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写作的艺术，也是阅读的艺术。小说写作是期待读者应答的呼唤，而小说阅读则是对作者呼唤的应答。读者拿到一部作品的同时，就意味着同时面对它的作者，无论这个作者是已经去世两千多年的司马迁，还是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马尔克斯。即便面对的是一个佚名的小说作者，读者也可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解读他的精神密码，研究他的道德风度和人格状况，从而最终在文化的意义上，重构和还原他的形象。
然而，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和读者反应理论，似乎都在鼓励一种任性的阅读方法。非伦理化理念下的“去作者化”倾向，使贬低作者作用、解构作者形象，成了一种无节制的游戏。结果，正像布斯在一篇文章中所感叹的那样：“在这一令人感到震惊的提高读者、贬抑作者的运动中，不少批评家走极端，包括像Stanley Fishi那样的才华横溢的学者。”而最极端、影响最大的例子，恐怕非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特的怀疑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莫属了。
福柯接受尼采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傲慢而消极的态度，并根据他的“上帝跟人都得死”的断言，宣布“作者已经消失”。他倾向于把作品跟作者分离开来。他认为，“必须剥夺主体（及类似主体）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讲述的复杂而可变的功能体来分析。”总之，作者只是一个飘忽不定的“移动点”，并不具备可靠的真实性，所以，追问一部作品是谁写的，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福柯的取消作者的主体地位的美学思想，与法国当时的文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就在福柯发表《什么是作者？》的前一年，即1968年，罗兰·巴特就已经发布了《作者之死》的文章，就已经宣布了“作者”在小说中的无用和“死亡”。
在二十世纪的小说理论家中，罗兰·巴特的理论无疑是最有解构激情的，但也是最具颠覆性和破坏性的；不仅是一种极为怪异的理论主张，而且产生了写作实践上的影响力。巴特的理论对包括中国的“先锋文学”在内的世界范围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鼓励了写作上的实验勇气，培养了作家探索新的叙事方法的兴趣，但是，它也助长了那种任性的将伦理性的“人性化叙事”降低为僵硬的“物化叙事”的消极倾向。
巴特的写作理论的问题和特点，典型地表现在他的“写作”理念和“作者”理论上。他对传统的写作方法极度不满，便在《写作的零度》里构想了一种性质特别、形态特殊的写作：“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它具有沉默的、透明的、中性的性质，显示出的是一种“不在”的风格和“惰性”的状态。他对瞬间的感受、“心理震动”和“展望性的幻想”非常迷醉，所以，他喜欢日本的俳句，认为“应该探索一门关于虚空的诗学”。文体之间的淆乱和纠缠，是巴特写作理论的一个致命问题。像苏珊·朗格一样，他研究的是小说，谈论的却是诗，并用诗的“魔床”来切割小说。他把诗的“单纯性”当做一种“真正的美学原则”，当做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写作应该追求的境界，“必须遵从清晰的事实：一切内容都是按直接意义来读解的；因此‘单纯性’要求着、将要求着人们尽可能在直意上进行写作”。
显然，巴特的这种性质绝对的“零度的写作”理论表现出明显的主观预设性，具有不切实际的独断论色彩。在《作者之死》一文中，他重新界定了写作，并断然地宣布了作者的无用和死亡：“情况大概总是这样：一件事一经叙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他指责“古典批评”完全无视读者，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把读者置于作者之上，而且将他们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在这里，写作不再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而是读者独自的狂欢；在这里，“言语活动”脱离了“作者”和“自我”，“出色地表现”着自己，就像锄头不是因为劳动者的使用而成为工具，而是自己摆脱了被动的客体性而成为具有主体性资格的劳动者一样；在这里，读者不再“受骗”，不再被“扼杀”，并因为作者的“死亡”而得以“诞生”。
巴特鼓励读者成为阅读领域的叛逆者。在他看来，读者不能满足于做文本的阅读者，也不能满足于按照传统的最基本的方式来阅读，而是要僭越作者的地位，要取代作者成为他的作品的新作者，而作者也要放弃那些古老的写作规约，要写一种给读者留下空间的作品，要能让读者在这个空间里感受更多的快乐。他称“一切能引人阅读之文为古典之文”，而现代之文则是“引人写作之文”，为此，他创造了“可读文本”（text-lecture）和“可写文本”（lescriptible）两个概念：前者“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后者则“令读者作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巴特取消写作与阅读的界线，固然是一种新鲜的先锋理念，但是，他的“去作者化”理论，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一是助长了读者在阅读领域的自以为是的傲慢和任性，一是在削弱作者权威的同时减弱了他们的责任心——反正读者自己还要接着“写作”的，作者无妨写得随意、恣纵一些。
总之，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无论是福柯的“作者”理论，还是巴特的写作理念，都缺乏充分的现实感与合理性，都无助于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构起积极的伦理关系——既无助于作者的写作实践，也无助于读者的阅读。尤其是巴特的小说理论，更是典型地表征着当代小说和当代写作的危机。事实上，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所表达的小说观和写作理念，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尖锐的质疑。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法国学院派的领袖人物雷蒙·皮卡尔就在一篇题为《新式批评还是新式欺诈？》的文章中，对巴特的写作风格研究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巴特的写作理论是一种“荒谬的学说”：“在这部作品里，人们看不到科学思想的基本准则，甚至是非常浅显的思想，几乎每一页都有急剧发展的系统化的迷失，以偏代全，以点带面，把假设当论断，非矛盾的原则受到讥讽，本末倒置。”针对包括巴特在内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否定作者的倾向，英国哲学家乔治·弗兰克尔这样批评道：“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者们似乎从不提及坚持某些观点、表现出某种个性、发展其自己思想的作家，而是通过一味地提及文本而将作者去个性化。作者之死是一个便利的办法用以对付可能遇到的有意义的交流；也不用区分什么是实质性的，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暗中破坏一个文本中可能包含的思想。解构主义者破坏意义的另一个杀手锏不是经常重复这一条：所有的文本都存在自相矛盾，因而文本自行解构。”德国学者M·弗莱泽也拒绝接受巴特的“反作者”倾向，认为“应当借助于‘责任性’这一术语，来恢复作为核心的作者之地位，艺术的涵义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结晶的。根据B·H·托波罗夫的见解，没有作者形象（不论这一形象被多么深深地隐藏），文本就会成为‘彻头彻尾机械的’，或是被降格为‘偶然性的游戏’，而那种游戏在本质上同艺术是格格不入的。”林赛·沃特斯则这样批评罗兰·巴特的自动的、物化的“零度写作”：“对作者的本质特征的探求已经迷失了方向，把作者与主体区分开来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也都迷失了方向。”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则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批评了巴特“阅读行为”的本质：作为一个“法国享乐主义者”，巴特呈献给我们的，“是私人的、脱离社会的、基本上是混乱的经验”。阅读领域的傲慢和僭越必将造成“根本性的孤独”，也必将导致读者与作者之间正常的伦理关系的断裂。
我们应该与二十世纪的以夸张的方式否定作者的“主体”地位的“后结构主义”告别了。我们要放弃那种把一切都当做不确定的“结构”的态度。我们必须把那些不该丢弃的东西再捡回来，例如，对作者的最起码的尊敬和信任，例如阅读作品时的谦虚、真诚、朴实的伦理态度。
[ 作者系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