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政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晊、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徵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夺取玄武门：胜负的关键
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是他取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专家在研究中都已经充分肯定了这一点。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此处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政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政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用了至少两年之久的时间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绝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两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政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预之需，是最后一步杀招，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几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对道德成分的考虑。《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绝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政变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却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还会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将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政变前夕，血腥气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正因为如此，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一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也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
先发制人：反客为主的绝杀
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从争权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抢先动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
在玄武门政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定，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佩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王府上下人等的同仇敌忾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能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乘对方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一。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一节，谈到上述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而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时的一段对话。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是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两胡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