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著名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克利盖不去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而大谈其“爱”和“克制”，把爱的理论捧到最高点，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点更高了。但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爱，只有具体的爱，实现共产主义决不是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无产阶级不应附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克利盖不去研究运动的内容，竟然用一些流行的社会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它的改良性质，把这个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说成是“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4]
克利盖美化小私有制的幻想，也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他们指出：以后只要把每一个人都变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私有者，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人类就将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纯粹的幻想。在私有制条件下，小生产者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企图用一道法令来禁止财产集中和工业发展，维护土地私有制，是根本办不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揭穿了克利盖改良方案的阶级实质，指出主张使每个公民都成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这决不是共产主义工人的愿望，而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师傅和农民”的愿望。但是，“这种梦想就像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5]
像魏特林一样，克利盖还力图把共产主义与宗教结合起来。他关于爱的高谈阔论和对利己主义的攻击，完全浸透了宗教的思想。虽然克利盖在欧洲经常冒充无神论者，但他到美洲之后，却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在他的报纸上，经常充满了什么“共产主义者最隐秘的宗教”、“神圣的渴望”、“舍己为人的决心”、“急速传播的福音”、“永恒救世”等胡言乱语，说什么共产主义斗争的目的是“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共产主义涂上宗教的色彩，这是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共产主义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行动，但克利盖的新宗教却宣扬“自卑自贱”；共产主义要求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但克利盖从宗教观点出发，使一切实际问题都变成“全人类”、“人道”、“人类”等虚幻的语句；共产主义要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而克利盖的新宗教却说共产主义不是“破坏”，而是要实现现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资产者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幻想；共产主义要与一切旧观念旧传统决裂，而克利盖的新宗教却要求建立一种永恒的、无处不在的共性精神。“由此可见，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6]
马克思、恩格斯把《反克利盖的通告》印成许多单行本，分发给与布鲁塞尔委员会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也寄一份给克利盖，责成他必须在自己的报纸上全文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对于揭露克利盖在美国活动的实质，粉碎他所宣扬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起了决定的作用。
克利盖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以后，并没有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措施。他在被迫发表《通告》的同时，又发表了几篇冗长的文章，为自己的措施辩护，企图以此抵消《通告》的影响。
为了彻底驳斥克利盖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对他作进一步的批判。1846年10月，恩格斯在巴黎看到克利盖的答辩文章后，立即写信对马克思说：“这样的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我……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7]不久，马克思起草了反对克利盖的第二篇通告，可惜这篇文章至今未找到。
《反克利盖的通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克利盖所宣传的“爱”的说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报纸被迫停止出版；他在自己拥护者中的威信也大大下降。
[1]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页。
[3]同上书，第3页。
[4]同上书，第1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页。
[6]同上书，第14页。
[7]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7-68页。
六、改组正义者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通过批判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团结和教育一批工人运动活动家，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正义者同盟，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部分。
正义者同盟原是侨居法国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组织，1836年成立于巴黎。同盟的前身是1834年在巴黎成立的德国侨民秘密组织流亡者同盟。后来流亡者同盟内部发生分裂，其中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成员，主要是手工业工人，成立了正义者同盟。同盟的指导思想是魏特林和卡贝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它的宣言写道：“我们希望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希望无论什么人生活得都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希望大家共同承受社会的重负、苦难、欢乐、喜悦……为此目的，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同盟企图用密谋的策略和发动少数人起义的手段来达到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与当时法国各秘密团体，主要是与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有密切联系，实际上是四季社的德国人分部。1838年5月，同盟参加四季社在巴黎发动的起义。起义失败后，许多盟员和领导人逃亡到英国。40年代初，同盟领导人沙佩尔和鲍威尔到了伦敦，恢复了同盟组织。从此，伦敦成了同盟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和同盟的活动中心。
自从活动中心从巴黎转到伦敦后，同盟内部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摆脱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的统治，逐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促使同盟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同盟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自己的著作，通过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活动，通过与同盟领导人和部分盟员的选择接触，对同盟内部的思想观点发生重大影响。40年后，恩格斯回忆道：那时，“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1]。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的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两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必须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眼前发生的革命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第二，同英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当时英国是世界工厂，英国有着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其阶级觉悟、组织性和斗争性都远远超过欧洲大陆各国。同盟活动中心转到英国后，通过恩格斯与英国宪章运动建立了联系，参加英国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从而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这对于克服手工业者的狭隘性的宗派习气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各国先进工人对同盟的影响。自从同盟中心由巴黎转到伦敦以后，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具有国际性。参加同盟活动的，除了德国人外，还有瑞士人、斯堪的那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俄国人等。各国先进工人参加同盟的活动，给同盟增添了新的血液。
第四，革命实践的教育。1839年巴黎起义失败后，许多盟员从斗争实践中，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和宗派的、密谋的活动方式，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取得革命胜利的。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彻底抛弃空想的理论和密谋的活动方式。
因此，同盟领导者和部分盟员逐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说，当时同盟的许多领导人“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措施，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2]。
自从同盟中心转到伦敦以后，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成了同盟领导者，他们在改组同盟的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卡尔·沙佩尔（1818-1870）毕业于吉森大学林学系，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1839年参加巴黎起义以后流亡伦敦，成了正义者同盟主要领导人。40年代中叶，他逐渐摆脱魏特林平均社会主义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恩格斯在伦敦与他初次会见后，对他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举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3]
约瑟夫·莫尔（1813-1849）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836年在巴黎参加正义者同盟，1839年参加巴黎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40年代中叶，他结识了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在改组正义者同盟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谈到莫尔时，十分赞扬地说：“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4]1849年，莫尔参加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亨利希·鲍威尔是一个制鞋工人，他活泼、机警而果断。早在40年代中叶，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影响，认为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改组正义者同盟中，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