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马克思、恩格斯：《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9页。
[22]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67页。
四、批判蒲鲁东新救世主社会主义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出身于法国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先后当过旅馆佣工和排字工人，开过小印刷所。1840年出版《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地主和资本家以地租和利息等形式夺去劳动者一部分产品，这是一种盗窃行为。他说：“能够造成所有权的，既不是劳动，又不是占有，也不是法律”，“所有权就是盗窃”！[1]他坚决要求消灭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认为“如果它存在，社会就将自趋消亡”[2]。由于这部著作“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是真诚”[3]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社会上发生较大的影响。但这时蒲鲁东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所有权。他不是从生产关系，而是从法权关系研究所有权问题，根本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核心。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4]。
1846年，蒲鲁东出版《贫困的哲学》，试图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由于他完全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因而不仅不能科学地了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反而歪曲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在《贫困的哲学》和其他论著中，蒲鲁东宣扬了许多错误理论：
第一，反对工业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蒲鲁东认为，“公平”是各社会衡量一切事物的共同标准，是“各社会中统治的、有机的、最高主权的、支配着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摧毁了小私有制，财产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就违背了“公平”的原则。为了维护“公平”原则，他反对工业革命，反对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企图使社会倒退到旧日落后的手工劳动状态。至于这样做会使社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处境，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在蒲鲁东看来，只要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并使“永恒的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蒲鲁东的信条是：只要公平得胜，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切真能实现，世界是要消亡的”[5]。
第二，幻想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私有者。
蒲鲁东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反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把小私有制当做自己的最高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平等。前者是强者剥削弱者，后者是弱者剥削强者；前者具有压迫性和反社会性，后者则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前者通过专制主义侵犯自由意志，后者则“压制智力和感情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用相等的美好生活来酬报劳动和懒惰、才干和愚蠢，甚至邪恶和德行”。[6]他幻想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综合起来，建立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在那个社会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用来供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这样，“大人和小人、智者和蠢者、富人和穷人就可以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友谊中团结起来”[7]。其实，这种社会制度不过是被理想化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蒲鲁东的目的无非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8]。
第三，企图通过“无息贷款”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蒲鲁东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他把货币看做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根源，把借贷关系看做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剥削形式，把利息看做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剥削收入。他认为，由于存在货币，便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所有者贷款给借债的人，通过收取利息对他进行剥削。借债的人如果是资本家，就会把利息和工资加在一起，形成商品的价值，所以劳动者要买回他自己生产的东西，乃是不可能的。自食其力这样一个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一个矛盾。从这种错误理论出发，他主张用无息贷款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按照他的设想，劳动者集资成立的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帮助他们开设小作坊，成为小业主；人民银行还用劳动证券收购劳动者的产品，劳动者用这种证券可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实现“永恒的公平”。但这是荒谬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蒲鲁东“想把生息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说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9]。蒲鲁东的整个银行制度和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10]。
第四，对无产阶级革命采取敌视态度。
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蒲鲁东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却坚决反对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资本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改良。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为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据我看来，用温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他主张革命应该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为了胜利不应该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在这里，他表现出与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对立的态度。
第五，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
蒲鲁东不仅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他说，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因为工资就是粮食等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消费需求的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因此，他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工人们决不是依靠类似的收入就可以致富，更不会借此获得那比财富更宝贵万倍的东西：自由。工人们受到几家处理事情轻率的报纸的支持，要求提高工资，其实这样做法为垄断企业服务的成分要比为他们自己真正的利益服务的成分来得更多。”[11]
蒲鲁东还反对工人组织工会，用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他认为，工人们没有结社权。如果工人组织工会进行罢工，这就违背了社会道德准则。他说：“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12]蒲鲁东的观点，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对于正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起着涣散的作用。
由此可见，蒲鲁东所宣扬的东西“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尝试”[13]，“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14]，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是争取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19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马克思就进行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派别在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发生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十年。
当马克思1843-1845年在巴黎居住期间，曾经与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马克思帮助他学习黑格尔哲学。那时蒲鲁东刚刚发表了几部著作，获得了一些赞扬。他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15]。马克思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常常是整夜的争论，希望他能够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1846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年5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以法国社会主义代表的身份与布鲁塞尔委员会保持联系，讨论理论问题，交流工人运动进展情况。蒲鲁东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反对采取革命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不久，蒲鲁东在巴黎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2卷。1846年9月，恩格斯把蒲鲁东这本著作的内容写信告诉马克思，并且指出，蒲鲁东关于改造社会的“宏伟计划”，“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16]马克思读完这部著作后认为它是一部坏书，并且很快写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对蒲鲁东理论和策略进行严肃的批判，指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救世主”拯救资产阶级的最终尝试。
[1]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38页。
[2]同上书，第8页。
[3]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
[4]同上。
[5]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页。
[6]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273页。
[7]同上书，第298页。
[8]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页。
[9]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页。
[10]《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1848年8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8页。
[11]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23页。
[12]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4页。
[13]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页。
[1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9页。
[15]恩格斯：《蒲鲁东》（1848年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
[16]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页。
五、《反克利盖的通告》
1846年5月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举行特殊会议，讨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著名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重要活动。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于1845年秋天离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的欧洲到美国，以德国共产主义者代表的身份大肆活动。1846年1月，克利盖在美国发行《人民论坛报》，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仅在该报第13号中，他就宣扬了35种爱的表现，鼓吹在“大地上建设起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使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垮台而让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他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仅仅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1]
与此同时，克利盖还与“青年美国”进行联系，成立社会改革协会，主张废除地租，实行小土地私有制。他把“美国民族改良派”这个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他看来，只要废除地租，分给每个公民一小块“不可让渡”的耕地，“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共产主义就会到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