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看到中日“亲善”、“提携”的谋略得到响应，对调整中日邦交来说表现相当主动的蒋介石“投桃报李”。4月17日，中日双方宣布公使升格为大使，一时之间中日的报纸大力宣传“中日提携”，蒋沉醉于中日亲善的迷梦中……
池田勇仁
“池田像30年代初期一些日本人一样，预言非其所长。池田对于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对其战败的人民所表现的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态度，似乎未有所悟。”
（转引自王俯民：《蒋介石详传》，第1455—1456页）
〔池田勇仁〕60年代初日本内阁首相
〔解读〕
日本为自身利益计，从1949年底，即在盟军总部允许下，开始和中国大陆接触。1952年4月，日本正式恢复独立后，更进一步积极活动，于22日成立“中日贸易促进会”。继而有左派社会党人于6月1日，与北京签订了300万英镑的“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中日民间贸易开始。
对此，蒋介石是极不乐意的，不断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和建议。日本政府对蒋的压力妥协，承诺了对台湾当局的要求。1958年5月，中国政府便立即停止了对日的民间贸易。
1960年6月，池田勇仁组阁。池田表示对中国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双方打交道”。中国总理周恩来则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并由中国指定中意的日本企业为“友好商社”，从事对华贸易。池田抱着经营获利的原则，乐于响应。日本自民党领袖松村兼三于1961年9月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确认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
池田又于1963年8月20日批准了仓傲公司对大陆输出分期付款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并决定由输出入银行给予200亿美元的融资。输出入银行为日本国家金融机构。由此机构出资资助，当然超出了民间范围。于是台湾当局又提出了抗议，要求池田停止此种资助。但池田不同于其前任，坚持不懈，不理会蒋介石。他在9月19日与美国报界人士谈话时，就直接向他们透露说：
“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根据，近乎幻想。”
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他于同月21日接见访日美国人士时，对池田作了“酸葡萄”式的批驳。他说：
“九·一八事变之前，池田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日本军阀曾夸口说，他们只需要三师军队对付我们，在三个星期内就可使中国屈服，但是那三星期变成一个更长的时间；——变成一场自1931年直接进行到1945年的战争。”
“池田像30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一样，预言非其所长。池田对于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对其战败的人民所表现的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态度，似乎未有所悟。”
“当九·一八事变时，你在何处，所作何事？”“你们军队夸称将在三周内击败中国一节，不是真实的吗？在那次行动中领导中国人民的，不依然是同一个蒋介石吗？这是池田原可以从历史取得的教训，但并不领悟。”
可见，池田无非是一个“低级官员”，且“预言非其所长”，但池田似乎走得更远。1962年10月18日，日本发生中国访日油压机械代表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池田内阁将周引渡给我国政府，不理会台湾欲引渡周氏归台的要求。
甘地
“……如果今天你们对这场战争再袖手旁观，或采取中立态度，那将成为印度解放史乃至人类解放史中的最大缺憾。”
（《侍从室回忆录》，第140页）
〔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国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893年，任南非印度公司法律顾问，参加南非反种族歧视斗争，并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1915年1月回国，为国大党起草党章，成为国大党领导人之一。1919年11月正式提出对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主张印度教、伊斯兰教团结合作，提倡社会改良，反对歧视妇女、贱民。一生三次被捕，进行多次绝食斗争。1948年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刺杀。
〔解读〕
蒋介石在1942年2月印度之行，想要访问的第一个人就是被称为“印度圣雄”的甘地。其时甘地已退出国民大会党。一个人在孟买华尔特哈的西华格荣过着简朴而又宁静的生活。通过尼赫鲁的精心安排，甘地准备由他来看望蒋介石。2月18日，甘地由秘书赛德陪同，由华尔特哈来到加尔各答蒋介石的住址。
趁午宴前的空隙，甘地开始向蒋介石阐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谛。他说：“有人称不合作运动是弱者的武器，是一种消极的斗争方式，我不能同意。我认为，武器只有强者使用才能取得成功。它已经团结了印度国民，给了他们信念和希望，培养了他们的勇敢。我的最终目的是要用非暴力来反抗暴力，以非暴力来代替今天世界上处处横行的暴力，争取人权，维护人类的尊严。所以这种运动足以对抗世界上最强暴的武力。它既是积极的、现实的又是充满哲理的。至于如何运用这个力量，不能以书本上去学，而必须经历艰苦的思索，虔诚的祈祷和百折不挠的奋斗方始能够掌握。”
甘地是一位具有狂热宗教信仰的人，他所阐释的这些不合作运动内含的哲理，对抱现实主义态度的蒋介石来说，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出于礼貌，蒋口头上只好连连说：“柔能克刚，柔能克刚，这是我们东方哲学的奥秘所在。”
饭后不到半小时，甘地就要求继续上午的谈话了。蒋介石单刀直入地开口问：“如果日本和德国入侵印度，你也用不合作的方式对待他们吗？”
甘地毫不犹豫地答道：“不合作！绝对的不合作。”
蒋说：“先生自1901年以来，对抗英国，谋求印度独立，艰苦奋斗已达40多年，时间不算短，然事业尚未成功。对过去的事不必重视，我们应该重视的现在和将来；那么，如果英国答应了5年或10年让印度独立，这样便实现了您奋斗的目标，先生愿意现在同英国合作吗？”
甘地答称：“如果英国以我停止活动为条件，答应5年或10年后我们独立，我必定加以拒绝。因为不合作主义是真理，而真理的追求是不能半途而废的”。
“国民大会党在华尔特哈会议上，曾考虑同英方合作，所以我就退出了国民大会党。因为这个所谓合作，实际上就是同暴力合作，而独立是绝不能用与暴力合作的代价换得。否则我的50年生命史就将重新写过。因此，我只能和真理合作，绝不能和谬误合作。”
蒋介石看到老头儿的意志如此坚决，感到说服他的可能性甚为渺茫了。于是为争取主动，便改口道：“不合作的方式用在印度或许是正确的，对此我并无异议。我也不想要先生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动员印度国民参战，站在同盟一边，一起打败日本、德国法西斯，这样，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就可提出让印度出席会议，并共同为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努力。若同盟有异议，我保证中国以退出和会表示抗议，并与印度一起采取进一步的一致行动。如果今天你们对这场战争再袖手旁观，或采取中立态度，那将成为印度解放史乃至人类解放史中的最大缺憾。”
蒋介石这次访问印度的一片苦心至此已和盘托出，然而甘地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说：“世上只有受难者才知道受难者的苦痛，所以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
甘地虽居乡村，但却熟知天下大事。他的这席话说得蒋介石无词以对，颇为尴尬。
蒋介石的印度之行，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游说而使印度国大党和甘地、尼赫鲁在谋求完全独立的问题上妥协，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
尼赫鲁
“单是同情还不够。同情只是一种态度而已，我们希望把同情化为实际行动。”
（张令澳：《侍从室回忆录》第13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尼赫鲁〕（1889—1964）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生于婆罗门贵族家庭，先后在英国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学法律。从1929年起，他先后任国大党总书记和主席。1947年8月印度独立，成立英联邦自治领，尼赫鲁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任印度共和国总理直至1964年5月27日逝世为止，连任四届。
〔解读〕
1942年2月，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还不到3个月，香港、泰国和马来西亚已陷入日军的铁蹄下，缅甸、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亦岌岌可危，连印度和澳大利亚也受到威胁。其中，尤以印度次大陆的安全问题更为紧迫。因为当时中国坚持抗战已历五年，国力大耗。若印度落入日军之手，那么，中国战区就会完全处于孤立的隔绝状态，而反法西斯同盟在亚洲的地位也将受到严重打击。而其时，英、印当局与印度最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国大党之间的关系，由于在独立问题上产生分歧而陷入僵局。2月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由昆明飞越“驼峰”抵达印度，他要利用此次出国访问，劝印度国大党和甘地、尼赫鲁暂不要求完全独立，从长计议，应首先参加抗日行列。
蒋介石曾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常务委员尼赫鲁举行了三次会晤，第一次在新德里，碍于那里政治空气，仅听尼赫鲁谈了国大党的斗争情况。后两次均在加尔各答，特别是第二次会晤最有意义，显出了两方的分歧所在。
2月27日，蒋约请尼赫鲁共进晚餐之后开始正式面谈。
蒋介石首先表示赞成国大党非暴力的斗争手段，称这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同时指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成强弩之末，快站不住脚了。”印度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国际同情和普及国内基本教育，其中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尤为重要。”蒋介石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