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安遇诗歌
赵思运
估量一个诗人，最首要的一点就是语言问题。我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诗人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诗写经历的积淀之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感觉。最初接触安遇诗歌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刚刚冒出的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看到介绍说他生于1949年，我不禁大吃一惊：他的语言状态富有的轻捷而飘逸、透彻而淡定的质地，迥异于四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群。这，无疑成为确立他成功的首要因素。
一般来说，共和国以前出生的诗人，其人生经历的太多的腥风血雨和历史变故，会深深地浸润到他的诗写之中，浸淫到他的语言内核，在处理诗歌语言和内心体验的关系的时候，往往会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性。这是因为，那一代人对于语言的核心观念是——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言是表达情感的工具。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诗写意识。由于语言处于诗写的工具位置，那又是一个强调思想内容大于艺术形式的时代，特别强调语言的意识形态象征功能，这就更加剧了诗歌语言内在的紧张性。
而安遇的诗歌语言却在穿越了六十年历史风云的浸淫中实现了复活，呈现出“反季写作”的语言状态，着实令人注意。他在《今天我要带着一个句子出门》里写道：“我要带着一个句子走近，听句子发出声来/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我要像一个句子那样，在弱弱的问候中，活过来”。在他的诗中，语言获得了主体性，每一个词语和句子都具有生命，都能够“发出声来”，诗人正是在与这种活的语言的相遇中，获得了自身的生命。诗歌语言不再是被操控的工具，而是与诗人生命同构的载体。
在《元写作，贾岛治下：七个诗人和一个批评家》（胡亮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2月版）中，安遇作为首发队员列在第一单元，奉献了《“稗史活页”的三十六个抽样》，虽然部分诗作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诗歌语言的工具性质，还带有表情达意时语言的紧张性，但是，他已经完全打破了他们那个年龄段诗歌的思维定势，打破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定势，诗歌的工具性已经完全消失，从而回到诗歌自身，语言的主体意识与生命感已经呼之欲出。“稗史活页”已经清晰地呈现了他对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的解体意图，开始回到民间与个人的生存与思维。《一个南瓜，就是一个铜矿》《突然的唢呐声》《父亲》，以及组诗《对面那个人》《私人地理》，规避了宏大的意识形态话语，语言朴素，意象清舒，语言的质地与人生体验的淡定，形成了最大程度的同构，消弭了语言与内容之间二元对立的紧张性。这一特色在《私人地理》中的《望五里》体现最充分：
出小镇场口，就是水磨河，过高家桥
上左边小路，翻坡就是罗家湾了
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域名：望五里
在一条土公路的延长线上，移动着一个人影
那个人走得太慢了，慢得像我的祖辈，我的父母
在望五里走完一生，最后也是这样，缓慢的，渺小的
那个人走得真慢啊，慢得像我，永远在回家路上
移一步，已是百年
慢得像春天的风，像久远的颂词和谎言
在大地吹拂
到了《元写作，差异之美：对蓬溪诗群的再考察》（胡亮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10月版）里，安遇的《诗二十首》呈现出令人讶异的变化。这些诗篇非常整齐，纯然、浑朴、澄澈、淡定，这既是语言的魅力，也是人生况味的沉积，二者完美地融为一体，早期诗作中残存的渣滓已经荡然洗尽。《不知道是秋天了》《这是春天》《那就是桃花呀》《那时》《速度》《我像一架牛车》《下午茶》《一个人在树下》等，都是成熟之作。古典与现代、内容与形式、语言与体验，这些辩证的概念，你都不需要再去搞什么辩证了，它们浑然一体地呈现出“生长的、活动的、新鲜的、干净的”诗歌品质。《那时》和《一个人在树下》，一个诗思发散，一个诗思内敛，但都抵达了同样的高度。我们先看《那时》（2008.6）：
有大柏树，乌桕，皂角，夜合欢
有阴地，有刻着先妣先考的石头
有深草，野兔子，黄鼠狼，菜花蛇
有石板路，灌木，紫藤，马蜂窝
有打扫得干净的院子
有卧牛
有寺庙，有小妇人上山烧香
僧人下山化缘，他侧着身子
从她身边走过
有布谷鸟，叫一声
女人就起床了
叫一声，男人就出门了
有花轿，有迎亲小乐队
有红盖头，大朵朵花衣裳，花被子
邻家有女，十六七岁就嫁人了
有艾叶，菖蒲，雄黄酒
回家来的小姨妈有病，夜里盗汗
土墙上有竹子影子
空气有淡淡的中药味
天黑了怕鬼
他们在月亮坝里说故事
把小孩子吓着了
把自己也吓着了
有宁静
在花朵和黑夜的骨殖里
诗歌犹如一系列电影镜头，聚焦到“那时”，一段远古气息的时光。先是用“摇”的手法，环视全景，然后镜头前推至“小院”、“卧牛”，近景、特写，渐渐现出人与物。整首诗好像一个节奏舒缓的长镜头，呈现了从早到晚一天的生命形态，然而不事渲染地泄露出一生的底色。“那时”一词，富有距离感，而诗境却是非常质实、逼真的，营造出的诗意是现场感的，远镜头何以获得如此质实的效果？乃诗人的心灵近也。读这样的诗歌，我们浮躁的生存会沉静下来，在诗中找寻我们灵魂的寄居地。
如果说《那时》是对灵魂的远古形态实施的一次长距离生命辐射的话，那么，《一个人在树下》（2008.10.29）则是内敛的生命聚焦。
一个人在树下
坐着
两手空空
抱着
目光在远处
寸寸脱落
远山
河谷
村寨
草坪
纷繁的花
及至久远的事
亲近的人
在他的内心转暗
收紧
及至黑色的隐语
一块石头
在边上
坐着
抱着
比他把自己抱得更紧
这是21世纪诞生的一块“石头记”，是喧嚣时代的一次灵魂的反刍与自我触摸。他内心的“远山、河谷、村寨、草坪、纷繁的花、久远的事”，反衬出这个时代“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灵魂境遇，以及这种境遇下“内心转暗、收紧”的悲剧，“一块石头/在边上坐着/抱着/比他把自己抱得更紧”，被收紧的孤独之心昭然于诗。诗境完全是古典的，诗思却是现代的。
读安遇的诗，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把自己的灵魂放低并且安妥的力量，这便是他的人生历练和文字历练的结果。他没有把语言放在历史的熔炉里蒸发得呈现出喧嚣与狰狞的面目，而是对宏大的历史抒情进行疏离，告别意识形态话语方式，谦卑地向“稗史”致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探触。他在“稗史”中唤醒的诗歌语言，才是真正的“生长的、活动的、新鲜的、干净的”
（《今天我要带着一个句子出门》）。他的生命与他的诗歌语言，都因自为状态而获得了同构。这才是人生体验所应该抵达的境界，因为他的语言融入了生命，或者说，他的生命融入了语言。
2010年7月21日
（原载《诗探索》2011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