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遇诗歌解读
胡志国
“充实之谓美”对于眼下的诗歌写作别具意义。在纯粹形式化和形而上的天空很美地飞了几圈之后，诗人们最终承认，还是及物写作更有持久的魅力。自从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以来，诗人们对古诗和新诗传统中处理“词”与“物”关系的方法进行了大肆颠覆，以“反修辞、反文化、反意象”为口号，主张“诗到语言为止”，试图建立起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世界。这本是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本体意识的觉醒，呵护语言，强调诗歌语言相对于现实的独立性，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向诗歌的渗透，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理应得到弘扬。然而，不少诗人却走得太远，过于强调语言的自足性，“对语言过度沉溺或确切说是玩弄语言”，最终诗歌写作“沦为一种自戕、自泄、自恋的白日梦行为”（霍俊明《反观与诉求:
当代汉诗的语言向度》）。及物写作，或曰现实写作，非但没有被不及物写作淘汰，而且在不及物写作式微之日依然笑傲春风。于是，当一部分诗人还在为纯粹语言写作苦苦挣扎时，另一些人已经开始了向及物写作的回归。尽管对如何及物见仁见智，但作为一个原则，诗歌创作需关心现实，情感应有所依附，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川的安遇是颇为明智的，他一直坚持了及物写作的路向，未曾在语言转向的潮流中迷失自我。
安遇诗歌的及物性在于对川中乡村世态人情的明确指向。凡在此间生活过的人，阅读他的诗歌，心中总会生起些许感动，觉得他笔下的人物就是自己的街坊邻居，或是自己才从他写的某某小镇回来，如《望五里》《小雪》《紫色口红》等，记录的都是我们熟悉的平凡人，平凡事。看看《河边场》：“以水为邻，到后坡的土地庙烧炷香/就是一次登高了//他们一生在低处行走/总是在寻找支点晾晒鞋子和思想/互相指责，讨论生活//再往上走，再往上走/他们有时会在一个酒杯的高度叫喊，流泪/
团结得像兄弟，看见失散的兄弟”。虽然只有短短几行，但小镇格局的拥塞，生活的琐碎，以及蕴藏其中的原始生命的活力，都触手可及。又如《昝大侠》，初看主人公大侠之名，我们肃然起敬，接下来却发现他只是个耽于幻想的武侠小说爱好者，非但没有大侠的豪气和勇武，甚至连个人尊严都无法维护。他只有早晨五点钟醒来躺在床上的片刻才属于他自己，其余时候都属于“爱人和不爱的人”，“要是今天有了仇人/那时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昝大侠/就真他妈昝大侠了”（《昝大侠》）。在轻松调侃的笔调中，流露的是对弱者的同情。
安遇总是乐于写作此类充满地域色彩和乡民气息的作品，“一千个悟空/也翻不过一个人的手心//我熟悉我的左手/一条小路/一个小地名/我走不出去的小地理”（《小地理》）。在他的诗里，没有崇高，没有英雄，没有历史巨变，只有烦琐的日常事务和卑微的世俗人物。然而，恰如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在这卑微和琐碎中，有真的历史，所以评论家将安遇的诗歌称为“稗史写作”，“稗史写作的最大意义在于保存历史中那些鲜活的、赤裸的东西，并让我们对某种穿戴整齐的记载始终心存狐疑”。
安遇的诗歌之所以呈现为“稗史”的面貌，源于他特殊的生存境遇，而这境遇又是与他的人生态度密切相连的。安遇是红色时代的过来人，但他非常难得地保持了个人独立性，警觉地与大一统主流神化叙事保持距离，不愿加入到时代大合唱中去。在安身立命的职业上，安遇是一个成功地从农村走向城镇的文化人，有着体面的社会形象，但他是谦卑的，他立足于脚下的土地，把自己视为草根阶层中的一分子，乐于和那些世俗的、卑微的人掺和在一起，对他们的琐事充满关切，与他们声气相通，同喜同悲，“王哥不和我们喝酒打牌吃茶了/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些什么/但这不怪王哥/因为大家知道，王哥当官了”（《王哥》），在这些“我们”中，就有安遇的身影。告别久居的城市，回到乡下老家，安遇会和院子里不相熟的孩子们在瞬间打得火热，“我把我的故事讲得半真半假/让那些爱笑的孩子傻笑/看我不像英雄/也不像坏人”（《回家》）。世俗草根阶层的身份认同是安遇作为诗人的一大优良品质。安遇开始写诗时，差不多是常人“老大徒伤悲”的年龄了，距今不过二十年。然而“功夫在诗外”，安遇能以如此年龄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骄人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一身份认同。
及物写作是一把双刃剑，作品固然不大会流于空泛，却可能黏滞于具体的人事，从而显得狭隘局促。安遇的作品以乡土为题，但当草根视角与他的现实精神相结合，就超越了题材的限制，道出了隐藏在社会和人性深层的秘密，作品由此增添了难得的批判意识，呈现出不一般的气象。因此，他的诗歌被认为“朴实而深含哲理”（杨远宏《诗歌地图上的小诗——评〈带着诗歌地图旅行〉》）。与那些一味赞美其淳朴的乡土诗不同，安遇并不美化现实，他笔下的乡村不是乌托邦式的家园，其中也有贪婪，有放纵，有丑恶和血腥，有巧语欺诈，有杀人越货。“夜有多宽广场有多宽/夜有多深欲望有多深/欢乐的可怜的人啊/天黑以后，从窗口溜出去/像鱼一样/像豹子和狼一样”（《夜广场》），“走出茶楼，小镇的黄昏正在接近钱财之类/爱情之类和血迹之类/我不能确定的事物”（《郪口镇》）。安遇还看到了时间会让人遗忘伤痛和仇恨，“老地主的子孙在革命者的队伍中行走，回过头来/远看是这样，近看还是这样”（《石马乡·罗都复庄园》）。人性有恶，社会就有了层次，就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别。《不知道是秋天了》以祥林嫂一样的啰唆将现代社会底层人物的感受表现得刻骨铭心。他们在这个感官、物质的时代紧张，茫然，无所适从，“现在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你看先是春天来了/我们不知道春天来了，后来一转身一抬头/被更短的裙子吓一跳，还没明白过来又是夏天了”，经过一年的忙碌，他们一无所获，“你看现在又是秋天了，我们不知道秋天了/空旷的屋子只剩下你和我争吵不休/有收获的人，他们早走了”。安遇曾说，“我的诗写作有一种对现场的向往，却总是无法抵达”。其实安遇谦虚了。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出了社会和人世的真相，我以为，他不仅抵达了现场，还超越了现场。
“稗史”作为一种“史”，自然以追求真实为第一要务，但写史者也能在真实之中融入自己的诗心，《史记》的史书性质并不妨碍它成为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安遇的情感丰富细腻，他的诗歌既是现实的，又是主观、内省的。他以一个草根人的视角观察、记录外部世界的时候，将自己的情性和思考灌注其中，把作品锻造成别具一格的“这一个”，作品不再是对客观事实的干瘪记录，而是笼罩着个人浓郁的抒情气氛。作为乡村诗歌，他的诗中自然不缺少欢乐，少不了有“喝小酒”、开荤玩笑的时候，然而，由于他强烈的同情心和悲悯的情怀，萦绕在他心头的，更多的是人性之恶和生老病死等种种异己因素。因此，他的诗歌更多地呈现为深沉的忧伤，悲、愁、苦、怨才是他的诗歌的主要氛围，“这是春天，也是怨妇/她就站在老房子的屋檐下/看桃花是一场疾病/雨水也是一场疾病”（《这是春天》）。他的所见也往往不在于乡土表面的宁静和欢欣，“突然的唢呐声/小河一样明亮/迎亲的队伍/吹打鲜艳的天空//四季花轿/摇晃喜庆日子/抬走美丽的小嫁娘/大地三起两落/翻过山冈//娘家人占据村口/母亲，回到高高烛台”（《突然的唢呐声》），人们只看到婚庆的欢乐，诗人却从另一面注意到了女儿的留恋和母亲的失落。
当代诗歌写作为了表明自己的存在，往往不惜铤而走险，在理念上采取非此即彼的过激态度，对一种创作手法，或者捧杀，或者棒杀。安遇却是友好的，他懂得在不同的理念间达成平衡。他把古典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处理得颇为成功，古典诗歌的因子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他的人格，并在作品中倔强地显露出来。“那就是桃花呀，一声小小的惊叫/为我保留了生命的节日”（《那就是桃花呀》），春天搅起了诗人的情感，他感受到自己生命的韵律与外部世界的一致，二者实现了无物相隔的贴合，这明显是传统诗人“兴发人格”的体现（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后来的雨水/真实的雨水/被音乐照亮的雨水/前朝的雨水/民国的雨水/在远了的炮声里/在天长草深的文字里”（《天井》）。此类穿越时空凭吊古迹抒发幽思的作品还有许多，如《高堂》《牌楼》等。“他说他就是前朝那个劫匪，正从山上下来/看见码头上，谁家的小姐站立风中/落难的秀才揖别船头”（《郪口镇》），后两句中强烈的悲怆意味，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几百年前那个在秋风中登高望远的消瘦的诗人。
对于古典诗歌的吸收，安遇绝非食而不化，他的作品不是对传统一成不变地因袭或机械地组装拼接。传统是作为一种有机因子隐含在作品里的，经过了现代转化，具有新的生命力。那些凭吊古迹一类的诗歌，明显是一个现代人面对古迹的情思，在古典趣味之外，时代气息并未缺席。《郪口镇》中的离别忧伤与前面的“劫匪”相遇，生成的是民国时期遒劲苍凉、充满血与泪的川中文化风格，不复为明清时江南的佳人才子柔情。又如，“把手放下，就是把什么都放下/那天，你那样平静，就像那个黄昏/在青山落日之中，有人在天黑前匆匆赶路/最后的人间，有狗吠传来，有人大声呵斥孩子/抱柴火回家，就在那个时候，你平静地走/你让我们后来一直相信，那天我们看到的/好像你真的是，放心地走了”（《最后的人间》）。这真是一幅祥和的图画，里面有家的温馨，有炊烟的亲切，逝者的离去似乎万事俱了，亲人无需痛苦。然而，这田园的宁静被末行“好像”一词打开了缝隙，暗示着逝者掩藏在平静外表之下的担忧。从含蓄蕴藉的品格和虚实相生的手法来看，这像是一首古代田园诗，但鲜明的世俗气息和强烈的内在冲突又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是一件现代作品。
安遇曾自我表白，“我是一个活得既封闭又奔放的人，不管自己的内心有多少困厄，我都深爱着这个纷乱的世界，而诗就在其中”。解读安遇诗歌的过程，就是走进他的精神世界的过程。他的作品中悲苦伤感的情调其实就是他本人赤子情怀的流露，他对人性丑恶的批判也未尝不是他的自我反思，这一点只要和现实中的安遇稍有接触就会明白。现实中的他谦和简淡，虽然也生活在这尘俗之中，但他认为“在什么地方我们走得太远了”。他希望有一天，“今夜，我要在这里住下来/和古镇的安宁，做灵魂的生意”（《平乐，今夜我在这里住下来》）。“灵魂的生意”是安遇的一贯志业，他走在世俗的川中乡村，日日经营着这生意，而他的诗，便是这生意的文字呈现。
2009年10月12日
（原载《山花》2011年第8期）
