反映了玄武门政变对他的精神打击之深。
胡戟、胡乐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这位临机果断、铮铮铁骨的盖世英雄，为何伤心过度失去常态？显然是眼前的事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惶恐。往事历历，当年在玄武门他与兄弟们的厮杀，杨广夺宗成功后将其父隋文帝杨坚和长兄废太子杨勇一齐害死，那两幕活剧又在重演。继隋文帝和唐高祖之后，下一场厄运正在轮到自己头上，展现在面前的是又一场骨肉残杀的刀光剑影，是自己身败名裂的惨淡前景。除了这还有什么能挫伤这位英姿勃勃的明君圣王面对人生的勇气呢？”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李世民是否后悔发动玄武门政变呢？我想不会，他只是内疚罢了。没有玄武门政变，他不杀李建成，自己就被李建成杀掉，哪里还有他后来内疚不安的余地？所以心中愧恨是一回事，但“后悔药”是决计不吃的。
以上是玄武门政变对李世民本人的影响，接下来谈这一政变对唐代历史的影响。司马光在评论玄武门政变时也谈及到这一点，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现世史家也有人激烈抨击玄武门政变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唐代为了防止藩王夺权，不得不令太子同时兼任军事方面的要职，以防兵权旁落藩王手中，带来后患，但仍然改变不了唐代政变频繁的局面，这都是因为玄武门政变开了恶例在先。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苟同的。司马光等人的意思是说，由于李世民干过政变夺位的事，于是他的子孙后人要干这类事时就有了先例，没有道德负罪感，可以放手去干了。但不要忘了，人们发动政变，自有其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必定是牵涉到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就不必冒这个大险了。若在一般情况下，道德顾虑自然能发生其作用。但在生死关头，道德的考虑就次要之极了。既然如此，难道李世民不曾发动过政变，这些子孙后人在发动政变前找不到榜样、借口，他们就会改变主意，宁愿坐以待毙也不搞政变了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像李世民自己，在他政变之前又何尝有什么榜样、借口？相反，杨广搞政变留下千古恶名倒是个大大的坏榜样。按司马光的这种推理，李世民岂不是应该警戒这种行为，不去政变才对吗？但事实不可能是这样。形势逼人、生死所系，道德考虑只能退出，也与榜样、借口等等无关。
唐代政变何以如此之多，应具体分析各次政变的前因后果，再取其共通之处来加以考察，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将罪名派到李世民头上去。
若一定要说玄武门政变对后来的政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在政变之后，政变者为自己找道德上的美化时会引玄武门政变为例。但这已是政变后的粉饰，与政变发生的原因无关。
最后要谈的是玄武门政变所有负面影响中最恶劣的一点，那就是对史书编纂的干扰。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前，生死悬于一线，道德顾虑只有抛诸脑后了。但玄武门政变之后，却不能不为他的行为作道德上的美化。为此，就必须篡改史书，隐瞒真相，所以他不顾侍臣的反对，执意要打破在位皇帝不能看当代史编纂情况的惯例，亲自看了起居注。
史载，贞观十七年，李世民要求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即后来的《太宗实录》，当时李世民未死，自然不存在“唐太宗”这一庙号）。房玄龄表示反对，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李世民则说他“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当时谏议大夫朱子奢也表示反对，说：“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
但李世民不听，仍然施压要房玄龄上呈国史，最后终于破例看了。看后他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于是下令删去浮辞，直书其事。
从李世民的话看来，可知当时史家写玄武门政变时，已经是有意隐瞒真相，其做法可能是对李世民不利的事实就不予记载，但相信还未到捏造史实，将不实的谎话也记了上去的地步。
但李世民对此显然仍不满意，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周公、季友，就是暗示史家要按这些古代圣贤的行为来改写史书，扭曲史实。所谓“何必隐讳”其实是叫他们放开手脚去伪造史料，不必担心负上不秉笔直书之恶名。赵克尧却由此而得出李世民看国史有其合理的一面，还说他以周公、季友自喻是以史喻史，说明他卓有史识，观点之荒谬可笑，不值一提。时至今日，我们完全不必再为尊者讳，李世民压迫史官修改史书，这种行为恶劣之极，根本不值得为之遮掩粉饰。
不过，一些后世史家因此而认为修改史书的风气是自李世民始，中国的“信史”传统从此一落千丈，却又未免过于高估李世民这一举动的影响力了。其实，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夫子笔削春秋”之举，什么“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讳来讳去，早已没有信史可言。汉代已经有改史的记载，清代的皇帝更是特别热衷此道。李世民的这次改史，做得过于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再加上他是有“明君”的美誉的，做出这等与此名不合之事，自然是人人注目，又人人侧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