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玄武门政变的影响。先说对李世民本人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他夺得大权，为他其后成就“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不过在此还是要再次强调，玄武门政变与“贞观之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梦魇的力量：继承人过敏症
“贞观之治”的产生是玄武门政变最正面的影响，已有很多史家述及，而这一政变对李世民感情精神上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深远。因为这一影响波及到他废立太子的事件，并由此而间接影响到后来武则天的夺权。
胡戟、胡乐在《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一文中谈到：“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事实上，玄武门政变带给李世民的，又岂只是“不愉快”？那是他毕生的遗恨与隐痛，不仅令他痛苦，也令他恐惧终生。
有一则正史不载、但民间却流传极广的故事可作明证。据说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他寝宫中常常闹鬼，大概是见到李建成二人的鬼魂冤魂不散，在夜里出没。于是尉迟敬德、秦琼二人全身披挂，为之守夜，果然就没事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见再无异象，二人就不再守夜了。谁知马上又闹鬼。总不能叫二人天长日久不睡觉一直来守夜呀。不知谁想出妙计，叫人画了二人肖像贴在门上，果然也能驱鬼，从此无事。这一做法流传到民间，直到如今，就是贴门神的风俗的起源了。
有此风俗的存在为证，相信此事不假。天下哪有鬼怪之事？即使有，又怎能只是贴两张肖像就能对付过去？显然是李世民自己“疑心生鬼”，由此可见他内心的焦惧不安。
另外，现行《西游记》的第十、十一回的内容是李世民曾经答应泾河龙王，帮他牵制住魏徵，不让他去杀龙王。不料魏徵在梦中离魂去杀了他，李世民因此失信于人，被恶鬼缠上，拘至地府。
这一情节看似与玄武门政变无关，但近年来在敦煌发掘出唐代话本的残本，其中一篇叫《唐太宗入冥记》，情节大概是说李建成死后冤气不散，将李世民的魂魄拘到地狱来审判，但后来在生死簿上做了手脚，李世民的年寿被增大，阳寿未尽，只好又放还人间。这些情节都与《西游记》的内容非常相似，显然是吴承恩在写小说时受这本话本流传变体的影响，将其中的情节改头换面后都化入创作之中了。
事实上，这一情节的最早版本，应该是唐代的《朝野佥载》中的记载，其后清代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六也提到此事：“《朝野佥载》记唐太宗事，按此则小说言唐太宗入冥，乃真有其事，惜此事记载，殊不分明。”
虽然小说是出于虚构，但所谓“无风不起浪”，那个无名作家何以会有此灵感写这样的情节？大概是李世民在事后的恐惧不安之心相当强烈，连民间对此也略有所闻，因此敷衍成文。
上述所举都是民间传说、话本小说，或许可信性不高，那么正史之中是否会泄露出一二呢？答案是肯定的。史载，贞观十六年六月，李世民下诏，恢复李建成的皇太子称号。赵克尧、许道勋认为“旧事重提，也是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
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是失当的。早在玄武门政变结束，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就于当年十月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隐”；元吉为海陵王，谥“刺”。按照“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可见李世民那时这样做，一方面是粉饰玄武门政变为正义行为，一方面确实是出于将自己装扮成仁爱之人。到礼葬那天，他还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读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这是一场“孔明哭周瑜”式的政治秀了。后来魏徵、王珪联名上表，一边斥责旧主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所以被杀是理所当然；一边请求李世民送葬送墓地。李世民自然是欣然同意，并令原东宫、齐王府的官属随同前往。这一次礼葬李建成，就真的是政治秀，并没有道德负疚感掺杂其中。
但贞观十六年的那一次，却极为复杂。那时距玄武门政变已有十六七年之久，忽然旧事重提，等于是把已经愈合的疮疤又再揭开，不但令人痛苦，也显得尴尬。而其时李世民在位多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他的威望德誉如日中天，根本不必再作什么政治秀来给自己面上抹粉。所以，从纯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做法十分不明智。
再说，恢复李建成的太子名号，那么李世民的登基为帝还有什么法理依据？这岂不等于默认自己是僭越？这显然不符合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行为。作为政治家，应该让过去的丑事过去，让时间来埋葬记忆，最好是永远也不再有人记起或提起，岂有自己来触动伤痛之处的道理？
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是，李世民在感情上受到这一惨痛回忆的折磨，他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只有公开做些表示内疚的事情，才能稍微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虽然明知这样做很不明智，将自己置于尴尬之地，但还是要去做。
那么，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李世民承受不住感情的折磨而有此异举呢？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
其一，那时李世民的精力迅速衰退。据《贞观政要》所载，李世民于贞观十六年已对大臣们说自己年近五十，觉得衰怠了。其实那时李世民最多只有四十六岁（即按开皇十七年为其生年来计），在政治家的年龄来说应该还是年轻力壮。也许是因为他年纪很轻就已经事业有成，从二十一岁太原起兵时计起，至此在战场、政坛上已经滚打了二十五年，因此感到精力开始衰怠。
当一个人正处于精力旺盛之际，意志力量也就特别强大，能将干扰精神的意念强有力地压抑下去。但当一个人精力衰退时，生理上的衰弱必然会导致心理上的软弱，平时压抑下来的种种隐痛就会从无意识层面浮现到意识层面，扰乱人的精神意志。所以老年人往往多愁善感、感怀当年。这些年龄、精力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现代精神心理学已有很多论述，此处不必细谈。
总之，李世民此时由于精力和生理健康的下降，对早年杀戮过甚的内疚感在内心升腾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我看恐怕还是那时李世民正面临废立太子的决定，在反复思量中，必然会联系到从前自己与李建成争太子之位的情景。以前他是处于藩王的地位，全心全意只盼望夺得大位，对李渊之偏袒李建成，一定是既感委屈，又觉气恼。但现在轮到他自己处身李渊当年的位置，大概才明白父亲那时处境的为难吧。
据史书所载，李世民后因李承乾卷入李元昌的叛乱之中而决定将之废黜，欲立次子李泰。后来却发现他野心勃勃、欺压幼弟李治，才恍悟到自己一直被他蒙蔽了。于是他在两仪殿召见长孙无忌、房玄龄、徐世勣、褚遂良，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说着扑在床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急忙冲上前去，褚遂良夺过佩刀，交给身边的李治（可见当时李治在场）。
长孙无忌等请求他说出心中所想，李世民万般无奈下终于说出要立李治为太子。长孙无忌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李世民于是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李治于是跪下向长孙无忌叩头。
这一段记载，胡如雷觉得有疑点。他认为，第一，李世民当着李治之面讨论立太子的问题，还投床自刺，太不成体统，可能性不大。第二，立李治为太子是李世民自己决定的，根本不必李治向长孙无忌叩谢恩，反而应该向李世民叩谢才对。他指出，《太宗实录》贞观十四年之后的记载是长孙无忌负责编写的，所以他怀疑这段史实经长孙无忌歪曲过，是为了美化他自己。
对此我认为不然。上述史料可能写得有些夸张，但基本应该属实。这里先谈胡的第二点质疑。胡这样说，显示他不太了解贞观末年长孙无忌在朝中的显赫地位了。
那时由于大部分贞观年间的重臣相继去世，元老重臣就差不多只剩长孙无忌一人最权倾朝野了。李世民一来是为了保证在他死后，能使自己的政策延续下去；二来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已日趋稳固，若在这个他自觉精力“衰怠”的时候再来打破这个集团对朝政的垄断，未必来得及办完这件事，就会导致政局动荡，且留下诛杀功臣的恶名。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索性反过来大力巩固长孙无忌的权力，寄望他在自己死后好好扶持新皇，即使冒外戚干政之险，也不要危及整个皇朝的生存。而想要长孙无忌乐于扶持新皇，那么这个新皇的确立就一定要得到他的首肯。长孙无忌说“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一方面是暗示他承诺全力扶持李治，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咄咄逼人、干预废立太子的强硬态度。所以，李世民才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由此可见，舅父（长孙无忌）的答应是必要条件。
应该指出，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日益操控朝政以及他的决定，并不是自始至终都乐于接受的。相反，他有时会流露出极其不满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