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352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皇觉寺里的小沙弥朱元璋像平常一样在大雄宝殿中打扫整理。
说是小沙弥，其实就是寺院的杂役，整日里打扫庙宇、伺候老和尚。寺院之所以在饥谨遍地、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还招人入院，一来是送朱元璋入院的好心大娘送了礼，二来是寺院需要一个可以用极少量的食物雇佣的干牛马活的奴隶。面黄肌瘦的朱元璋已经在皇觉寺的枯黄灯光下度过了七年的杂役生活。期间，老和尚还封了寺里的粮仓，逼朱元璋等人出去云游乞讨。尚未成年的朱元璋就捧着一只破碗在皖北、豫东一带度过了与野狗争食的三年。
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当杂役过活。汤和朱元璋有一个发小叫汤和。他们俩从小一起在地上爬泥巴，饿极了偷地主家粮食。他就没有朱元璋这样的机遇，进不了寺院，只好去做了土匪强盗。
这天晚上，朱元璋机械地收拾着殿中的摆设，心里一直琢磨着前几日收到的口信。
口信是汤和托人带来的，它不仅打破了朱元璋平静的心情，也破坏了皇觉寺宁静的生活。一个月前，定远人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兵造反，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元朝派彻里不花进剿濠州。彻里不花不敢接战，整日里俘杀无辜百姓，敷衍朝廷邀赏。皖北的百姓就在农民军和元军的拉锯中，饱受折磨，既怕被元军拉去砍头，充当造反者，又担心被起义军威胁着去打仗。人心惶惶。汤和不担心，因为他早就参加了起义军，并担任了小头目（千户）。他想起了朱元璋，就派人来拉发小入伙。汤和说：“速从军，共成大业”。
朱元璋不想造反。
因为朱元璋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传统农民。中国的传统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在他们眼中比天都还大。土地是他们的一切，是一生耕耘的舞台。农耕经济最需要稳定的环境，所以传统农民忍耐、保守、厌恶变动。只要能够维持基本生存，他们就绝不会造反。如果能够偶尔躺在稻草上晒晒太阳，那么生活就非常理想了。因此，尽管小沙弥的生活在后人眼中是难以忍受的，但朱元璋还是相对满意。
但朱元璋又不能在皇觉寺再呆下去了。
中国农民不仅渴望稳固，还自觉的维护故步自封的生活状态。一旦出现异动情况可能威胁到整个群体，其他农民就会自动地将它们扼杀在摇篮中。朱元璋接到的口信很自然在皇觉寺中传开，引起了轩然大波。农民出身的其他和尚谋划着向元朝官府告发朱元璋和起义军勾结，推出异动分子以求自保。朱元璋继续留在寺里，可能有生命危险。
晚年的朱元璋坐在皇位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在那个初春深夜的心情。他曾对大臣们透露当时自己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简单的避祸方法就是逃离皇觉寺。但朱元璋显然又不愿意放弃皇觉寺里相对有保障的生活，对热火沸腾的乱世感到恐惧。
瘦弱的朱元璋围着大殿走了几圈，最后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天天伺候的菩萨。他在佛像前自我占卜，询问去留问题。朱元璋先占留在寺中是否吉利，结果菩萨说不吉利；再占离开寺院是否吉利，占卜的结果还是不吉。去留都不吉利，那怎么办呢？朱元璋更加苦恼了。在七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元璋和二哥一起拖着父母兄妹的尸体去野外埋葬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彷徨无助过。
烛光下，朱元璋围着大殿又走了好几圈，突然停住。一个想法闪电般地划过朱元璋的脑海。这一瞬间，朱元璋的思想完成了破茧而出的巨变。这道火花，吝啬的历史老人在数百年时间里只赐予了几个农民。朱元璋就是那几个幸运儿之一。他牢牢把握住了思维激变的火花：“为什么我就只考虑在皇觉寺的去留问题？”如今的困顿都起源于汤和的口信。为什么要躲避汤和的召唤，为什么只想到逃亡呢？朱元璋的小脑袋沸腾起来，剧大的热量让全身火辣辣地发烫。他决定再做一次占卜，问菩萨：“我能够干一番大事吗？”占卜的结果是大吉……
《明史》只用两个字描述了朱元璋的心态巨变：大喜。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天刚蒙蒙亮，濠州城下来了一个投军的年轻沙弥。他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的背后，一个王朝的新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了。
二
朱元璋作出决定的过程，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无助、坚忍、彷徨和觉醒。他们饱受生活重压，也最讲求秩序、稳定。生活压力迫使他们按部就班地走完人生，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应不应该这样做。古代历史上，农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在计划指引下、平稳地从摇篮走向坟墓。
朱元璋骨子深处始终是个传统农民，即使坐在龙椅上他也还是个农民。在他的思想里，只要人人都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死不相往来，天下就能够太平长安了。明朝建立后，他努力实践自己的观念，建立农民的乌托邦。朱元璋试图将整个明帝国都划入有章可循的、可以控制的范畴之内。明朝时，任何人需要离乡外出百里之外，都需要事先去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方可领取“路引”（类似于现代的“介绍信”）。路引上写明持有人的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和目的地。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
明朝还给官僚阶层规定了最刻薄、最严格的待遇。海瑞之所以自己种菜，让妻子纺织，勉强维持家用并不是他故做清廉，而是朝廷的待遇就只能让一个官员保持这样的生活水平。这一切都源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观念。他认为官府和官吏们的横征暴敛是对农民田园牧歌生活最大威胁和破坏。所以从思想和行动上都站在了官吏的对立面上。
朱元璋非常清楚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大多爆发于统治阶层横征暴敛的时期。广大农民稳定的生活被彻底打破，最低的生活水平都得不到保证，于是才纷纷揭竿而起。只要每天还有一碗稀粥喝，晚上有稻草堆可以躺，没有农民愿意冒险造反。近代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老家有歌谣唱到：“长毛到西兴，债务都零清；长毛到西兴，光棍好成亲”，典型地体现了农民参加起义的目的：免除债务（恢复秩序）和组织家庭（延续秩序）。
历史上很多官员和皇帝都认识到了这一历史规律，但官逼民反的现象却一再重演。历朝历代到了晚期都会陷入官场贪腐的深渊。例如元朝末期，下级官员去见上级官员要送“拜见钱”，当官的没事向下面要钱称“撒花钱”；逢年过节，官场上要送“追节钱”；长官生日，官吏们要凑“生日钱”；去衙门办事，先递一份“常例钱”，迎来送往要有“人情钱”，调查提讼要有“赍发钱”，打起官司来要交“公事钱”。官员们将会捞钱的官员称为“得手”，将富庶的地区叫做“好地分”，将肥缺成为“好窠窟”，不一而足。整个晚元官场就似一个大市场。
明朝迁都后，南京依然保持着完整的中央官制。天高皇帝远，数以千计的官员在故都作威作福起来。有家店铺老板得到一根上好的柏桐，怕被当官的知道强买豪夺走，就连夜做成房梁，造成既成现实。巡城御史知道后，二话没说，带着人扒了店铺的房子，抽走柏桐，扬长而去。明朝后期官员之间盛行刻书，传世的明朝后期的刻本远远多于其他各个朝代。官员们刻书不是为了保存古代文化，也不是为了附庸文雅，而是用来行贿。他们以刻书送书为名，在其中夹藏金银珠宝，行贿受贿非常隐蔽。同时，送书赏书也为官员之间相互勾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我们会发现多数明朝刻本的质量都不太好，少数刻本可以用粗制滥造来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