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论述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是怎样提出的、为什么提出的，审视在孟子思想背景及其时代知识谱系中以意逆志命题的意义空间、理论价值；并在中国文化诠释传统的语境中关注其影响与效应。
第一节 说《诗》者，以意逆志
所谓以意逆志命题指的是记载于《孟子》文本中一个完整的论断形式：“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言行，是孟子思想观念的主要载体。虽其成书时间、编者身份有诸多说法，但《孟子》是后世接受、理解与研究孟子思想观念的主要文本依据。
一、以意逆志与断章取义
《孟子·万章上》记载了孟子教导万章、咸丘蒙之事。“此篇论万章论孝，盖以明者当明其行，而行莫大于为孝。”其中解答咸丘蒙疑问，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命题。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在《孟子》文本中出现的这个以意逆志命题是孟子反驳咸丘蒙而提出的，而且命题本身包括破与立两个层面的意义结构：一是反对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二是主张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因此，产生以意逆志命题的这种辩驳语境及其命题自身的语义结构，成为后世理解以意逆志命题的关键点。现代论者普遍认为孟子是反对断章取义而提出以意逆志，并把以意逆志作为断章取义的对立面来解释其内涵。
咸丘蒙是断章取义，孟子却就全篇说解。……而在对咸丘蒙的一段话里，更明显地表示了他的主张。“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便是指断章取义而言，他反对那样的说诗。
在这里，孟子通过对两首诗的解读，说明解释诗，不能断章取义，要从诗的整体出发，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作者的本意。
孟子用以纠正“断章取义”、“以辞害志”解释方法的，是立足语境以把握全篇的解释方法和关注诗人而“以意逆志”的解释方法。
朱自清、童庆炳、周光庆等不同研究领域的现代学者，在不同视野中关注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但他们一致认同孟子反对断章取义而提出以意逆志的历史事实。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命题是否是反对断章取义？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来源于断章取义一语的多义性。断章取义在中国古代文论论域中有本义与引申义两种不同语义。首先，断章取义是《诗经》学的专门术语，其本义是指赋《诗》、称《诗》的现象及其方法。“赋诗断章”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
春秋赋诗以断章为主要形式，这种传统的延续下来，在言论中称《诗》、引《诗》也是如此。汉代孔安国《孝经·开宗明义章传》有“断章取义，上下相成”，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有“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被鳞次”。宋朱熹《诗序辨说》：“序之失，……不察其断章取义之意耳。”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凡例》：“此特为断章取义，非谓全诗大旨可以臆断也。”以及顾镇《虞东学诗·诗说》：“断章取义当用之论理论事，不可用以释诗也。”《四库全书总目》称：“又以《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于断章取义之旨。”在这种语境中的使用也是把断章取义作为一种赋《诗》、引《诗》的现象与方式。《孟子》文中也有多处截取《诗》文本中的某一章一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传统“以诗言志”用诗观念的延续。
这种传统语境中的断章取义，使用过程中逐渐引申出一般理解方法层面的含义。在现代语境中，断章取义指的是一种无效、不当的理解方法：“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而只是孤立地取其中一段或一句的意思。”因此，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断章取义”一语有两种不同语义的内涵与语义色彩。断章取义有指赋《诗》、称《诗》的现象及其方式的专门术语含义，又有贬义色彩的孤立截取字句不顾全篇的不当理解方法的普通术语内涵。故而，所谓的孟子反对断章取义而提出以意逆志的说法，就具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含义是孟子反对断章取义的赋《诗》、引《诗》现象而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任务。另一种含义是孟子反对不顾全篇内容只是孤立地取其中一段或一句意思的理解方法，而提出以意逆志的理解方法。上述含义所建构的无论是引《诗》与说《诗》目标的对立，还是片面理解与整体理解方法的矛盾，都是现代论者的现代建构。
当时，在外交、内交等各种不同的场合，引诗的活动相当普遍。但在引诗活动中，人们不尊重诗的原义，用《左传》的话来说，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孟子对这一现象不满意。同时，《诗》所表达的观念与现实也确有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是孟子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解诗的方法提出的背景情况。……在这里，孟子通过对两首诗的解读，说明解释诗，不能断章取义，要从诗的整体出发，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作者的本意。
以片面理解与全篇理解矛盾、引诗（从引《诗》到引用诗句）与解诗（从解《诗》到解说诗歌）对立的观念为出发点，“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命题的辩驳语境与语义结构，在现代论者视野中呈现为反对咸丘蒙也就是反对断章取义的引《诗》、断章取义的理解方式。
整体理解方法与片面理解方式的矛盾，引诗与解诗的对立，这些现代论者自身观念前提成为孟子说《诗》与咸丘蒙引《诗》的对立，也成为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理论主张与言论引《诗》实践的矛盾。
孟子反对断章取义而提出以意逆志的说法是现代论者自身视野的产物。现代论者可以把“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理解为断章取义，也可以把断章取义解释为片面理解。因此，在现代论者自身视野中能够合理有效地诠释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命题，客观上具有反对片面理解的意义，但不能论说在孟子自身观念视野中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反对断章取义。
无论是断章取义的引《诗》现象、引《诗》方法还是断章取义的理解《诗》的方式，孟子都不曾反对。更重要的是在孟子语境中以意逆志与断章取义、说《诗》与引《诗》没有矛盾对立的关系。
首先，断章取义的引诗现象、引诗方法在《孟子》文本中随处可见，《孟子》记载孟子引称《诗》的章句三十多处。孟子提出的说《诗》新论题与已有的引《诗》传统方式没有对立，它们在孟子语境中是一种延续，服务于共同的政教目的。
其次，孟子没有片面理解与整体理解的方式对立，不仅在《孟子》文本中多处凭借《诗经》章句来理解圣人心志，就是理解《北山》之诗孟子也是抓住“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关键句。从现存的《北山》一诗看，孟子与咸丘蒙不同，也不是片面理解与整体理解的不同，而是伦理指向的理解深度差异。《北山》之诗、《云汉》之诗，孟子感受的都是志、心；是其伦理视野中的忧父母之心、忧民之心。
可以说，孟子语境中以意逆志与断章取义没有对立关系；只有在现代语境中，二者才是对立的理解方法。与断章取义对立所建构的以意逆志现代论说问题与阐释空间，不同于孟子本身提出以意逆志命题的论说问题与阐释空间。孟子视野中的以意逆志不是作为断章取义的对立面提出的，以意逆志与断章取义没有矛盾对立的关系。因此，理解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含义不能在作为断章取义对立面的这种现代观念基础上展开，应该回到孟子语境中去。
从《孟子·万章上》的上下文来看，以意逆志命题是服务于伦理主题、运用于辩说语境的一个命题。在主题与语境方面，以意逆志与断章取义是高度一致的。二者的意义生成的具体语境是同质的；其内涵也是相关的，而不是矛盾对立的。
伦理论辩是以意逆志命题生成的具体语境。使以意逆志命题成为可能的，也就是使之成为特殊命题的语境。从《孟子·万章上》的语境看，咸丘蒙提出伦理难题，孟子以以意逆志命题解决。咸丘蒙以《诗》的章句提出普遍原则来衡量舜的特殊事例的方式，提出了伦理问题。孟子既不回答伦理问题，如在《尽心》篇中阐释的舜处理为天子与人子的方式，也不质疑普遍原则的适用性；而是否定咸丘蒙此《诗》句所引出具体意义，并进一步否定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方式而提出以意逆志的方式。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从论辩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孟子没有针对咸丘蒙所问舜的问题，也没有针对咸丘蒙所引《诗》的问题；而是以否定其前提的方式来教导咸丘蒙。从现代视野看，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提出了“说《诗》”的论题不同于传统的断章取义引《诗》论题；可以说孟子偷换概念，有意混淆说《诗》与引《诗》的不同。但从《孟子》的语境看，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服务于在论孝主题中使用《诗》文本。与断章取义相同，孟子解说《诗经·北山》“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也是一种伦理意义建构。断章取义的引《诗》与以意逆志的说《诗》服务于相同的伦理论说主题。
二、以心求心的以意逆志
回到孟子的历史语境是理解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含义的起点，在孟子的思想结构中展开是解释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关键。
关于以意逆志命题含义的现代论说方式常常是以解释“意”、“逆”、“志”等字义的方式实现对以意逆志命题的理解。其常先罗列赵岐、朱熹、吴淇等等论者的解释，最后提出合理的解释。所谓的合理就是论者观念视野中的理，其常常是一种论者自身所认同的后起观念。赵岐、朱熹与吴淇的理解差异，“这正反映出他们的解释学思想的不同，而当代的一些研究者，或阐扬赵、朱的观点，或申论吴氏的见解，实际上也就显示出他们解释学思想的差异”。
孟子（371-289？ B.C.）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第四章），朱子（晦庵，1130-1200）解释孟子“以意逆志”的涵义说：“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朱子的解释受到后儒的批判，德川时代（1600-1868）日本儒者西岛兰溪抨击朱子的解释尤其有力，他说：“心无古今，志在作者，而意在后人，由百世下，迎溯百世曰逆，非谓听彼自至也。”我们可以说，朱子对“以意逆志”的解释近于现代主义的立场，相对而言，西岛兰溪则探取近乎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
朱熹提出：“逆者，等待之谓也。”西岛兰溪认为：“由百世下，迎溯百世曰逆，非谓听彼自至也。”把“逆”解释为等待与迎溯的不同，来源于诠释者不同立场所认同的不同诠释学思想。所谓的词义训诂是在诠释者认同的诠释学观念中生成的。以意逆志命题中意、志、逆等等关键词的多义性，在不同的视野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凸现出不同语义内涵与思想特色。现代诠释者在现代视野中建构孟子命题的论说问题与阐释空间，而忽视孟子本身提出以意逆志命题的论说问题与阐释空间。
在孟子的思想论域中展开是理解以意逆志命题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孟子思想结构是生成以意逆志命题的观念前提，也是以意逆志命题含义的思想历史边界。因此，理解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内在含义，需要突破字词诠释的方式走向思想诠释；更需要突破以现代视野单向循环的思想诠释而走向孟子视野的重建，从而呈现现代视野与孟子命题的双向循环。
在孟子的思想主题与方法观念之中，心性论与学问观是其以意逆志命题生成的观念基础。“从儒家人性论所含蕴的意义来看，一旦在修身、治学方面伸衍展开，就必然会导致‘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之说的产生。”“‘以意逆志’只有在儒家人性论的渗透之下，在孟子‘求放心’与‘推此心’的思想结构中，才可能顺理成章地产生；这是儒家人性论在修身治学方面伸衍的必然结果。”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提出“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矣”，学问在孟子的视野中包括说《诗》、为《诗》在内的人生实践。从人皆有心的立场，针对失却本心的现实，孟子提出求其放心、推广此心的为学之路。心是人禽之别的本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礼智根于心”；心是圣人君子的关键：“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心也是人人可为尧舜的基础：“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因此，在以圣人自居、以道统担当为己任的孟子视野中，心成为学问的对象与目标。
因此，孟子提出的“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命题所追求的“志”、“得”，在孟子语境中就是心的一种呈现。
“志”在传统学术话语中是不必解释与转换的，赵岐、朱熹等人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只是把“志”具体化为《诗》人之志或圣人之志。只有在现代语境中才作为意图、见解、思想、感情的内涵来理解，这种解释使得“志”失去了在孟子语境中所具有的特定语义内涵与思想空间。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回到孟子语境，孟子所论的“志”与作为人的本质的仁义、心相关，这种观念在传统语境中延续，如赵岐注“志，心所念虑也”，朱熹注“志固心之所之”，王夫之论“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而在现代语境中“志”被理解为志向、意志。
王子垫(齐国的王子)问道：“士干什么事？”孟子答道：“士要使自己的志向高尚？”问道：“怎样才算使自己的志向高尚？”答道：“实行仁道和正义罢了，杀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所有，却去拿了过来，是不义，一个人居心应在哪里呢？仁便是；所行之路应在哪里呢？义便是。居心在仁，行事在义，大德之人的工作便齐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