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又谈及上述那段话是谁说出来的，因史书中只含糊其辞地说“众曰”。文章从李世民登基后表彰功臣，将第一等功臣列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而推断说这番话的很可能是侯君集。这五人中，前四人的功劳都很明显，自不待言，而侯君集名列其中，确实令人疑惑，因史书中不见记载他有何功劳可言。
文章论证说：“（侯君集）出将入相，有胆有识，也很有点儿阴谋家的花花肠子，能想出那些话来捅破李渊这层干系，打消李世民的疑虑。”并引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所载“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及“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等来证明侯君集是说这一席话之人。
我认为以上论证固可成立，却并不充分。因为若仅凭一席话为李世民找到政变的道德开脱，就能与长孙无忌等人并列一等功臣之中，那这功劳也未免太易立了，又何来“君集之策居多”的“多”呢？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可能侯君集正是李世民派去收买东宫下属的居间人，使王晊、敬君弘、吕世衡乃至更早时期“杨文干事件”中的桥公山、尔朱焕等纷纷变节背叛李建成而效忠于李世民。若这猜想不差，则侯君集这一功劳的确大到无以复加，足以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并驾齐驱。
前面三点分析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出自胡如雷之手，只是我加以整理，补充了一些更充分的论证而已。
这三点总结相当准确，但我认为他仅从李世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仍不够全面，还应从李建成一方来看他落败的原因。
我认为，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太掉以轻心了。
前面已经讲过太多李建成的优势地位了。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站到他的一边。而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在长安，他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
正因为李建成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分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但他却恰恰是死在李世民这一匹夫的弓箭下。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
而李建成仅仅将李世民看成是一介匹夫，对敌手如此估计不足，轻视侮蔑，焉得不败？
出乎意料的结局
尽管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为笑到最后的人，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认定李世民必败无疑的，并不仅仅是为优势蒙蔽了双眼的李建成。有一件事可作证明。如前所述，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勣请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
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呢？是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应是郁郁不得志的吧。而如今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
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会盲目到不去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是否反而会更提升他们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
哪怕李世民是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们二人都会考虑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说的失意者欢迎变革外，还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到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绝不可能在事前预见到后来李世民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的。
连李靖、徐世勣这样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几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是何等之大。那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又岂能苛求身在局中的当事人李建成能洞烛先机呢？
此外，这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身处安乐顺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既囿于生活圈子的狭隘，更缺少积极进取的雄心。
李世民则不然。他自小就跟随李渊随官职升迁而辗转迁徙，生活虽不安定，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之见闻广博，年纪轻轻就通晓世事人心。在太原起兵中，他虽非主谋，但却积极行动，养成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习得了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手腕。到进军长安和统一战争中，他更在军事上迅速成熟，既知道每事必先谋定而后动，又懂得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果断地行动，不畏风险、全力以赴。
前面谈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特点时已指出，李世民在顺境中时，其思想中之过分乐观、轻率急进的倾向会抬头；反而越是身处逆境劣势之中，就越能发挥其优点——头脑冷静、坚韧不拔，擅于捕捉和创造最有利的时机。
回顾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上述特点都可找到。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用计打击他，但这些计策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到令他彻底垮台。
而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阴谋——根据史书的记载而有案可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政变”。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的打击。“杨文干事件”中若非李世民未能识穿封德彝的真面目，以致被他暗中破坏，李建成早就被废掉太子之位了。而玄武门政变更是一举成功。
可见李世民的手段是贵精不贵多。而事实上，李世民由于处在劣势，也不能事事挑衅李建成，否则轻则自招羞辱，重则自取灭亡，所以只能伺机而动，再突然下手。
而“玄武门政变”与“杨文干事件”又环环紧扣，互为呼应。若非在“杨文干事件”中埋下伏笔，李建成在得知李世民上奏章之事时，未必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那样玄武门的谋划布置就要落空了。此二计连环照应，不由得李建成不自投罗网、上当中计。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夺权之事，是当成一场战争来打的。所以，在玄武门政变中，与其说李世民是因其政治家（抑或阴谋家）的才干而取胜，倒不如说是作为军事家而成功。至少玄武门政变的第一阶段胜利（即六月四日事件的胜利）是这样的。
至于第二阶段的成功，即处理政变后遗症的成功，才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异手腕，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招揽敌对阵营的人转为效忠于己，迅速消除了政局动荡的因素。
以上说的都是必然性原因，还有偶然性原因。其实前面分析必然性原因的时候已经有所涉及。李世民以如此弱势的兵力发动政变，实在是九死一生。由政变全过程来看，惊险镜头层出不穷，如李世民的坠马、玄武门刚一关上东宫兵马已撞上城门、秦王府几乎被攻破等。这些胜败逆转的契机都发生在实际接战中，决定只在顷刻之间，偶然性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点点的差池都足以令李世民的苦心谋划全盘落空。即使杀了李建成，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保住性命。
尤其有一点是，李渊在尉迟敬德逼宫时那么迅速地表现出妥协，既可看成是必然性，也可看成是偶然性。其实如果当时李渊稍稍硬气一些，或至少是推三阻四拖上一段时间，李世民一方不能及时取得奉旨平叛的名义，以其不足一千对东宫、齐王府的三千多兵马，即使是多么精良的将士，时间拖久了也是危险得很的。
李渊妥协得那么快，这恐怕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经比较过李氏兄弟个人气质上的差异，这里不妨也对比一下李氏父子在性格上的不同。
从太原起兵到进军长安的情形来看，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李渊和李世民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巨大的差别。李渊小心谨慎得过分，甚至有时显得胆小怕事；而李世民却奋勇急进，甚至有时显得冒进大意。而另一方面，从陈叔达劝阻李渊不要无理治李世民之罪的话“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来看，李世民的性情是属于那种刚强激烈的人。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谈到李世民的性格时也指出“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并引用吕思勉的评价“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前面分析李世民从不肯屈服于李渊的无理旨意中，也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一个受不得委屈逼迫的人。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是李世民处于李渊的地位之上，恐怕他是宁可被杀也不肯屈从尉迟敬德的威吓而下那道圣旨的。如果李渊是这样的话，恐怕李世民或是迟疑不能决而错失时机致败，或是一狠心之下连这个父亲也宰了，负上的罪名就更大，局面是否会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实在是无法预料。
当然，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后天的环境所造就的。李渊长期处于杨坚、杨广父子的猜忌之下，习惯了韬光养晦、低头做人，对于环境变化很能委曲求全，因此性格近于阴柔。而李世民年纪轻轻就是身居高位，少数人之下、万人之上，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称得上是重大的打击挫折，因此性格偏于阳刚。
若非李渊在玄武门政变后见风转舵转得那样快，李世民也是很为难的。
关于这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底在这诸多使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中，是必然性为主因，还是偶然性为主因？我认为还是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朝中大臣，连李靖这么远见卓识之辈尚且不能预料李世民可以成功，可见若仅有必然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还是无济于事。
相反，如果历史的结果是李世民失败的话，今天我们再在这里开列必然性原因和偶然性原因时，恐怕就会说必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