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告子曾经说过：‘假若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意气。’［我认为］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去求助于意气，是对的；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便不会求助于思想，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思想意志是意气感情的主帅，意气感情是充满体内的力量。思想意志到了哪里，意气感情也就在哪里表现出来。所以我说：“既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也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
“志”、“心”在这种现代汉语的翻译中成为志向、思想意志。不仅是语义内涵的变化，更是思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的转换。意图、精神等现代术语建构的是作为主观世界的呈现。这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区分为前提的现代科学认识论视野中的意义表述。因此，在现代视野中，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成为意图主义诠释的起源。
“刘若愚先简单地介绍了诠释《诗经》以及后来诗歌的儒家释义学传统。他在儒家释义学传统中发觉两个不同的倾向，命名为道德主义和意图主义。第一种倾向道德主义可以以孔子本人为例……孟子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则成为儒家释义学的第二种倾向意图主义的起源。”这种现代认识论视野中的论说表述，作为意图的“心”、“志”失去了在孟子语境中具有的思想性内涵与哲学性视野。“孟子哲学，基本上就是一个以人性为首要关怀的价值思考。”“孟子人性论最大的突破，在于挣脱‘生之谓性’的传统，以及其附带的经验主义的理解模式，建立了‘即心言性’，一种具有先验性的理解形态。这种理解进路，旨在说明人与禽兽迥然有别的道德经验、价值生活，因此，‘心’、‘性’作为孟子人性论中的核心概念，一直被理解为人的道德实践的动力、根源。”
回到孟子思想结构中，明白志与心的关联，尚志“仁义而已”，“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理解心的本源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才能理会以意逆志命题的深层意蕴。“为避免因辞害义，孟子提出以读者之意推测作者之志的阐释方法，要求透过言辞的表层，深入到作者的内心情志，以仁义为归结。”孟子主张以意逆志，其所求的是本心之志、仁义之志，就是四端之心。所以，孟子从《北山》之诗中求出的是孝心，从《小弁》之诗求出的是亲亲。
怎样获得这种心志，孟子提出的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逆志是孟子获取仁义之心的方法，“得之”这种说《诗》的目标与结果，正如孟子所强调的是“自得”。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言君子学问之法”，“得”这种学问目标是以自得的方式实现的。修仁行义，孟子强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求仁之术，孟子注重：“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在孟子的思想结构中，“思”是关键概念。“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思是仁义本心的本质作用，亦即道德本心对其自身的明觉。所以思与不思，不但决定了本心的存亡，而且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有大人、小人的区别。思作为心之官与耳目之官相对，思、意、志等术语共同建构了孟子所论心的特征：“它毋宁指涉着一个能够受形躯方面的影响，也能够遵循其内在理则的决意形的机能（或称之为价值意识），换言之，一个在本质上拥有选择自由、明照价值的心灵。”
心的存在特性决定了求心的途径，孟子提出的方法是知言、养气、尽心、存心。在孟子的思想结构中，心是目标，心又是手段。“儒学自孔孟立教，讲本体（道德哲学中之基本原则）必函着讲工夫，即在工夫中印照本体；讲工夫必预设本体，即在本体中领导工夫。”人称孟子长于《诗》、《书》，而孟子自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诗》，既是养气之为，又是知言之作。
在“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之辩中，孟子提出“持其志，无暴其气”的理解路径，是解决求心问题的方法。从其心性论的思想主题与方法观念出发，其“直养无害”观念与“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相通。正是这种以志为中心的文、辞、志的文本意义结构观念，使得孟子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使得孟子质疑“以辞而已”、“信斯言”的不充分，从而主张以意逆志。所以在孟子思想结构中展开，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就是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
综上所述，孟子的思想主题与方法观念所形成的以意逆志命题形式，其内在意义空间是文、辞、志有机结构论与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这种意义空间是孟子时代的新创，也是后世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开拓的起点。
三、诠释学的汉语元命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考察中西文化关于理解的差异时提出：“十分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缺少一个关于解释（interpretation）过程的术语。”他或许忽视了孟子提出并一直沿用到今天的“以意逆志”这一术语。
以意逆志命题不仅为诠释学提供了一个关于理解与解释过程的汉语术语，还建构了汉语思想中关于理解的核心观念。可以说，以意逆志命题是诠释学的汉语元命题。
所谓元命题，是产生于文化源头、作用于文化根基、决定着文化价值方向具有奠基作用的开创性命题。元命题的特质主要从开创性与影响力两个方面看。从开创性看，以意逆志命题的提出使理解问题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论题。以意逆志命题包括了理解对象与理解方法，显示了明确的方法意识。从影响力看，以意逆志命题具有广泛的诠释效力。其适用文本对象不断从《诗》扩展到其他的经，甚至一般的文本与世界；其使用时间范围从古到今延续，地域界限从中国向东亚、西方扩展。同时，以意逆志命题具有巨大的被诠释空间，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不断召唤不同时代的诠释者；而在不同思想立场上的诠释又使以意逆志命题生发、呈现出新的意义空间。
元命题，既是对以意逆志命题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效应的认识，也是以意逆志命题自身特征的描述。以意逆志命题是具有完整的结构形式、广阔的思想空间，富有汉语文化特色的诠释学核心命题。
孟子的思想主题与方法观念是以意逆志命题提出的可能性前提，也是以意逆志命题含义的结构形式与思想边界。然而，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历史过程中，以意逆志命题摆脱了历史语境的限制，从孟子具体的《诗》学命题转变为普遍性的方法论命题。其从赵岐的不但施于说《诗》，到朱熹的读书之法，再到现代成为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周光庆的中国古典心理解释方法甚至徐复观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历代诠释显示了其方法论意义的提升与扩展。
孟子本意不在探讨文学阐释的规律，而只是将之作为理解《诗经》作品的一种方式，但经过后人不断探讨、总结，“以意逆志”说已经上升为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主要法则。
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开拓的文本有机结构论与以心求心理解路向，是孟子语境中为解读《诗》作为圣人文本的理想法则，具有独断论性质；但在后来诠释者的接受、阐发、运用中上升成为普遍性方法论理论。这种上升过程需要外在的机缘条件，但更离不开命题内在的结构形式与思想空间。
从结构形式上看，以意逆志命题涉及了理解现象的基本要素，是对理解现象的命名。其形式上的完整性使之成为论说理解问题的专用词语。与孔子“告诸往而知来者”等方法命题相比，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更具有形式的完整性。
在“以意逆志”说中，不难发现孟子对文学文本（例如诗）意义接受过程的辩证思考，“以意逆志”说含蓄地指出，文学文本意义的接受是在一个循环往复的辩证过程中完成的。
论者在此强调“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种表达形式的完整性。文—辞—志的层次、意—志的关联、否定—肯定的结构显示了以意逆志命题对理解的过程与目标、要素与结构、难点与关键等等问题层面的揭示。可以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命题形式是《周易》的“见仁见智”，《中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与庄子的“得意以忘言”等观念的整合与回应。以意逆志命题完成了对理解现象的命名，凸现了理解现象的基本要素，使理解问题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论题。
从思想内涵上看，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具有广阔的思想空间。以意逆志命题就是孟子自觉的方法意识的产物，成为他诠释《诗》文本的方法依据。同时孟子处于学术原创的源头，其问题意识超越历史语境；其提出理解方法的问题，命名理解的艺术，设定理解过程与目标，使得以意逆志命题具有广泛的诠释效力，其适用对象不断从《诗》扩展到其他的经以及一般的文本。
更重要的是以意逆志命题具有巨大的被诠释空间。后世赵岐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朱熹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顾镇知人论世之助的以意逆志、叶维廉视域融合的以意逆志等等诠释，共同建构了以意逆志命题的意义空间。
进一步看，以意逆志命题的完整结构形式与广阔思想空间来源于其汉语术语特色、汉语思想特色与汉语学术特色。
首先，“汉字是一种表意性文字。字、词的组合表义，带有很大弹性。孟子所言的：‘以意逆志’，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它又何曾是一种确切，带有绝对界限的表达”。陈述性而非判断性、原则性而非论证性的以意逆志命题，既是一个存在于诗、文、辞、言、意、志与说、害、逆、得等词语自由而灵活的语义场中，生成于孟子论王道、心性主题的论域中的特殊命题；又是一个隐含提出理解问题、显示理解路向，具有启示性、开放性以及被诠释性的普遍性命题。“‘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更被奉为亘古不变的原则，在后来各种主观性、客观性、印象式、实证式的注释中不断得到阐发和深化。”
汉语词语的多义性，汉语命题形式的叙述体特征，使得以意逆志命题言简意赅，文约意丰。孟子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志”、“意”、“世”等，都像古代哲学著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那样，含有丰富的多义性，处于多向联系之中。这表明古人所把握的往往是事物的基本关系，在这些基本关系中包含着产生多种变体的可能。因而这些概念和命题给后人留下了引申发挥的充分余地，在它们的基础上可以产生出更为丰富细密的阐释思想和研究方法。
以意逆志命题是作为基点而不断被诠释的命题，不但因为汉语多义性带来的广阔语义空间，还在于汉语文化确定学术思路与诠释学思想特质所致。“心之言域是中国传统知识的基础域，或者用一句带有本质主义倾向的话，心之言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奠基之域。”“心的上述含义决定了心之域在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地位：它是基础域、核心域；作为人生智慧的大部分古代思想流派，其思想域的整体展开必得以心之言域为核心来内外贯通、推演、设定和勾连。换句话说，不仅心学本身是中国传统知识的重镇，而且心之言域是古代大部分思想流派整个智慧思虑展开的学理所从出。”
因此，不仅在于“‘以意逆志’说只是给文学阅读树立了一个原则性间架，其间许多环节需要弥补，只有补充了具体操作环节后，才能真正落实”。更是因为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是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这个路向的实现，以意逆志作为知识的验证需要心的体认、体证。心的多元性，不同时代问题驱使论者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寻找方法，同时解决不同问题的诠释使以意逆志命题呈现不同的意义层面。
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显示了汉语诠释学思想的独特视域，这种特色在与西方诠释学元命题比较中凸现出来。“众所周知，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在希腊语中hermeneuein有三重含义：（1）表达，（2）解释，（3）翻译。在三种情况中它都意味着‘使某人理解某事’。神与人参与到了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就像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指出的那样，通过hermeneuein神得以了解人的一切，而人亦得以了解神的一切。hermeneuein意味着：将彼岸世界翻译给此岸世界以及相反的过程。”
圣与人相近、神与人相通成为中西诠释学传统的不同观念背景。异于西方诠释学彼岸与此岸的世界建构观念背景，汉语中的以意逆志命题凸现了汉语学术思想的心性论域、伦理视野，开始了不同的诠释格局。在天人合一的立场中，以解决个人问题来解决一切，以解决内在问题来解决一切。内圣外王、成人成圣、内在超越等等主张就是这种学问的成果。以意逆志显示的理解观念就是突破外在世界的隔离，寻求内在的心与心的对应与流动。
以意逆志命题是具有完整的结构形式、开阔的思想空间与汉语文化特色的诠释学元命题。以意逆志的元命题特色决定了对这种命题的揭示有多种方式。一种是追求回到历史语境去重构它作为特殊命题的面貌，一种是从现代立场上建构其思想意义。两者的区分来源于历史还原与现代建构的不同目标指向；学术研究与思想阐释的不同方式。两者的统一，使得我们还可以从被阐释的历史本身揭示元命题的意义结构。因此，本书既审视其被诠释的关键点，又寻找其未被凸现的意义空间。
以意逆志元命题是陈述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内涵的一种有效方式。元命题具有空白，召唤着后来者的参与。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就是留有语义空间、意义空白的元命题，它是多种意义的生成基点，而且这种生成没有完结。
第二节 孟子说《诗》与诗教
孟子为何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命题，建构有机文本观与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一、重建《诗》之伦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文化背景转变带来了《诗》世界价值转换的现实问题与文-事-理分离的时代观念。孟子在文－辞－志框架中以《诗》之志的中心建构，实现《诗》的伦理空间的重建。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争于气力”的时代。在“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的背景中，孟子所面临的《诗》学现实问题就是咸丘蒙式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