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到了今天这样的境地，不能不重视美国和中国对印度问题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要特别注意这点。这次世界大战，只有法西斯侵略一方和同盟国反侵略一方。你们应该明确态度，同意参战，与同盟国积极合作。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合作，不是仅指同英国方面的合作，而是指同整个反法西斯民主阵线的合作。如果你们至今抱住不合作的老想法，甚至在同盟国对日作战方面也不合作，那么，不但不能获得各同盟国对印度的同情，还会失去已有的同情。我认为不啻是印度独立运动的一大损失。”
但尼赫鲁听后，认为蒋介石只知日本的凶残而不知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凶残，也不了解印度民众为何采取同英国当局的不合作态度。于是，尼赫鲁向蒋着重说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产生的根源，得以在英国统治之下的“亡国痛史”。在谈到国民大会党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上，他说“甘地先生在大战前，也曾采取同英国统治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印度国民受虐的问题。但旁遮普惨案发生后，他就完全放弃了合作的打算。从此甘地便发动了他在南非推行过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对抗英、印当局，得到了国民大会党的赞同和广大群众的拥护。”
“英、印当局对暴力革命可以镇压，但对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却感到非常棘手。开始，他们逮捕并监禁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但随着运动的人不断扩大，监狱竟人满为患。于是他们只好采取轮流关押，此进彼出的办法。这样，反而使印度民众不害怕进监狱了。”
尼赫鲁的这些观点显然同蒋介石的看法不相吻合。蒋在无法说服尼赫鲁的情况下，只好退一步要求他：“那么你们能否考虑暂时对英政府不予以攻击？”
尼赫鲁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这一点恐怕做不到，因为这是我们惟一的斗争武器。”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尼赫鲁又改换了口气：“国民大会党对于中国的抗战，一向是寄以同情的。”
蒋介石还想说服尼赫鲁，于是忙接口说：“单是同情还不够。同情只是一种态度而已，我们希望把同情化为实际行动。”
尼赫鲁摊摊手，似乎是表示无能为力地答道：“我国是一个被人统治压迫的国家，一切难以自主，因此仅能对你们表示一点同情而已，还希望贵国政府和人民谅解。”
谈话已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尼赫鲁起身告辞。蒋介石惆怅地送他走到门口，心中总感到不解：“中印两大民族的心理差距，为何竟有如此之大？”
马克思
“马克思所采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内核，而是外壳……”
（《蒋介石详传》，第1510—1511页）
〔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18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44年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同年与恩格斯开始了伟大的合作，合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成》等著作，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2月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与恩格斯回到德国，参加并领导革命斗争。先后发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著名论点。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次革命。1864年在伦敦建立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受到马克思热烈的歌颂和支持。晚年，致力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解读〕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初，在反省国民党全面崩溃的原因时认为：国民党对中共斗争不力，重要方面是宣传不够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不但不能胜过共产党，反而被共产党占了上风。他在一次答外国记者时称：
“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完成“反共复国大业，绝不是单靠有形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的，许多外国友人常从此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基本问题，自然觉得这是一件万分艰巨，甚至是短期不易达到完成的任务；但是，要知道，革命战争主要是靠社会民众和主义思想的力量来支持和成功的。”
由于此种认识，蒋介石提出当前的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反共“心理建设”。为了加强“心战”，蒋介石又拿出看家本领，不断著书，补修反共思想体系。先后发表了《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和《苏俄在中国》等书，构成了蒋介石以反共为终极目标的理论基本架构。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方面，他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他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立场上，提出“马克思所采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内核，而是外壳”，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绝对没有外壳和内核之分的”；“宇宙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完全视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借精神价值，无法解释，亦无法成立辩证法”；黑格尔“要求从矛盾到统一，马克思却认为统一物质的分裂是辩证法的基本”，马克思的分裂论“使世界的矛盾尽量扩大，人类斗争永无止境，最后就是人类丧失人性”；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天下万事万物均是和谐的，根本不需要经过矛盾统一的机械式的过程，其本身就有一种中和的本能，来求其均衡发展和不相害；有新陈代谢但无“否定之否定规律”，“消失荣枯是不可无的新陈代谢作用”，不是什么否定之否定；“突变”按黑格尔的本意，为特殊情况和偶然现象，而马克思却视为常态现象。
蒋介石否定唯物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有神论和天人合一思想。他认为国共两党的斗争说到底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也就是有神思想和无神思想的斗争。他说：“我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之中为之主宰的”，“这就是我们天人合一的哲理”。“天人合一”就是为了提高人的价值，正为孟子所说：“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这是认识中国正统哲学思想的起点，也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同时他还认为：“我国天人合一的精神，是首在尽我做人的天职与本分。”
蒋介石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是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是“反精神、反生命、反人性”的，而在中国300年前就产生辩证法思想，远早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消灭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武器，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天人合一论”。
蒋介石以“神主宰”反对“物主宰”，以唯心论反对唯物论，直言不讳。但是，他的失败，不在于中国人民和他的部下不信基督，也不在于“忘了祖宗”，而是因为他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腐败吏治，以及其保护了封建地主经济的体系并垄断中国工商业经济和大打内战，使中国经济严重破坏，社会停滞在封建制度之下，极其穷贫和凄惨；广大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恨透了蒋家王朝；而工人则因厂矿倒闭，失业无光，也视蒋家王朝如眼中钉；知识分子要求民主与科学，对蒋家王朝如此腐败不堪，大失所望。加之蒋之特务统治与迫害民主人士，更大打内战，镇压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反抗，尤为令各阶层人民所不容，故中国共产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数年就把蒋家王朝推翻在地！
这是蒋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由于什么理论问题。由此可见蒋对大陆惨败，一直未能完全真正找到根源。
爱因斯坦
“一位带有宗教情绪的物理学者。”
（蒋介石《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
〔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05年—1909年工作于瑞士专利局。这一时期，他提出光量子概念，得出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揭示了光的波粒二重性本质，为量子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证明了热的分子运动论，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09年—1914年，相继任苏黎世大学、德意志大学、苏黎世工业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教授，德国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一时期，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创建工作。1916年，发现光辐射与吸收的几率之间的联系，提出光激辐射理论，成为现代激光物理学和激光技术的理论基础。1924年，与玻道一起创建玻道——爱因斯坦量子统计理论，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解读〕
蒋介石在《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一文中，直言不讳地以“神主宰”反对“物主宰”，以“心物一体”，反对“物在心外”，以唯心论反对唯物论。为此他还举了爱因斯坦的实例，以证明宗教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说：“所以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他并且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我以为爱因斯坦这两句话，真是阐明了今日民主与科学发达的总因。”
那么，爱因斯坦的所谓“宗教”与“科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爱因斯坦在其早年生活中表现迟钝。他很晚才会说话，而且当他学会说话后，话一直很少，他对理解外部世界深感吃力。当人们一再对爱因斯坦的迟钝和智力低下大摇其头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早熟的少年”，在12岁那年就中止了人们通过传统教育途径灌输给他的犹太教信仰。他意识到：“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显然，爱因斯坦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很清楚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所以，这个在我们之外的巨大世界，便是他在失去宗教天堂之后找到的新“天堂”。“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未为选择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很显然，爱因斯坦所谓的“天堂”，就是自然，他所说的“宗教”就是对自然的探索，从这一点上讲，其对科学的态度是唯物主义的。
蒋介石引用法兰的论说，爱因斯坦对于自然结构的惊异，乃是一种宗教的情绪，也就是促使他立志成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最大动机，是以他在理论的探求中，力求其内容纯粹而明确。并由此得出科学与宗教相辅相成的结论。蒋介石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爱因斯坦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对自然规律所表现出的虔诚与狂热确实会有一种宗教情节。但蒋介石以此来证明宗教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来反对唯物论，主张“神主宰”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爱因斯坦对自然法则这一“宗教”的理解，正印证了唯物论和“物主宰”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