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成立后，迫切需要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扩大共产主义影响。为此，马克思对《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积极进行争取工作。这家在布鲁塞尔每周出版两次的德文报纸，创刊于1847年元旦。创办人是流亡比利时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泰德。报纸创办之初，思想政治倾向十分复杂，各派政治流亡者都在报上发表文章，荒诞无稽的观点屡见不鲜。3月份以后，威廉·沃尔夫开始在报上发表论文，马克思的拥护者对报纸的影响逐渐扩大。1847年8月，报纸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变，伯恩施泰德为了争取马克思等著名理论家经常为报纸撰稿，提高报纸的质量和影响，避免经济上破产，同意在编辑方针上适应共产主义宣传的要求。1847年8月8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海尔维格：《布鲁塞尔报》“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恩施泰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些”[1]。此后，报纸的编辑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马克思的拥护者手中，成了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1848年元旦，沃尔夫在新年庆祝会上明确提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现在是充分表达无产阶级的观点、愿望、要求和期待的唯一的机关报。
从1848年9月起，马克思经常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宣传共产主义原理和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任务和策略。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马克思针对当时一家保守日报《莱茵观察家》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宣传所谓德国反对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王权和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谬论，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反动政府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们决不会与政府联合，而是要推翻政府和国王的统治。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唯心的就是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在历史上，英、法等国的封建国王，在面临着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时，都曾经假惺惺地宣称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呼吁人民起来保卫反动统治制度。但结果是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都被人民送上了断头台。这就是国王呼吁自己人民的结果。
在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不应该站在王权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而应该联合资产阶级反对王权。无产阶级当然非常了解，资产阶级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决不会对人民表示同情。但问题在于，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能够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有利条件。实践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装，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2]因此，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谴责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表现，这与反动政府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根本不同。无产阶级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不坚定和妥协态度，而支持他们一切反封建的民主要求，“无产阶级谴责议会，是因为它执行防御策略，没有转入进攻，没有大踏步地前进。他们谴责它不够坚决，没有给无产阶级提供参加运动的机会。……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3]。
反动统治阶级竭力用基督教来麻痹人民，说什么基督教可以使“人与人之间最大可能地团结和联系”，企图以此反对共产主义的传播。马克思对基督教的假仁假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就是为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作辩护。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写道：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它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4]
马克思不仅要反对封建反动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而且还要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歪曲共产主义的谬论进行论战。1847年秋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发表文章，以一切非共产主义者的代表自居，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随心所欲的歪曲和诬蔑，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毫无根据的责难，说什么共产主义者“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公开同反动派联合起来”、“常常堕落为卑鄙的虚伪的阴谋家”等。这就使得恩格斯不得不对他进行批驳。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发表后，海因岑词穷力竭，但却不甘心失败，又发表了《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对恩格斯进行反扑。这时恩格斯已离开布鲁塞尔，马克思便起而应战，于10月底发表了《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马克思指出，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击退海因岑对恩格斯的进攻。因为海因岑的文章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忽视问题的本质，把一知半解当做科学，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根本不值得回答。但海因岑的宣言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混乱不堪，提供了批判的材料。马克思利用这个便利的机会，在批判海因岑时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海因岑认为，政治权力造成了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却相当流行，具有一定代表性。马克思指出：财产上的不平等不是由政治权力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是由一定的物质条件，例如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造成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政治权力的性质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资产阶级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必须具备充分成熟的物质条件，同样的，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必须具备充分成熟的物质条件。要建立新社会，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这是不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政治上层建筑对财产关系也有密切关系。当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孔隙中逐渐成熟壮大，旧的政治外壳就成了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加以撑破。资产阶级消灭王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权力，目的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5]
海因岑把解决社会问题仅仅归结为消灭君主制，实行共和制。他把君主和君主制看做一切灾难和贫困的祸首，认为只要消灭君主制，德国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论调看起来好像很激进，但却是错误的。德国的君主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曾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曾保护工商业，鼓励资产阶级的发展。由于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君主制这个政治外壳与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已发生尖锐的矛盾，到处成了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德国人民的迫切任务。但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决不意味着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指出，财产不平等这样的社会问题，表现形式极不相同。对资产阶级来说，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就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对无产阶级来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后，社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尖锐。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英国和北美的情况就是这样。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愈发达，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就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就愈具备资产阶级性质，那末社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又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6]。要消灭财产的不平等，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
尽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但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的胜利可以加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工人们清楚地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是不能够通过保存封建财产关系来实现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革命都是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这就是他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但是他们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他们必须与资产阶级继续进行斗争。
马克思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上述论文，观点鲜明，说理透彻，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前的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当时革命运动中的策略，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1]马克思：《致格·海尔维格》（1847年9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92页。
[2]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1847年9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0页。
[3]同上书，第215页。
[4]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1847年9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
[5]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1页。
[6]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5页。
九、《雇佣劳动与资本》
马克思认为，对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为此，他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成立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参加协会的主要是流亡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大约有一百人。威廉·沃尔夫当选为书记。协会成立图书馆，进行政治问题的讨论，开办各种专题讲座。会员每周集会两次，星期三晚上讨论有关无产阶级利益的重大问题，星期日晚则由沃尔夫作时事报告。这种由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的工人群众团体，是扩大同盟影响，对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后来马克思回忆道：“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可以把协会用作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员来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1]
从12月下旬开始，马克思在协会作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这部后来以《雇佣劳动与资本》闻名于世的著作，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揭示了“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提供了锐利武器。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生产活动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与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相互之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和联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
无产阶级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工资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